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以及一些较小的派别。基督教的一派别曾于唐初传入我国，称为景教；又一个派别元代时传入中国，称可里可温教，两者都中断。天主教曾先后于元代和明末传入，特别是在明末清初之际，随着西洋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为罗马东正教的分支俄罗斯东正教，则是伴随着沙皇殖民者对华的侵略，而进入中国的。基督新派是在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到中国的。它们在清代宗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天主教

西方基督教最先来华的是天主教。明清之际，西方的天主教在欧洲失势后，便重整旗鼓，企图到东方发展宗教势力，以适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为资本主义列强寻找殖民地服务。这一时期，首批到达北京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接着是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天主教士来华后，在北京及内地各省以介绍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允许入教者保持中国传统的“祭孔祀祖”习俗为诱饵，广泛接触官僚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甚至渗入到朝廷，发展了不少教徒，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堂。清初统治者为了利用西洋科学技术和知识，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保护、利用的政策。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刚刚入京，被罗马天主教会任命为北京教区的负责人汤若望，就连续上疏清廷，提出“旧法历本大谬七条”[53]，希望按西洋新法制定《崇祯历书》，又说他的天主教是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本的，自称愿为新朝历法修撰工作服务。七月，多尔衮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法所修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顺治二年起，此历颁行天下，开始实行。十一月，顺治帝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为了嘉奖汤若望制定新历法的功劳，封他为太常寺少卿衔。“这样，他便由原来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了朝廷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直接掌管钦天监的先例。”[54]这表明西方天主教的势力已开始渗入清廷内部。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顺治帝极为宠信汤若望，尊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免去三跪九叩之礼。顺治帝常与汤若望讨论朝政、天文、历法、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问题，赐号为“通玄教师”，又晋为光禄大夫。顺治十四年（1657年），被革职的吴明炬首先发难，上疏控告汤若望的历法推算有误，试图挑起新旧历法之争，以此摧毁天主教的在华势力，但未得逞。顺治十七年（1660年），旅居京师的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杨光先，书呈礼部，控告汤若望借修清历行西洋新法，借西洋新法暗行邪教，蛊惑人心，特别是其妄图以西洋正朔取代中国的传统正朔。顺治帝去世后，由于康熙帝年幼，政权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鳌拜一向对天主教怀有偏见，又听信杨光先的一面之词，便下令将汤若望等人逮捕法办，后经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等才免于一死。

康熙帝亲政后，正确解决新旧历法争议，并妥善处理了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放宽对天主教的限制。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为了表示对传教士们的安抚和友好，首先让南怀仁重新主持钦天监工作，还在监内安置了一些传教士，并时常请传教士进宫讲学、绘画或从事各种工艺制作。此外，还让传教士参加测绘地形、绘制地图等工作。南怀仁一方面受命主持编修历书，铸造西洋新式火炮；另一方面则利用耶稣会士中国传教会副会长的身份，吁请欧洲各国派遣传教士来华，以扩大在华的天主教势力。意大利人闵明我，葡萄牙人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法国人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和刘应，等等，先后来华传教。南怀仁将他们依次推荐给康熙帝。由于这些国家的传教士大多精通天文、历算、舆地、机械工程、哲学、化学和外交，尤其是他们精通汉文、满文和拉丁文，很快就受到康熙帝的器重。这样，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二十一日，康熙帝颁谕，“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删去”。接着又为天主教正名，允许扩建教堂，进行传教。翌年，他颁布了著名的“康熙保教令”：“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55]于是各神父均“奉旨回堂”，自由传教。清廷的这一安抚和宽松政策，使得以后10年间，约有100名的耶稣会士来华，并在各地建立了200余座大小教堂，全国15个省区的教徒达30万人之多。这是天主教在华发展的较快时期，也可以说是天主教在华的黄金时代。由此可见，康熙帝对传教士的态度，除继承顺治帝对天主教宽容的政策外，更多的是想利用这批传教士的知识、技术和艺术才能，让他们以客卿身份为宫廷服务。

