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不久，在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一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就企业而言，就是要求企业降低成本，减轻税负，提高发展能力，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引领企业向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债务压力加大，许多企业进入以债养债、以贷养贷的“庞氏融资”，企业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有些甚至归还不了利息，进入了从债务到通缩的恶性循环，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且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重负。

另外，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等行业和领域，也存在着很多短板和不足。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力图保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但不论是2009～2010年的“四万亿”，还是目前的投资刺激，均收效不佳。企业不愿投资、过度负债、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多、利率低不敢放贷，银行超额储备率上升，这些情况表明货币宽松并不能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只会推动资产价格膨胀。

人们在思考，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否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的缺陷，即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如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生产出的产品社会不需要，造成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企业还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单纯地提倡需求是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复苏。

不难看出，目前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无法适应社会消费升级的结构需求，社会是否应该从强调需求转向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的供给，答案是肯定的，应从调整经济结构出发，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消除多余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为产业升级创造空间，恢复人们的投资信心。而近期中央多次提出的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和对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重要位置，许多国家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较大效果。

但是，随着社会人为地扩大需求，导致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严重失业，出现了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

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产生的供给学派，他们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提出相反的论点和主张。反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基础上发展出新供给主义，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当前，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速逐步回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究其原因，其中政府、国企和金融体系长期对GDP分配力量的日益强化，导致流向企业和城乡居民部分的减少，使其投资和消费能力下降；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等金融体系，由于负债率高，国企产能过剩和结构转型困难，使政府、国企投资和银行大规模地向国企放款受到阻拦，而政府、国企和银行的三公消费在反腐倡廉的影响下减少，再加上人口逐步老龄化和出生人口减少等原因，社会总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幅，从2011年后开始下行。

在经济下行压力的挤压下，城乡居民和许多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流量被挤出，使消费和投资能力减弱，现在，居民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过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却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进而影响了消费和经济增长。

有专家认为，经济核心的问题还是经济内部增长动力和活力的问题。其是否产生效益，产生现金流，如果企业本身是僵尸，你再刺激也不会出现所预想的效果。比如，大多数企业已经是僵尸，其本身已经失去了创造价值的能力，货币方面尽管有多轮刺激，只是增加了债务，生产的产品不是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只有库存积压。过多的过剩产能，银行还继续放贷，机构还是去买它的债券，它得到融资后，还只能生产卖不掉的产品。债务进一步扩大，市场不能出清，包袱更重。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其破产清算，或者让更有效率的机构介入进行重整，把劳动

力、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地方，这样才能让经济再次焕发活力，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

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思路，可考虑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经济政策上入手。从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学派的供给侧管理，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依据的理论和思路都要变化和转型。

所以，通过供给侧管理，旨在通过鼓励企业创新、促进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税费负担等方式，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减轻企业负担，推动经济发展。

三

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会上强调2016年要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必须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用创新供给带动需求，用扩大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促共进。

在供给方面，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继续扶持小微企业，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

在需求方面，以优质的产品、丰富的新业态、便利的服务，引领消费需求，继续支持信息、绿色、旅游等领域的消费发展，在消费升级中释放需求潜力。

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指明了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和先行领域的政策发展趋势，使今后的宏观调控思路更加清晰，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内部有许多新兴产业动能没有激发出来。从内外环境来看，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依旧具备中高速发展的能力，但关键是要激发潜力。对于供给端严重滞后的问题，要通过新供给结构性改革，盘活老需求和过剩需求，创造新的需求才能解决。现阶段对于新供给改革应避免炒概念，避免将其理解为新计划经济，避免将需求与供给对立，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改革。

为此，许多专家指出，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虑。在宏观层面，推进改革要着眼于政府自身，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管理方式，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财富、创造潜力的良好环境，并使各类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利于存量资源不断优化重组，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在微观层面，要着眼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着力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使各类要素能够便利地进出市场，自由地创造价值，自主地实现价值，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

对于过剩产能如何解决，专家们认为，用行政手段造成的过剩必须要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例如因房价上涨过快，连续多年增加房地产用地供应，带来了库存的严重过剩，因此政策要针对需求的用途变化做部分改变；例如将现有存量住房用地改变用途，增加健康产业、养老、旅游等业态。

另外，供给侧改革对央企和国有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许多专家认为，在不同历史阶段，供给矛盾的单位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从供给角度看，就是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通过创新引导需求，分配驱动，解决有效需求问题，从多方面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

