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12]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受到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在发展过程中留下极其明显的时代烙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无一不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内容和结构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通过科技发展的内容与状况，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些政治运动的性质与特点。但是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在为生产力发展不断提供新的生产工具、开辟新的生产资料领域、给劳动者以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武装的同时，必然要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无法估量的强大作用，必然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各个部门产生影响，使它们逐步向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发展演化。近代科技这种突出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近代科技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

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朝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破产，以及国内日渐强烈的学习西方呼声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批近代厂矿企业。这些企业为近代科技提供了客观需要和物质载体，使近代科技得以引进、生存和发展。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近代科技被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去，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转变。

近代科学技术的重大社会作用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十分显著，对中国经济的很多重要领域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使中国近代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近代科技是以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为发展动力和载体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企业无一不是以近代科技成果作为其技术基础的。如果没有近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就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交通运输等部门，可见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随着近代科技在生产、生活等领域中较为广泛地加以运用，一些新兴产业如近代军工生产、近代机器制造、近代交通运输、机器纺织等应运而生，这使中国近代经济的构成出现了以前所没有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性质，使中国经济内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大量引进和运用不仅使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和新的经济成分，而且使传统的生产方式在它的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由于近代科技指导下的以机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方式相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小生产模式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一些原来与中国小生产形式相适应的部门行业受到比较强烈的冲击，有些行业因此走向萎缩，还有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面对冲击，开始采用近代生产方式，使企业逐步走向近代化，实现了由传统生产方式向近代生产方式的转化。近代科技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部门，对当时占据中国经济绝对优势地位的农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机器在纺织、缫丝、卷烟、榨油等部门的使用，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对原材料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使农业生产当中的经济作物占农作物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并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原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受到破坏，近代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科学技术的运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政治方面，虽然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本身并不具备阶级和政治属性，但是它通过作用于经济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间接地或迂回地作用于政治，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演化。近代科技促进了中国先进阶级的产生。建立于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大机器生产企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新生事物，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在这些近代企业当中一些人逐渐成为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为中国的新兴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使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近代科技不仅促进了新兴阶级的产生，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和调整，对新兴阶级的队伍和力量的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科技发展和运用过程中，一些传统的经济部门逐步发生变化，从事这些部门生产的人员或破产，或转化为新式产业部门的劳资双方，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队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的新生力量，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近代科技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思潮的形成

近代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发展，不仅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促进中国人在思想方面的进步。

这种近代科技知识作用下的思想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近代中国人自然观的进步。中国传统对宇宙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中世纪“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有机自然观的水平。这种观念不是将宇宙当作外在物进行研究，而是将人类当作自然界的一个有机构成，着眼于阐述它们之间的相通相应，即所谓“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这样，形成了一种伦理化的自然观，以观察自然始，以回归人事终，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形而上学的宇宙观，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到了近代，随着近代天文、地理、古生物等科学知识的传播，过去被视为必然的传统自然观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挑战，逐渐被动摇和否定，近代科学的自然观渐渐占据主流。中国的思想家开始运用科学做武器，对传统自然观进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自然观，作为阐明新的政治改革主张的理论基础。李善兰接受了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科学理论，便对“天动地静”、“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作了有力的批判。郭嵩焘依据所学的化学知识，对宇宙的构成有了比较新的认识，他说：“本质不变者凡六十三种（按：指当时发现的63种化学元素），氧气、炭气、氢气三者为大纲。”[13]以唯物的态度来对待宇宙的构成问题，在关于宇宙物质性特征的认识上，远远比传统的认识更为科学，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科技还使人们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认识得到很大改变，生物进化论逐步为社会所接受。谭嗣同通过从《地学浅释》一书当中获得的古地质学有关地球、生物不断进化的新知识，指出：“究天地生物之序，盖莫先螺蛤之属，而鱼属次之，蛇龟之属又次之，鸟兽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14]说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而来的。严复译述英国赫胥黎名著《天演论》也是在接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以后，比较完整、准确地介绍这一学说的基本内容的。《天演论》一方面向中国人介绍了当时先进的生物学知识，在传统学术之外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另一方面，又向当时的人们宣传了一种崭新的、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社会观。这一著作以近代科学知识为依据，反复说明世界上一切生物都处在“天演”即进化的过程之中，并非万古不变。物种进化的原因并非所谓“造物主”的神力，而是由于万物自身经过“物竞”、“天择”的途径实现的。以此雄辩地证明，“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不居的状态之下，人们一向信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毫无根据的。可见在近代科学的作用下，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说明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及其发展历史，近代唯物论的自然观在他们思想中初步形成了。

近代科学的传入还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推动了社会观念的更新。中国封建价值观念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守成、轻改革的倾向，具有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利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低下的地位，人们往往对科学技术不加重视，甚至简单地斥为“奇技**巧”而加以否定。鸦片战争后，以先进科技为后盾的英国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清朝政府长期闭锁的国门，而且也使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科学技术越发显现的巨大威力冲击下，发生了改变。无论是魏源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后来冯桂芬学习“诸国富强之术”的呼声，都比较清楚地表现出先进士人对近代科学的重视和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习西方的范围逐渐从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进而吸取西洋的器数之学，用机器来殖财养民。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也就是说，近代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理论依据的，要想自强求富，就必须掌握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传统的崇尚“义理”、鄙薄“技艺”的价值观念在自然科学传播的作用下，受到了猛烈的批判，逐步动摇直至最终被取代。冯桂芬认为，中国“名实必符不如夷”。郑观应指出：务“虚”不务“实”，“循空文而高谈性理”，是中国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一些进步人士还大胆破除传统思想中讳言“功利”的禁戒，著书立说，言富言利。在王韬、马建忠、郑观应、薛福成以及后来的维新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言论当中，“兴利”、“言富”的字句比比皆是。可见，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在科技的推动下，逐步为社会所认可，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念的地位日渐衰落。

