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以致出现了“士庶天隔”的局面。入隋以后门阀势力衰弱，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同时又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从而结束了门阀士族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到炀帝时，又创立科举制，打破了门第限制，为寒族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门阀士族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特权就丧失了。此外，隋朝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减轻赋税，吸引世家大族的属民为均田户，在经济上侵蚀世家大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注重门第出身的门阀等级观念动摇了。

隋朝短促，不久，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大批官僚士族被消灭了，作为他们经济基础的田庄，也多“通庄并溃”。许多奴隶、部曲、佃客、杂户在战争中得到了解放，比如李渊集团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部曲和奴隶，其中甚至有因军功而升至将军的。入唐以后，《唐律》规定：“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压为贱者，徒二年。”[1]奴婢、部曲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

唐代进一步推行均田制，从授田对象看，和前代相比，增加了杂户、官户和工商业者的授田，这说明杂户、官户和工商业者的身份有所上升，而取消了奴婢、部曲的授田，这说明他们的大量解放和士族地主的没落。

唐前期还3次官修谱牒，也对门阀士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第二次是在高宗武后时期。当时唐太宗去世不久，武则天执掌了朝中大权，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朝中大臣或被放逐，或受贬黜，或遭杀戮，或逼自尽，对唐初把持朝政的关陇士族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新的寒门地主势力集团崛起。武则天为了扶植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地主，于显庆四年（659年），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修订《姓氏录》的原则是“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2]。因此，许多以军功得五品官者，都被列入士族。门阀士族虽然仍在《姓氏录》中有名，但他们却与被他们瞧不起的军功官僚并列，这实际上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姓氏录》的修订进一步打击了门阀士族。

唐朝在中宗景龙（707—709年）至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还修过《姓氏系录》。这次修谱的原因主要是“冠冕之家，兴衰不一”或“门胄兴替不长”[3]，也就是旧的冠冕之家，有的已经没落了，有的在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满门遭斩，而中宗朝的冠冕大多在官谱上没有地位，这样有必要重新编排门阀序列，有必要“以我作古，牢笼古昔”[4]，崇重今朝冠冕。尤其是《姓氏系录》还将“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用“另册”的方式列入进去[5]。由此可见，发展到唐中叶，可以称为士族的不但不再是崔、卢、李、郑、王，而且开始突破“夷夏有别”的传统偏见，过去旧士族自认清高得不得了，现在出身贫贱的兵卒，少数民族的酋长都列入了国家颁布的官谱，而且门阀越多，也就越贱，旧的门阀等级意识，越益被冲淡。

门阀士族在唐末农民战争中更遭到致命的一击，有的还被灭族，如高门出身的崔沆，唐末“为丞相，黄巢乱，赤其族”[6]。士族的庄园也被洗劫一空，如李德裕的平泉庄即化为乌有。最后，朱温又杀戮了残存的“士族衣冠”崔远、裴枢、陆扆等人，到五代时，“大族高门，降为皂隶”[7]。士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因士族而形成的等级观念也不复存在。

在门阀士族不断走向衰落的同时，隋唐时期实行的科举制，又给人们带来了平等意识。

科举制起自隋朝，到唐朝进一步完善。唐代应科举考试的人，虽然要经过“考核资叙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并严禁“刑家之子，工贾殊类”应试，[8]低于工贾的部曲、杂户、奴婢等劳动者，当然更无权参加考试。即使具有良人身份的农民，因身处贫困，能读书应试者也寥寥无几，但科举制选官范围毕竟要比九品中正制广泛得多，一般地主子弟都具有应试资格，这就进一步排除了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

科举制“有一套定时和限额的标准程式，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公正和合理的选拔人才道路，因而它吸引了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9]。特别是科举出身的官吏可以迅速升迁，这更对当时知识分子是一种**。科举成为士人们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庶族出身的人以科举为敲门砖，就是宗室的疏属，关陇士族后代，也要通过这个途径猎取官位。从唐初明经科的兴盛，到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的尊贵，使大量高才博学、卓识多能之士由“白衣”而“登龙门”，以致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的情况，“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10]。唐代知识分子中，固然有些人企图通过征召、荐举、门荫等途径进入仕途，但大多数士子不愿放弃以科举从政的道路。高宗时的薛元超以父荫袭爵后擢任宰相，却因“不以进士擢第”而抱恨终生。唐宗室子弟李洞，因屡困于场屋，曾赋诗说：“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11]就连宣宗也以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为标榜。

科举制对门阀士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唐人刘秩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12]柳芳也说，隋“罢乡贡，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13]。在这种情况下，等级观念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除上述情况外，唐代工商业者的活跃和庶族地主实力的增强，也对等级观念形成有力的冲击。

隋唐全国统一，结束了分裂动乱的政治局面，这为封建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工商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他们要求政治权力的意愿日益强烈。就唐而言，商贾入仕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有以下一些：

首先，商贾利用资财名正言顺地谋取官职或得到政府赏赐的品位。唐太宗时，安州富商彭通献布五千段供辽东军费，被赐为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高宗时彭志筠愿献绢布五千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从六品下），并布告天下。到中唐以后，唐朝廷为求得商贾资财，以佐国家财政之急，不惜量钱给官。至德年间，朝廷还曾干脆公然告谕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予终身优复。”[14]此外，商贾们还通过担任捉钱令史，作为“入官门户”，大量涌入官僚阶层。