随着教会的发展，教士和教徒的猛增，一方面，促使西方科技、文化及天主教理论的书刊大量出版，例如，从崇祯二年（1629年）李之藻编印的天主教第一丛书，名为《天学初函》共52卷，到康熙三年（1664年），耶稣会士已经出版150余种关于算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天主教理论等汉文书籍。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国学术著作也被翻译成西文，流传西方，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年），耶稣会士柏应理回欧洲时，一次就带回中文书籍400余册，不久在巴黎刊印了《中国之哲学孔子》；耶稣会士卫方济用拉丁文译的《四书》、《孝经》、《幼学》和用拉丁文著的《中国哲学》等书籍，也都是在康熙年间，由巴拉革大学图书馆印行出版；仅在顺治二年至乾隆七年（1645—1742年）的97年时间里，中国学的书目在欧洲已达到262部之多。这表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清康熙中期以前的活动，对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社会知识和沟通中西文化是有贡献的。尽管这些传教士并不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好的媒介；尽管他们也未曾把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传给中国，但在当时，他们确实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使中国人能在封建闭关的帷幕中，多少窥视到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的踪迹；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警醒；对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6]

随着天主教在华势力的迅速发展，天主教内部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这一争论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清廷与罗马教廷之争。

早在西方天主教耶稣会第一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时，就深感孔孟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点天主教学说是无法取而代之的。所以，为了能使天主教在中国站住脚跟，以便传教，早期的传教士们就创立了一套“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传教政策。这一政策允许中国教徒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时，也可以敬天、祭孔和祀祖，为大多数西方耶稣会士所接受。而以龙华民为代表的另一派传教士却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的礼仪乃属异端之列，是偶像崇拜，这种礼仪习俗与天主教教义相悖，应坚决取缔。从崇祯七年到康熙三十二年（1634—1693年），这一争论主要在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之间，围绕着其传教方式的不同，而不断展开。自康熙三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八年（1694—1773年），该争论逐渐激烈、扩大，最终引起清廷与罗马教廷之争。

康熙年间，任福建教区的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下令严禁教徒敬孔、祭祖，并派两名传教士去罗马，向教皇上书。这时，康熙帝公开表示：“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强调礼仪问题不是宗教迷信。罗马教廷得知后，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颁布了关于中国仪礼决议案，规定了中国天主教徒不许敬天、祭孔和祀祖的“七条禁约”。“禁约”中讲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徒只能用“天主”二字，不准用“天”字和悬挂“敬天”之匾。在祭孔、祀祖时，教徒既不许担任主祭、助祭，又不许在旁站立，甚至不准入孔庙和祠堂行礼，不许将祖宗牌位留在家中。这一强盗式的“禁令”遭到中国皇帝及广大士大夫阶层的竭力抗议和抵制。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夏初，受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的派遣，主教多罗携带“禁约”抵达北京，传达、执行教皇教令。康熙帝在接见多罗时强调指出：中国人敬天、祭孔和祀祖的做法与天主教教义不悖，基督教的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通。敬天事君、祭孔祀祖是“天下之通义”，为中国立国之根本，绝对不能抛弃。并明确表示，在维护中国尊严和传统礼仪问题上，决不向教皇让步。同时康熙帝还宣布，在华的所有传教士必须恪守中国法律，凡是愿意谨守中国法度、长期留住者，可以领取永居票留在中国；否则一律限期出境，不准在华逗留。由于多罗不遵守康熙帝的嘱咐，在返程途中，于南京竟擅自向教民公布教皇禁令，而被逮捕，押送到澳门，驱逐出境。对于清廷的强硬立场，罗马教皇十分生气，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再度颁谕，重申中国的天主教徒必须遵守“禁约”，否则开除教籍。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再次派嘉乐作为特使来华，贯彻执行教皇教令。康熙帝也坚决地采取了强硬政策，郑重申明教皇的禁令与中国国情“大相悖戾”，故在中国无效，请嘉乐立刻回国，并宣布在中国必须禁止天主教的发展。同时告诫国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57]康熙帝也并非一概排斥传教士，宣布给情愿久居中国的传教士发放永居票，对愿意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采取保护和安慰的态度。

雍正帝对天主教持排斥态度。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上疏，认为西洋人在各省盖建天主教堂，暗地行教，蛊惑人心，对中国沿海发展实在不利。他主张将各省的西洋传教士，除一部分送往京师效力外，其余均遣送到澳门集中，各地的天主教堂也都改为公所，严禁天主教。于是，雍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限令传教士在半年或数月之内搬移。后来，在接见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等人时，雍正帝明确表态说：“朕不需要传教士”[58]，清廷也不准天主教堂在中国存在，更不许天主教肆意攻击孔孟之道。雍正帝坚决实行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受到空前的打击。在这一期间，全国200多座天主教堂几乎全被摧毁，近2000名耶稣会士被逐到澳门。