三、近代科技对教育改革的促进

近代科技的引进和发展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既改变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内容，又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企业和新式军队的出现，近代科学的成果不断在这些部门中加以运用，这样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何适应近代科学发展，建立培养社会所需要人才的教育机构和体制成为当时一些人议论的中心。为了缓解人才供应的严重不足，洋务派除了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学习军事、造船、工程等专业知识以外，还在国内兴办了一些洋务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等，培养洋务活动所急需的专门人才。虽然这些学校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学校，但是已经冲破了两千多年来传统的经学教育制度，传播了近代的自然科学、工艺学和农艺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为清末近代新教育制度特别是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专业人员的大量需求，而旧的科举制度造就的却是大量的无用之人，无法满足社会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要，使人们对旧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认识更加深刻。深通洋务的李鸿章就痛感科举制度弊病太深，无法培养适应兴办洋务新政需要的人才。他多次上奏抨击科举弊病，主张于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一科，以造就通晓“西艺”的人才。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进步人士把研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改革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传统教育联系起来，西学开始向科举渗透。虽然他们并不主张废除科举，只是希望在科举当中增加某些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是，这种变通将科学引入了科举，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落。1887年，清政府允许各省监生报考算学。1888年在顺天府乡试中，总理衙门将各省送到的监生及同文馆学生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1名。自然科学与传统四书五经同考，这是近代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封建传统教育变化的一个开端。但是考试科目仍然有四书五经，新人才的选拔还是受到很大限制，此后不断出现要求破格录用一些科举考试成绩不佳而自然科学造诣较深的人物的现象，反映了自然科学在社会上得到一定的重视。到了甲午战争以后，这种对近代科学的呼唤，对腐朽科举制的谴责，达到十分强烈的程度。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区区岛国日本，“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15]庚子事变以后，“慨世者恒言：‘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16]同时，在晚清末期，由于近代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要求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与技能的高级人才的部门职位大量出现，人们通过近代教育并掌握科学技术，同样也可以获得较好的工作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科举制的威信在人们心中一落千丈。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政府被迫于1905年废除科举。

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传播，客观上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创办近代工业和引进自然科学及其成果的同时，一批直接从事这些工作的先进中国人，在科学知识的熏陶和启发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在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方面，而且在科学知识素养方面都同传统的士大夫有明显的区别。徐寿掌握了唯物自然观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一生“无谈星命风水，无谈巫觋谶纬，其见诸行事也，婚嫁丧葬概不用阴阳择日之法，四时祭祖专奉祖先而不祭外神，治丧不用僧道旌醮以及乐工鼓吹，营葬不用堪舆家言，居恒与人谈议，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绝口不道，总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17]严复通过在英国留学，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不仅自己的思想产生深刻变化，而且还第一次完整地将西方哲学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大大提高了。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人物以及主要骨干包括青年留学生在内的新式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受过近代科学的洗礼，并自觉运用科学武器，对封建思想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进行批判，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灭亡。这些都是科技推动了教育更新，而教育变革又为造就社会新型人才提供重要保证的证明。

四、影响社会习俗变化的重要因素

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朝着文明、健康迈进了一步。

作为科学的对立面，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当中的迷信思想首当其冲地受到强烈的批判。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和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许多自然现象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和说明，使得长期以来的鬼神、风水、宿命观念赖以存在的证据一一被批驳，这些迷信错误思想以及陈腐旧俗在科学的面前彻底败下阵来。比如，郑复光在《费隐与知录》当中对历来以为异怪瑞祥的自然现象作了收集和研究，分别用物性、热学、光学等原理加以说明，对迷信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此后，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日益深化，人们的眼界大大开阔，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对旧有的迷信的不科学的习俗批判越来越多，最终汇成五四运动追求“科学”的浪潮。

近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近代科学运用于日常生活，使原来较为单调的生活内容得到丰富，而且在它的帮助下，生活设施变得更加舒适与便捷，使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抵御近代生活方式的强大吸引力，逐渐发生改变。剪辫易服、洋楼电灯、水暖煤气、火车、轮船、自行车、照相机等新事物的涌现，改变了国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生活习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娱乐方面，一些近代发明的以科技为后盾的娱乐方式也是人们十分欢迎的。1898年，江西九江城内放映“美国电光影戏”配以留声机，观者皆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无不鼓掌称奇。近代科技不仅为人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使原先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生变化。近代科技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也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科学、卫生、有效率的生活。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倡立的延年会，就是要改革无谓耗费时间的不良习俗，注重时效，崇尚质简，使“一日可成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这种追求办事效率、力戒繁文缛节的做法，体现了近代科技影响下人们追求简洁、高效的新趋向。另外，戒除鸦片、废除缠足、改良婚丧祭葬等风俗革新当中，除了强烈的政治意味外，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的理由，即上述传统风俗不科学、不卫生。可见，科学技术对改良风俗、推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发展进步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注释

[1] 李俨：《中国算学史》，2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2]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二，《清代碑传全集》上册，15页。

[3] 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319页，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0。

[4] 曹廷杰：《上希元禀文》，《曹廷杰集》上册，62～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吴其濬（1789—1847），字论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南等省巡抚、总督。长于博物学，著有《植物名实图考》及《长编》。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页。

[7] 钱基博：《徐寿传》，《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516页。

[8]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1页。

[9] 赵尔巽：《清史稿》第46册，13930页。

[10] 转引自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2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1] 茅以升：《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人民日报》，1961-04-17。

[12]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页。

[13]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册，221页。

[14] 《谭嗣同全集》上册，131页。

[15]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166页。

[16] 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蔡元培选集》，80页。

[17] 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5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