其次，商贾们用钱行贿买官爵，在唐前期已达到了很盛行的地步，如中宗时，李峤在奏疏中说到当时社会上的“黠商大贾”，大多“重贿贵近，补府若吏”[15]，以此来逃避赋役。景龙年间，“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败而践高位”[16]。这样，商贾凭借雄厚的财力为后盾，用重金贿赂显宦达官，求得官职品位，大量渗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此后，由于朝政的日益腐败，商贾行贿买官之风，更为炽盛。尤其中唐以后，宦官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竟公求贿赂，肆无忌惮，长安大小商贩均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籍，身不宿卫，以钱代行，享受给赐，而在市肆，从事贩鬻。又安史之乱后，骄藩势强，商贾们也纷纷用钱通过藩镇来取得官位，所谓“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17]。

再次，商贾们还通过科举参与政权。科举虽然限制工贾杂类参加考试，但并不十分严格，特别是中晚唐更为放松一些，因此，唐代商贾子弟中有很多以科举为目标而勤奋学习的人，他们以优厚的经济条件，修文学儒，交结科场文士，朝廷显贵，利用门生座主等关系进而登第，参与政权，如肃代之际，“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18]。可见商贾势力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止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唐代商贾及其子弟的进入仕途，大大削弱了士族高门仕宦的世袭性和牢固性，加快了门阀士族制度走向彻底崩溃的速度，猛烈地冲击了魏晋以来封建的身份等级和门阀观念。

再就唐代具体史实而言，门第等级观念也有所松动。

唐高祖李渊就颇以高门自居，他曾对裴寂说：“我家陇西旧族，世姻娅帝室，一呼唱义，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复华胄，职宦光显，非刘季亭长，萧曹刀笔吏可比也，我与公无愧焉。”[19]但这只是李渊思想的一个方面，李渊并不是时时以高门临人的，而且在处理具体事务上，等级观念较为淡薄，如他在太原起兵后，巡汾河南进长安途中，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者，并从本色勋授。”[20]从李渊起兵的“马三宝出厮养之徒，处将军之位”。出身微贱的孙伏伽多次上书李渊均被采纳，颇受赞赏。[21]唐太宗也是有门第之见的，一次，庶族出身的张玄素，因唐太宗追问身世，被羞得“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但事后，唐太宗深有所悔。[22]再说唐太宗对张玄素平时颇为宠信，言听计从，擢拔有加。对唐高祖、太宗这种较为开明的态度，《旧唐书》卷七十五史臣评曰：“伏伽上疏于高祖，玄素进言于太宗，从疏渐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効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熟能至于此乎？”其实大而观之，贞观年间，君臣一心，大臣协作共事，并无门户之见，比如，贞观贤相房玄龄是山东新贵，杜如晦是关中旧门，但“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23]。

初唐以后，推崇门第的言事也屡见不鲜，如唐玄宗分封诸王时，岐王、薛王各五千户，唯“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24]。肃宗曾赞叹代为冠族的陇西李揆说：“卿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仪乎！”故时称“三绝”[25]。武宗所幸王才人，“宠冠后庭”，想立为皇后，但“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乃止”[26]。另外等级婚姻也很流行，如唐初“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风尚所至，朝廷不能禁。[27]唐太宗时，王妃主家不尚山东旧族，并利用皇权来压抑他们，但从唐宪宗起，唐天子却主动同山东士族联姻，说明当时皇权已经衰弱，而山东士族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同是玄宗时期，寒门出身的名相姚崇、宋璟，与士族出身的卢怀慎、源乾曜，先后同知政事，也能“协心翼赞”，“相得甚悦”。姚崇还说：“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28]在这样的趋势下，一般地主所有制发展成熟后，地主阶级内部仍然会出现各个等级和阶层，但从每一个地主家庭来说，却不可能获得一个相对固定的门第。又如武宗时的李德裕，虽出身高门，讲究门第，但他也“颇为寒畯开路”[29]，说明其等级观念也有松动的一面。尤其是唐后期士族子弟纷纷趋事进士科，说明他们在现实中，已不死抱着门第不放，而是积极探寻着新的出路。

唐代士流还往往坚持“工商不当仕”的观点，但对此，皇帝和朝中大多数官吏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而且不少官僚士流还为出身寒微的商人及其子弟获得清资要官制造舆论，如白居易在州府所贡举子中有工商户子弟的判词里，明确提出“唯贤是求，何贱之有”的主张。[30]又如韩愈经常强调国家用人标准应该是重道德才学，而不是门第出身，主张提拔寒士，消除进贤之路的贵贱之别。

以门阀为核心所形成的森严等级观念在唐代正走向他的末日，在对旧的门阀观念的冲击中，尽管有人守旧，但更多的人在从新。总而言之，隋唐五代时期，等级观念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松动了。唐五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高度集权专制的统治时期，其官方理学又重新编制和宣扬新的等级观。这使人们对唐代相对松动的等级观念更加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