雍正末年到乾隆中叶，耶稣会士们采取秘密地下活动的方式进行传教，同时还在各地私绘地图，收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情报。对此，清廷采取了“严拿务获”的镇压措施。

由于清廷的严厉取缔和坚决镇压，使天主教在中国已奄奄一息。到了乾隆后期，天主教很难在华发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罗马教皇不得不正式下令取缔耶稣会，两年后，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正式宣告解散。

嘉庆年间，嘉庆帝继续对残存的天主教势力进行彻底清查。当时查明在京师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共11人，其中4人被遣送回国，7人允许留住。清廷规定他们的出入往来，都得由官府随地稽查。西洋人不准潜住在外省地，一经查出，一律递交广东遣令归国。所以，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二、俄罗斯东正教

作为罗马正教的一个分支，俄罗斯东正教进入中国，始于沙皇俄国殖民者对华的侵略。可以说，俄罗斯东正教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阴谋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为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政策服务的一种宗教，其传教士也都是蚕食东进、争夺霸权的急先锋。

康熙四年（1665年），原为沙俄流放犯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切尔尼戈夫斯基，杀人劫财逃跑后，纠集了包括伊利姆斯克堡的修道院院长叶尔莫根在内共84人，一起窜入中国领地雅克萨（俄译为“阿尔巴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有三座塔楼的四方形木堡垒，城堡内设有弹药库、粮库，聚集着俄籍的“亡命之徒”。切尔尼戈夫斯基在当地强征中国居民的实物税，并通过尼布楚（俄译为“涅尔琴斯克”）督军阿尔申斯基把该税送往莫斯科。康熙十年（1671年），叶尔莫根在雅克萨建立了一座“主复活”教堂，不久又在离雅克萨不远的“磨刀石”这一地方，建立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这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和修道院。从此，俄罗斯东正教披着宗教的外衣，配合沙俄政府拉开了侵华的序幕。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即位。由于沙俄不断地向雅克萨地区进行肆意干扰，康熙帝命黑龙江省将军萨布素包围雅克萨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军队以武力收复了雅克萨城。不久清廷与俄划定黑龙江界，立约七条，这就是《尼布楚条约》。在对沙俄侵略进行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曾前后共俘虏了99名俄入侵者，其中59名战俘送往北京。这时，清廷发布了一道处理战俘的命令：将这些俄战俘编在负责保卫京畿的八旗兵镶黄旗中，为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十七牛录），驻地定于北京城东直门内的胡家园胡同。清廷还为战俘中的军官分别赐予了正四品至正七品的官衔，赐给房屋、土地，隔一定时间发放津贴；又将胡家园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所（“圣索菲亚”教堂），由战俘中的东正教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主持。康熙三十三年（1695年），俄罗斯正教会派人送来教会证书，将该教堂正名为“圣索菲亚”教堂，北京人称之为“罗刹庙”或“北馆”。从此，俄罗斯东正教的势力伸向了清廷统治的中心。也正是清廷当时对这批俄战俘和俄东正教的仁慈、宽容政策，使中国此后遭受到了东正教二百多年的骚扰和祸害。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彼得一世对其在雅克萨城的失败，并不甘心，伺机卷土重来。当他得知清廷在北京允许这批战俘有自己的教堂时，十分振奋和得意，就企图以北京的“圣索菲亚”教堂为据点，作为窥视清廷政治、经济、军事动向的窗口。康熙三十一年（1693年），沙俄政府派遣荷兰族大商人伊兹勃兰德·义杰斯作为使节，来华对《尼布楚条约》第五款进行有关细节问题的谈判。临行前，沙俄政府指示义杰斯探明中国边界防务，以及外交、经济、军事等情况。义杰斯率领约400人的商队到达北京后，受到康熙帝的接见。随后，理藩院在给义杰斯的信中，对有关事项作出了答复，准许与俄罗斯贸易，并对来华人员、期限等都作了限制。义杰斯在京期间，通过行贿，从耶稣会士处刺探出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情报。

