任远远：我爱西柏坡

任远远，任弼时之子。

这是他后来回忆西柏坡生活的一些往事。

1948年3月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告别了陕北，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到达晋察冀解放区。

我是跟随父母和党中央机关一起来到西柏坡的，那时我才7岁多。从延安撤出后，经过一年多的转战行军，来到西柏坡就像又回到了延安。

西柏坡是背依柏坡岭，面向滹沱河的一个小山村。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苇子地，散发出特有的苇香，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渠，哗啦啦的流着水，吱吱呀呀的水磨声把山村气息点缀得更加浓厚。

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5位同志都住在西柏坡的大院中。我们家是大院中一个南北狭长的小院。北房两间，其中东边是父亲的办公室，另外一间是父母的住房，两间房子有门相通。我住在西房，房中那只仅5瓦的电灯照耀着我童稚的年华，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亮。

我们家小院的东面，只隔一条小走道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小院，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西面是毛泽东主席的院子，再向西不远是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早来一年多的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的院子（后来朱总司令搬到后面新盖的窑洞式房子）。他们的院子前面有一块麦地。

到西柏坡不久，我进入“西柏坡小学”，在这所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里，只有两位老师教着我们这群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十几个孩子。课堂上的情景是现在小学生所无法想象的。课余我们经常上山挖云母，因为听说云母可以制造肥皂盒，所以我们挖出的云母都装在纸盒中精心地保存着，这是我们小朋友的一大乐趣。有的还带到了北京。

当时我母亲患病，要动手术，西柏坡小学的涂老师把自己腌制的咸蛋送给母亲吃，母亲也送她一些东西表示感谢，那时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是鱼水情深。

朱总司令比我父亲大18岁，但在漫长的共同革命历程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使他们亲如兄弟。星期天或晚饭后，他们经常去河边和山林垂钓、漫步。苇子地旁，水渠边，滹沱河畔都留下了这对老战友的足迹。

徐特立老人身

患重病，朱总司令和我父亲来到西柏坡附近朱壕村徐老的床前，深切慰问这位在革命最困难时刻表现出最大决心和勇气的老战士，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亲眼看看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在延安时就已发现患有高血压症。经过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病情更趋严重了，为了他的健康，同志们劝他尽盈节劳，适当休息。夏天，我们一家去东柏坡的小河旁歇息，河水浅浅的，有的地方只没过脚面，我们在河里趟水或坐在岸边，享受着大自然的美。

一天，我随同父亲去散步，走到一家农户房前，父亲钻进了矮小的房中，询问他家土地改革前后的生活情况，在那间小黑房子里和农民拉起了家常。我在外面都等急了，父亲出来后，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在那间又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谈这么久？父亲沉思着回答：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我们这么大一个机关住在这里，他们把好房子全让给了我们……他们的生活太苦啦。接着父亲又深有感触地自言自语：“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西柏坡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书记处的5位同志在这里工作是极其繁忙的，特别是三大战役期间真是日理万机。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工作，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和我父亲到他那儿开会，研究制订和指挥三大战役及筹备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夏天他们围坐在毛主席前院的石磨旁，天冷时则在毛主席办公室里开会，一开就开到午夜以后。

在我重兵威慑下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来过西柏坡。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际，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商谈建立新中国前后的有关事宜。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都和他进行了长谈，父亲休息的时候还带我到米高扬的住地看望他。米高扬随身携带的一台当时看来很小的收音机，他说性能很好，可以收到莫斯科的播音。

毛主席有时也到苇子地的清静处去休息，这时我也挤上车去，毛主席见到我就说：“小政治委员”也来了。

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我在西柏坡经历了近1年的时光，许多事是难以忘却的，而

其间有一件事印象尤为深刻。它的内容是30多年后我才知道的。

那是1948年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晚上在西柏坡大院露天看电影要穿着棉衣，演的电影都是苏联译制片。那次看电影我们先去，周副主席在电影开始前才来，他刚坐下电影就开始了。突然机要科的一个同志匆匆走来将一份文件交到周副主席手中，在手电筒的光下周副主席简单看了一下，转头跟我父亲耳语了几句，然后两人起身就走了。电影演完我回到家中，只见周副主席和我父亲还在父亲的办公室商量着，他们一边查看着地图，一边扳着手指算着什么。我想问个究竟，但父亲让我去睡觉。从他们的表情和当时的气氛来看，他们是在研究和处理一桩很突然、也很重要的事情。

30多年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才知道，原来周副主席和我父亲那次是在合计如何对付蒋介石准备偷袭党中央的十万火急的大事。当时，蒋介石眼看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在东北即遭覆灭，为扭转战局想乘我军在冀中空虚之机调集两个军的兵力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这个阴谋及时为我党地下情报系统获悉，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周副主席和我父亲研究的正是这个刚刚收到的绝密情报，随后中央迅速作出周密部署，赶调部队并紧急动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将来犯敌军从定县以南赶回保定以北，敌人的阴谋遂告破产。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历史长河呼啸奔腾而去。西柏坡的时代距今才40年，延安时代距今也不过50载，无疑这些光辉的历史是需要珍惜的。

尽管离开西柏坡已40年之久，我已适应了繁华而嘈杂的京都生活；尽管历史又增添了许多悲喜交加的章节，时代又经历了有待后人去评说的变迁；尽管有些历史还需要归真返璞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但这一切从未淡漠我对西柏坡的深深眷恋和美好记忆。

在这里我仿佛看见祖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我们的人民则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十分丰富的生活。

我爱延安，因为我出生在那里，那里的山河与人民养育了我；我爱西柏坡，因为它和延安一样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延安人，我是西柏坡人……

——摘自《西柏坡纪念文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