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人生真好玩儿（《开讲啦》）

我的名字叫蔡澜，为什么叫蔡澜呢？因为我是在南洋出生的，我爸爸说：“你就蔡南吧，南方的南。”但是我有一个长辈，名字里也有个“南”字，所以说不好、忌讳，就改成这个波澜的“澜”字。古语也有云：“七十而不逾矩”，“不逾矩”就是不必遵守规矩，一下子就活了。

人生真的不错，真的好玩啊。有两种想法，你如果认为很好玩就好玩，你认为不好玩就不好玩。就像你出门，满天乌鸦嘎嘎嘎地叫，这个很倒霉。但是你想，乌鸦是动物中唯一会把食物含着给爸爸妈妈吃的，这种动物很少，包括人类也少了。所以说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把人生看成好的，不要看成坏的，不要太灰暗。我最喜欢跟年轻人聊天，因为自己心态还算年轻，我可以跟他们沟通。但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还是跟我有一点代沟，就是我比他们更年轻一点。尽量地学习、尽量地经历、尽量地旅游、尽量地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

我喜欢看书，我喜欢看很多很多的书，什么书我都看，小的时候就看《希腊神话》，喜欢看这些幻想的东西。我也喜欢旅行，一旅行，看人家怎么过活，眼界就开了。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去看外景，有一个老头在钓鱼，西班牙那个岛叫伊比沙岛，退休的嬉皮士都喜欢在那边住。这个老嬉皮在那边钓鱼，我一看前面那些鱼很小，我一转过头来，那边的鱼大得不得了。我说：“老头，那边鱼大，为什么在这边钓？”他看着我说：“先生，我钓的是早餐。”没错，一句话把你的人生的贪婪，什么都唤醒了。

在旅行中间，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人生哲理。另外的一次，在印度山上，当地个老太太整天煮鸡给我吃，我说：“我不要吃鸡了，我要吃鱼呀！”那太太说：“什么是鱼？”她在山上都没看过。我就拿了纸画了一条鱼给她，说：“你没有吃过真可惜呀。”老太太望着我说：“先生，没有吃过的东西有什么可惜呢？”都是人生哲理。

我出道很早，我差不多十九岁已经开始做电影的工作了。那时候跟一些老前辈一坐下来，一桌子十二个人，我最年轻。但是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想有一天我会是在座中最老的呢。果然，这个好像一秒钟以前的事。我昨天晚上跟人家去吃饭，我一坐下来已经是最老的了。所以不要以为时间很长，就是这么一刹那就没了。

提到墨西哥，我在墨西哥也住过一年，去到墨西哥的时候，我看有人家卖爆竹烟花，我想去买来放。我的朋友说：“蔡先生，不行，不行啊，死了人才放的呀！”为什么死人要放烟花爆竹，其实他们那边的人生活很辛苦，人很短命，跟死亡接触得很多。那么一接触得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死亡这件事情变成一种欢乐的事情呢？那为什么一定要生着才庆祝嘛，人死了也是可以庆祝的。

我认为年轻人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心的话，总有一天会做到，这个就是年轻的好处。在玩乐中体验人生，在平常的烟火气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我到一个餐厅去，我吃了很好吃，我就写文章来推荐给大家。因为做生意的确不容易，我不会随便骂人。至少呢，我写的那些文章人家拿去，彩色放大了以后贴在餐厅外面。你到香港去看好了，通通是，总之做什么事情都要很用心去做，样样东西都学，有一本书教你怎么做酱油的，我也买回来看。像我，我也练书法、刻图章，学完了以后，学多了就样样东西是专家，所以，人的本事越多越不怕。

我有一天坐晚上的飞机，深夜的飞机多数会遇到气流，这次飞机很厉害，就一直颠、一直颠。颠就让它颠吧，而我就一直在喝酒。旁边坐了一个澳洲大佬，一直在那抓，一直怕，一直抓，一直怕。好，飞机稳定下来了以后，他看着我，非常之满意地看着我。他说：“喂，老兄你死过吗？”“我活过。”

年轻人，总要有点理想，总要有点抱负，总要有点想做的事情，那么要做就尽量去做吧！

蔡澜：我们都是对生活好奇的人（《鲁豫有约》）

我的方向就是把快乐带给大家

很多人会很羡慕我的人生，但是，不用羡慕，实行去，谁都可以的。

我在北京常吃的就是那几家饭店，吃羊肉，因为到了北京不吃羊肉不行嘛。北京就羊肉做得最好。

有个地方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到每个地方去，都有一些当地喜欢吃东西的朋友，而且你看过他们写的文章或者发表过的微博你就会认识。认识这个人，那么就到那边去找这个人。信得过了，那么他就介绍这里好或那里好。