为了实现沙俄的远东战略，彼得一世抓住康熙帝急于要派使节到土尔扈特蒙古部去的心理，趁机向中国提出允许俄国派遣修士大司祭来北京接替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的神职工作，并以此作为俄国同意中国使臣进入俄国境内的交换条件。康熙帝接受了这一条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彼得一世便派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和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修士辅祭菲利蒙、教堂辅助人员阿法纳耶夫等组成一传道团到达北京。这就是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从此，北京东正教由民间性质的宗教演变成官方性质的宗教，教堂成为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重要基地。为了扩大这一“窗口”的情报功能，俄国枢密院在致清朝理藩院的信中，要求清政府允许传道团的修士大司祭在北京自由居留，自由走访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他地方。清政府对于沙俄以经商和宗教为掩护的觊觎活动，在“天朝恩泽四海”的自大心理指导下，并不抱有警惕。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取得了定期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权益，取得了在北京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建立新教堂的权利。这样就使得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正式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雍正八年（1730年），沙俄政府在东江米巷建成一个新的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北京人称之为“南馆”。不久，“显圣者尼古拉”圣像由“圣索菲亚”教堂迁到“奉献节”教堂内，俄罗斯东正教在北京传道团也从北馆迁到了南馆。从此，“俄罗斯南馆”成为商馆、学馆和俄罗斯正教会驻京传道团等“三位一体”的住址，成为一个具体策划侵略阴谋的据点。俄罗斯正教会最高宗务会议自康熙五十四年至道光十一年（1715—1831年），共向中国派进了十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均住在这里。传教期间，传教士们大量地从事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情报的间谍活动，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及其政治利益服务。

据史料统计，北京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建立后的200多年间，沙俄政府向中国先后派遣传教士300多名，建立东正教堂300多座、修道院11所、独立教区6个、神学校20所、气象台1座。[59]沙俄政府向北京传教团提供的活动经费，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开始，由每年的6500卢布上升为16250卢布。传道团在中国兴办的企、事业共46处，拥有教会财产150万卢布。东正教势力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区，教徒（多为俄罗斯人或其后裔）总人数达338000人。[60]

东正教传教士在华活动期间，编译了大量的汉、满文书籍，如翻译了《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异域录》，编译了《中国丝织厂资料》、《中国地理手册》。写出了《蒙古志》、《西藏志》、《中亚各民族志》、《北京志》。并且大量收集和窃取我国各种文物和重要的图书资料，特别是从宫廷内盗走了《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俄罗斯东正教在华的传播是同沙俄积极准备侵华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英、法等国当时还没有取得在中国建立使馆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沙俄却能利用几个俄国战俘的宗教生活，通过派遣传道团的形式，在北京建立起一个具有外交和收集情报职能的机构——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这的确与其他宗教在华传播的性质大相径庭。从具体史料看，这些传道团的成员并不真正传教，而是热衷于“汉学”的收集、整理、分析工作，这些工作为以后穆拉维约夫夺取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61]

三、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新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也称耶稣教。它也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而来华进行传教活动的。

嘉庆十二年（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1782—1834年），带着伦敦布道会的使命（即学会汉语、编一本汉语字典及翻译《圣经》），来到广州。由于清廷对西洋传教士已存有高度的戒心和进行严密的控制，使得马礼逊的传教纳徒活动收效甚微。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年），他才在澳门一僻静处，偷着为一名叫蔡高的中国人洗了礼。不久，蔡高因此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道光三年（1823年），马礼逊在马六甲为广东人梁发洗礼入教。后来，此人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华人牧师。此后，马礼逊为传播新教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他把《圣经·新约》译成汉文，并在广州印刷出了千余册。他又与新教教士米怜合译了《圣经·旧约》，也刊印发行。另外，在梁发的帮助下，还陆续出版了由他修订和撰写的《使徒行传》、《神道论》、《耶稣教法》、《救赎救世总说真本》等书。使基督教的全部教义传入中国。马礼逊还利用《康熙字典》等书，编著了6卷《华英字典》，皆出版刊行，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有所贡献。[62]

马礼逊来华之后，其他一些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新教也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道光十年（1830年），美国的新教会——美部会，派遣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年）等来到广州。不久，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年）等人也陆续来到澳门、广州。他们在华期间积极地学汉语、习汉俗、广交士大夫，其目的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道光十二年（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该报的性质是向欧美列强尤其是向美国提供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机密情报服务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竟置清廷禁令于不顾，曾多次潜入中国沿海地区，刺探中国的军事情报。以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进行搜集情报的间谍活动。由于当时清廷的严密控制、封锁和禁止，至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总计不过十多人，所收教徒也只有数十人，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及活动受到阻碍，致使基督教会十分震怒，公开叫嚷：“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63]，纵容、鼓动欧美列强对华发动武装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