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所述的内容是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晚清时期始自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终至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70来年，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间，中国因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而逐渐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晚清历史的开端。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向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走私活动，继而又发动了不义的鸦片战争，把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从此，中国闭关的大门被打开，各资本主义列强蜂拥而至，终于把中国拉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在封建地主阶级及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苦不堪言，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于是在1851年1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场起义得到各地民众的响应，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的**。然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形成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1864年7月，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攻破天京（即南京，时为太平天国首都），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打出了“自强”、“求富”的旗帜，发动了洋务运动，如创办近代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开设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使中国社会有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及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先后爆发，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时局图》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爱国救亡运动。19世纪末，神州大地接连兴起了两场性质不同的爱国救亡运动：一场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1895—1898），另一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898—1902）。前者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斗争和思想启蒙运动。后者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两场斗争都因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而遭到失败。1901年9月，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一卖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秩序已经形成，清王朝完全堕落成“洋人的朝廷”。

晚清最后10年间，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海外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拉开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把反清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办起了“新政”和“预备立宪”，以摆脱统治危机。然而，清政府这些举措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激化了本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一举占领了武汉三镇，得到全国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12月底，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齐集南京，推举从海外归国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帝国主义列强恐惧和仇视辛亥革命，扶持袁世凯东山再起，帮助他策划“南北议和”，窃取革命成果。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革命派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让出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

清帝溥仪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及封建帝制的结束，也标志着晚清历史的终结。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分水岭。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文化开始了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的封建文化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出现了衰败的趋势，二是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在社会变革的驱动下成长发展起来，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一衰一兴，构成了晚清文化发展历程的基本内容。

晚清文化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其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历时半个多世纪。后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历时17年。

在晚清文化的前期，中国社会大体保持着传统的风貌，封建文化仍然占着绝对优势。孔孟儒学及纲常名教仍是人们头脑中不可动摇的思想信条，科举八股是士人进学的唯一途径，汉学宋学则是最受官方青睐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社情民风，均与鸦片战争以前无大差异。尽管在鸦片战争后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西学开始输入，但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影响甚微。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文化因素进一步成长，为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在西力东侵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补充儒学的不足。这种主张试图把以孔孟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与西方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用后者翼护前者，以巩固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器唯求新，道唯求旧”，正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晚清文化发展后期，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也随之兴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小说界革命”、“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思潮、白话文运动相继兴起，“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的口号接连提出，并产生了一系列实际上的影响，构成了此期文化变革的壮丽画卷。晚清后期的文化变革不仅表现在部门文化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主干出现了新陈代谢，即孔孟儒学及纲常名教因受到新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动摇；西方的进化论、民主学说等思想理论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进步人士反对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指导思想，猛烈地冲击了孔孟儒学。晚清后期的文化变革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晚清文化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与中国古代时期的文化及欧洲近代文化相比，有着不同的存在环境和成长道路，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中西文化冲突而又融合的成长道路，异彩纷呈的内部结构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文化涌了进来，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异质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论争，官方和民间的保守势力对外来文化的谴责和排拒，都是此期中西文化冲突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中西文化还表现为相互融合。一些开明的中国人破除“夷夏之辨”观念，敢于肯定西方文化的优点，主张学习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方案等，都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表现，体现着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积极方面。正是通过这种冲突、融合，使中国文化逐步扬弃了落后的、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容，吸收了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发生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从文化结构上讲，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晚清文化中唯一的文化形态，除此以外，还有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态。这些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并驾齐驱，共存一体，极大地丰富了晚清文化的内部构成。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也同样反映出此期文化构成的多元性特征。文明结婚与封建包办婚姻并行，煤油灯和电灯、汽灯同时流行，专制思想与民主观念共存一体，神鬼迷信和科学文明同时存在。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也是晚清文化所反映的时代主题。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为了拯救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历尽艰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加入这个行列的有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有洪秀全、洪仁玕等农民起义者，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有孙中山、章太炎、朱执信等资产阶级革命者。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一直保持着传统的风貌和特征，只是到了晚清时期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晚清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总结性阶段，同时又拉开了近代文化发展的序幕，给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本卷在撰述中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虚实结合，纵横交织的写法，既反映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反映中国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基本状况；既有对晚清文化的宏观论述，又有对当时各个部门文化的微观考察，力图较为全面而真实地向读者展示晚清文化发展的全貌，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本书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应由广大读者来作出评判。

本卷由史革新主编。绪言、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各章及第十二章第五节由史革新撰写；第三、第九、第十、第十六各章由焦润明撰写；第六章由陶绪撰写；第十一章由王立军撰写；第十二章第一、第四节由段续撰写；第十二章第二、第三节由张建伟撰写；第十三章由苏全有撰写；第十四章由宋卫忠撰写；第十五章由孙景峰撰写。全书由史革新统编定稿，并编制主要参考书目，确定彩页和随文插图。

本卷所述，既有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也有对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参考和借鉴。学界同人的篇篇宏论，使我们受益良多，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这里谨申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