好吃的东西我当然喜欢吃，但不好吃的东西，我也可以学着去吃它。好不好吃，你没有吃过，你没有权利批评。但试过了以后知道不好吃就不吃。

去国外的话，如果遇见什么都不好吃的情况，那么宁可饿肚子。比如，有一次我在伦敦街头，肚子很饿了，走来走去都是这个M字头的店。我死都不肯进去，多饿我都不肯。

后来碰到一个土耳其人在卖那个一块一块小肉，用刀切。我就终于有东西可吃了。

吃饭是有尊严的，宁肯饿着，不好吃我就不吃。

我从来不会把吃当成半个工作。

我有一个写了几十年的专栏叫作《未能食素》。有一天我说，哎，旅行的时候也要我发稿？别的文章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写，只有这一篇东西不能够，因为你离开了很久，你没有吃过那个餐厅，你不能乱写。

我这一生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做到很任性地生活。倪匡先生也讲过，不能够想做就做，可以不想做尽量不做。想做就做，天下大乱了。

我想做的事就是我的方向，我的方向就是把欢乐带给大家，一方面又可以赚钱，尽量不要做亏本的事情，我现在这个年纪还做亏本的事很丢脸的。

我最得意的发明是和镛记老板甘建成先生一起还原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二十四桥明月夜”这道菜。

这道菜的来源是：黄蓉要求洪七公教武功，洪七公说你煮一个菜给我吃。黄蓉说，吃什么？洪七公说，吃豆腐。怎么做呢？要把那个豆腐塞在火腿里面，那么这个怎么做呢？书上没有写明。因为这里（镛记）有个金庸宴，我就跟这里的老板甘先生一块去研究，研究完了我们就把一个火腿切了三分之一，然后用电钻钻了二十四个洞，再把豆腐放在里面，用盖盖起来拿去蒸。因为火腿的味道都已经进入到豆腐里，所以，这道菜只吃豆腐，火腿弃之。

金庸吃了之后，表示很喜欢。

除了金庸小说里的菜式，也试着还原过其他作品里的菜，比如《红楼梦》以及张爱玲的一些小说，但是，最后弄出来的菜，其实都不好吃。

我喜欢的是欣赏

我做监制就是邵逸夫先生教的，他说你要是喜欢电影的话，你就要多接触电影这个行业一点，你如果单单是做导演的话，那么这部戏你拍完了以后就剪接，时间紧，牵涉到的范围比较窄小，你如果做监制的话，任何一个部门你都要知道，做监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懂的事情多了以后，你就可以变成种种的部门，你都变成一个专家以后，你的生存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可以去打灯，可以去做小工，总之你的求生的技能越来越多，你的自信心就强起来了，都是这样。

邵逸夫先生之所以给我这么多机会，一方面因为跟我的父亲是世交，另一方面还因为他觉得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能看到当年的自己，觉得我是适合做这一行的。他是喜欢我的，所以他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我听。

但并不是因为邵先生的关系，我一上来就要管很多人、很多事，也是要像新人一样从头开始，去学习，学习了之后才可以去做。

我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是从拍外景开始，像张彻先生来拍《金燕子》，我不是整部戏参与，就是外景部分罢了。从那里学起，一直学，跟这些工作人员打好关系以后，我就开始自己拍戏。我跟邵先生讲，你们在香港拍一部戏要一百万，七八十万，我这里二三十万就给你搞定了，你们拍戏在香港拍要五六十天，我这里十几天就给你搞定了。那时候是越快生产越好，因为工厂式的作业，所以他也就听得进去。他说那你就拿这笔钱去，你就去拍，那么我就在开始在日本拍香港戏，请了几个明星过来，其他工作人员都是日本人，拍完了以后就把它寄回去，就在香港上映。所以在东京拍香港片子就算是外景，也不能够拍日本外景，都要拍得很像香港，模仿香港，所以看到富士山也把它剪掉了，不拍的。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但我必须要掌控全局，没别的办法，就学，学习的过程从犯了很多错误开始，但犯错误不是坏事情。

我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求很高，所以我曾经一度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炒了鱿鱼，只剩下我一个，重新开始组织。就是因为拍一部片子的时候，他们太慢。

没人了也没关系，再去组织就是了。

但这件事给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要炒人的话，从炒一两个开始，不要通通炒掉。

我对人对己都要求很严，尤其是自己，要从自己开始。

合作的那么多导演，都是一些很以自我为中心的怪物。没有一个我喜欢的，我都很讨厌他们。

如果让他们来评价我的话，他们会说中午那顿吃得很好。

那是香港电影最最好的时候，因为忙碌，不断地有戏拍。因为每部戏都卖钱。

但是也会困惑。因为没有自己喜欢的题材、喜欢的片子，像我跟邵逸夫先生讲，我说邵氏公司一年生产四十部戏，我们拍四十部戏但是其中一部不卖钱，但为了艺术为了理想这多好。这是可以的，你们四十部中间一部你可以赌得过的。

他说我拍四十部电影都赚钱，为什么我要拍三十九部赚钱，一部不赚钱？我为什么不拍通通赚钱的？那么我也讲不过他，结果就是没有什么自我了。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把工作完成，没有说自己想拍些什么戏，就可以拍，所以如果谈起电影的话，我真的是很对不起电影的。我对我这段电影的生涯，不感到非常骄傲，我反而会欣赏电影，我欣赏的能力还不错。我做监制的时候我就为工作而工作，常常人家批评我，他说你这个人，你到底对艺术有没有良心？我说我对艺术没有良心。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说我有，我对出钱给我拍戏的老板有良心，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些，我就交货给他们，我有良心的，我不能够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辜负的人家，拿了这么大的一笔钱，让我来玩，我玩不起。