长期以来，依靠传统的增加成本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老路是越走越窄，效益不高、效率也不高。而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政府开支，来填补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缺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也是走不通。所以，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政府的角色就十分重要。我们认为，改革中政府做的首先是要扫清障碍，建立有利于提升效益的制度，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出现巨大波动的时候用总需求管理平滑它，微观层面的决定留给企业，留给消费者。有些东西需要政府去引导的，政府一方面要放松对供给的限制，另一方面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去推动供给的变化。

另外，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政府的行政干预要减少，放权应该更多，垄断领域或者垄断环节要逐步消除，要更少的市场准入限制，更低的进入门槛，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更均等的要素价格，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更强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等。

在解决供需矛盾需求时，供需两端都不可偏废一方而单独依靠另一方，解决问题不能简单地压缩需求或者压缩供给，而是互相协调共同促进。但在某个时期可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有所侧重，而当前就需要提高供给的层次：一是产品研发投入要增加；二是提升装备水平；三是创新商业模式；四是要保证好的市场环境；五是解决投资动能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来推动供给侧改革。

四

当前，中国要想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三项原则，并要转变以需求调控为主的传统管理手段，正视和解决需求和供给错位这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要转变思路，积极利用减税、结构性调整和简政放权等多种手段。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勇气和定力，将改革进行到底

，开启中国经济新一轮上升周期。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行“供给侧改革”要强调从供给侧入手，解决人们对中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迫切需求与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中低端产品不相匹配的矛盾。确保有效供给能够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推动经济体系稳健化出清，完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在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制度供给上多管齐下，优化总供给函数中的相关参数，提升总供给的规模、质量与效益。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口质量红利。要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视人本型城镇化，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梗阻，实现人尽其才。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实施跨越式自主创新，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重铸经济增长新动力。同时，还要优化教育结构，积极借鉴国外经验，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共同发展，高端研究人才与应用技术人才协同培养，助力产业结构高端化。

第四，重视制度供给的作用。要强化法治建设，将潜在矛盾化解于制度框架之内，降低微观主体的交易成本，为创新驱动和市场化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五，宏观政策要托底，实现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牢牢守住社会风险底线。首先，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有效化解潜在通缩，为新兴行业及时输入新鲜血液。其次，积极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如发放贷款要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和居民消费的地方，而不是其他支出。再次，逐步完善激励相容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懒政怠政”，有效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消费和投资，其间亦能使民生得到改善。最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收入分配。切实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微观环境重构过程中失业的劳动力做好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守住社会风险底线，确保结构优化改革与宏观大局稳定之间能够达到有机平衡。

第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要将财政政策扩大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转向以减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主。每降低一个点的融资成本，就会有几十万家企业从盈亏平衡点上变为盈利，每降低一个点的税收就会有上百万家企业获得新的生机。通过减税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发展小微企业，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从而激发微观经济活力。

第七，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应当把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提供服务、满足升级的需求作为工作目标。比如说，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市场效应传导给企业，让企业主动去生产（增加供给），以需求倒逼供给升级。政府还可以利用宏观调控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第八，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机制，推进产能优化重组，完成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重构，稳步实现市场出清。首先，逐步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领作用，使其向能够产生最优产出的领域流动，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其次，重构国民经济微观基础，坚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决心不动摇。因刚性兑付与预算软约束，很多低效企业占据着大量的资金与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优胜劣汰之功，尽快建立低效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加快对产能过剩、高污染与高能耗等旧业态的淘汰重组，为新业态成长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另外，企业要重视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对企业生产全流程有充分的掌控，要深入了解、统计、整合、消费者的需求。让消费决定生产、消费决定价值、消费决定流通、消费决定服务，充分利用供、求两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杜绝“供需错位”。

第九，“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因此，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的重要办法。在消化房地产库存时，可以采取给政策、去限购、零首付、给户口、退税等办法进行。

简而言之，中央多次提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近期中国经济领域谈论最多的火热话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明朗化，我国传统制造业优质企业产能有望快速提升，市场活力得到激发，使得新供给能够迎合新需求，将不断提升潜在的经济增长力。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供给侧改革”成为各界关注的新焦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未来会更多侧重于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和财税制度改革等基础性的体制机制改革，会涉及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今后，人们会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逐步展开和实施，“供给侧改革”将成为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