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的诞生
1949年的春天，西柏坡再次迎来了一场盛会。中共党内的革命精英齐聚西柏坡，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性胜利之际，共商决策大计。也许很多人还对不久前召开的“九月会议”记忆犹新，可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仍让人无法抑制澎湃的心情。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共19人。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有：李井泉、杨尚昆、傅钟、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共12人。共计65人。全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城市工作会议”、“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
早在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正式下达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上说：“二中全会定于三月一日召开，会期五到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不过，正式开会时，地点还是选在了西柏坡。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阎长林回忆说：
各地区各战场的党政首长，都陆续赶到西柏坡。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有的是乘火车到了石家庄，然后换乘汽车再到西柏坡的；有的直接乘汽车到的西柏坡。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
来到西柏坡，首长们个个兴高采烈，眉开眼笑，为互相见面而高兴，也为战争的胜利而高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打了三个大的战役，消灭了国民党部队150万人，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有的首长第一次到西柏坡，对党中央五位书记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挥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赞不绝口。因为西柏坡的条件的确比较差，住房尤其紧张，尽管有关部门做了准备，还是难以解决，只好在一个房间里摆几张床，住得很挤。工作人员向首长们解释，首长们就说：“毛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从东北赶来的王稼祥夫妇被安排在朱德、康克清夫妇的石头窑洞里。这个窑洞距离毛泽东的窑洞仅有几步路。安顿好后，王稼祥夫妇迫不及待地去见毛泽东。他们已有四年未见面了，一相见，竟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默默地、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
过了半晌，毛泽东开口说道：“稼祥同志啊，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吧！”
“谢谢主席关心，我的身体已无大碍，不会轻易垮下来的。”王稼祥感激地望着毛泽东回答道。
“嗯，你在东北局的工作很出色，值得表扬啊！”毛泽东吸了口烟，继续说道，“我们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定都的事情迫在眉睫。自古以来，各朝各代都选择西安、南京
、北京作为都城，你看我们定在哪里合适呢？”
王稼祥想了想，说：“我看，北京比较合适。”
“说说看。”
“我个人认为，北京离苏联和内蒙古共和国近一些，可以多向他们取经，而且没有边界骚扰的困扰。南京太靠南，西安又太偏西。”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笑，点头说道：“嗯，还比较有道理。”
为了保证各位首长的安全，由周恩来亲自抓保卫安全工作。他带领人在西柏坡和东柏坡专门安排了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防空高射炮。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说：“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
大会正式在3月5日开幕，会场就设在西柏坡机关食堂的南半截。整个会场布置得简洁、朴素而庄严。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上面摆放着几张铺着雪白桌布的条桌。不过，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让人撤了自己和朱德的画像，改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四位国际伟人的头像。
下午3点，毛泽东穿着新棉服，面带笑容，从容走上主席台。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随即在主席台就座。会上，毛泽东指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为城市，分析了当前国内的经济状况，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全军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又从农村转向城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