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

但是没有后悔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你现在没有得玩，现在拍电影，好像大家都愁眉苦脸痛苦得要死，我很会玩啦，我会去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当年最好的酒，当年最好的一桌子菜，我都把它重现起来，女人我会重现，让她们穿最漂亮的旗袍，这些我会很考据的，把这部戏拍起来，在拍的中间，我很会玩，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被这个时代推着，你不给我别的机会，那我就从中找到别的乐趣。

我经过这种失意的年代，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书法。三十几岁吧，有一段时间很不愉快，不愉快，我就学东西了。

我学书法很认真地去学，书法和篆刻，刻图章，现在还可以拿得出来，替人家写写招牌。

内心是会郁闷的。当然郁闷时间很短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在书上也写过，干了四十年电影，原来我不喜欢干电影这行。

因为我喜欢的是欣赏，看，我不喜欢参加在里面，但是我会把自己变成一些大的玩具，就好玩，对自己的人生也有帮助，现在我欣赏电影就好了，不要再去搞制作，制作很头痛。

我做不了像邵逸夫那样电影大亨。我没有那种决心，很多很绝情的事情我做不了，很多决定我做不了。

比如你要很绝情地说，每一部戏都要赚钱，这个很绝情吧，我就不可以了，我说有钱就完了吗？

我不较劲，这个事情我做不好的话我离开一段时间，我试一个别的事情。

这点就是很多很多经验积累下来以后，让我离开，让我决定再也不回来。

我不遗憾，我知道遗憾了也没有用。我也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只是对工作要求高，我不怕得罪人，我看到不喜欢的我就开口大骂了。

在电影圈里面要找一两个性情中人不容易，都是很有目的地去完成一件事情的人。做导演的多数都是想着“我自己成名就好了，你们这些人死光了也不关我事”的人，这种人我不喜欢。

我最欣赏的人都不是电影圈的，像黄霑、倪匡、金庸、古龙。这几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共同点都是文人，都是对生活好奇的人，都是性情中人。

蔡澜：人生的意义无非就是吃吃喝喝（《十三邀》）

我来香港五十多年了，选来选去，还是这个地方比较好，因为有生活，有人的味道，像人。

这家菜场我常常来逛，它没有招牌，我就替它写一个招牌。菜，它新鲜的话，会跟你笑，下次你来，买我买我。从小开始到现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逛菜市场了。

我最想做的是拉丁族人，我认为活得最快乐的是拉丁民族。我以前很忧郁的，不是开朗的人，后来一旅行了我才知道，原来人可以这么活着。

我十几岁已经开始旅行了，去日本之前，我到过马来西亚，到过很多地方了。去日本的时候我又顺便去了韩国。后来又因为拍戏的关系，什么地方都去了。

那时候，和好几个好朋友，一面吃一面聊天，聊到天亮。那些所谓的忧伤，都很明白，我们都经历过。

说到读书，我看书喜欢所谓的“作者论”，就是把同一个作者的所有的书都看完，我认为这才叫作看书。著作很多的，就很难。我的书也不少，但很容易看，很正统又不是正统，所谓文学又不是文学，所以那些什么艺术界、文学界一定是把我摒出去的。我说，那就归纳成“洗手间文学”好了，一次看完一篇，如果那天你吃的是四川火锅的话，一次就看两篇吧。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看我的书，希望你轻松一点，快乐一点，就这么简单。

电影工作，一干四十多年，做电影不是容易事。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有多少老板亏本，有多少人在支持你，你才会成为“王家卫”？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你如果有太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话，不要拍电影，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它是一个全体创作，大家都有功劳。所以我开始写作，写作可以是我自己的。

我做人不断地学习。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看到炮仗、烟花要买来放，有人说，蔡先生，不可以，这个是有人去世才放的。我说，你们死人这么欢乐？是很欢乐，因为我们人很短命，我们医学不发达，我们还有一个死亡节。

所以他们了解死亡，他们接触，他们拥抱。

我开始想关于死亡，为什么要哭得这么厉害？为什么这样？我说学习怎么活很重要，但学习怎么死，特别重要。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去谈。“老是不面对，整个人就不成熟”。人都有一死，何不快活一世，笑看往生？

我们常常看别人，却很少看自己，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样，就往那一边去走。这其实是可以改变的。不要把那个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但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

吃是本能。我们常常忘记本能。

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吃得好的话自己高兴，对别人也好。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且健康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嘛。

许知远独白：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高度功利主义，什么都有目的，所以他做一个自由快活、享受人生的人，他知道这个时代所有的问题，他理解，但他选择不去直接地触碰它。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快活的人，风流快活的体面人，那也是最好的反抗，体面的背后事实上有原则，我觉得这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好处，特别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