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代的史官制度和纂修国史的主要成果

金仿宋辽的史官制度，设立国史院，内设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还设有编修官、检阅官、《辽史》刊修官等。又将著作局隶于秘书监，设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官掌修日历。其尚书省还常设修起居注官多员，后又特设记注院专修起居注。史官修国史的门类也同前代一样，有起居注、日历和实录，但这些史书俱已散失，其历朝实录的撰修情况尚可考见一斑。

有金一代，计有实录十部，即：《祖宗实录》《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实录》《睿宗实录》《世宗实录》《显宗实录》《章宗实录》《宣宗实录》。

这些实录元时犹存，成为元修《金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其后散失，内容无从考知，但从《金史·完颜勗传》记载的《祖宗实录》的有关内容看，金朝实录的编撰还是十分详尽的。

完颜勗是穆宗第五子，16岁即从军征战，太宗即位后参与政事，历任尚书左丞、左丞相、监修国史，领行台尚书省事等职。《金史》本传称其“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金兵克汴，完颜勗前往劳军，宗翰等人间其所好，答曰：“惟好书耳，遂载数车而还。”天会六年（1128年），太宗诏求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完颜勗、耶律迪越掌之。然女真人在兴起之初，“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遗事皆不载”。完颜勗等人修史最感缺乏的恐怕就是成文史料，因此访问先人遗事就显得十分重要。完颜勗等在宗翰“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的基础上，于皇统元年（1141年）撰成《祖宗实录》三卷，记录了金始祖以下十帝事迹，凡氏族均说明某部、某水、某乡、某村，以示区别。而金先祖在与契丹人往来征战过程中，“诈谋诡计，悉无所隐，故所举咸得其实”[13]。元修《金史》中，锡馨、和诺克、萨克达、乌春必拉、罕都、伊克等人的传记中，地名、部名、村名详尽，可能得益于完颜勗等人所修的《实录》。

二、金代对辽代历史的编修

金灭辽后，曾两次编修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熙宗崇儒好学，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祭孔子庙后曾对臣下说：“朕初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学。自是颇读《尚书》、《论语》、《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14]在这种“勉学”动机的支配下，开始了《辽史》的编修活动。先是辽之遗老耶律固首先进行了《辽史》的编修工作，后由萧永祺继之。《金史·萧永祺传》说：“广宁耶律固，奉诏译书，辟至门下，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根据《金史·熙宗本纪》的记载，这部《辽史》是皇统八年（1148年）四月完成的，其总卷数为75卷，恰与耶律俨《皇朝实录》的卷数相近，因此，萧永祺《辽史》可能是在《皇朝实录》基础上修成的。

章宗时，文风聿兴，因命臣下重修《辽史》。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15]，同修国史党怀英、凤翔府治中郝俣为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此时辽亡已近六十年，载籍散失者益多，遗老率皆物故，因此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活动，“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1201年）又增加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党怀英年老致仕而《辽史》未成。[16]泰和六年（1206年）七月，章宗命“翰林直学士陈大任以本职专修《辽史》”，至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辽史》终由陈大任完成[17]。此书虽未刊行，但元修《辽史》时尚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金代的私人史学论著

元好问的《中州集》是一部诗传结合的著作，共收入金代256人的2100余首诗词，共为254名作者立传，其中有官品的186人，包括丞相、参政16人，六部尚书及下属官员22人，大司农1人，太常寺官员9人，御史台官员7人，翰林院官员35人，还有秘书监、国子监、著作局等处官员22人，地方州以上机构官员55人，县以下机构官员19人，无官职者69人。元好问通过记述这254人的生平事迹，展示了金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状况，阐发了他对史事的看法，对于研究金代的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状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在《中州集》卷十《李汾传》中，详细记载了金朝国史院官员的分工：“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谓之书写，特抄书小史耳。凡编修官得日录分授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送翰长。平居无事，则翰长及从事或列坐饮酒赋诗。一预史事，则有官长掾属之……”此外，元好问亲历金末丧乱，《中州集》中有关金末国家政局不稳，权臣当政、弑主暴民、蒙古南侵、宣宗南渡等重大事件记载较多，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元好问把论诗和论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将文学和史学融于一体的新体例，在古代文学史和史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元好问还著有《壬辰杂编》若干卷，专记金末丧乱事，已佚。《中州集》和《壬辰杂编》是元代纂修《金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所谓“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19]。据统计，在《中州集》254人的传记中，《金史》中有传、名的共111人，其中有官品的101人。当然，《金史》对《中州集》中有关人物传记一般也是有所取舍的，但应当注意的是，由于《中州集》采取了“以诗存史”的写作方法，记载的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才华横溢、文章盖世的才子和一些自恃清高、不入仕途的隐居者。所以《中州集》几乎是一部完整的金代《艺文传》，《金史·艺文传》的写作主要是以《中州集》为依据的。据统计，在《金史·艺文传》所载33人中，马定国、任询、周昂、赵沨、刘昂、刘从益、吕中孚、张建、王元节、李汾等人的列传，是转抄《中州集》而成，只是略作文字改动和顺序调整。吴激、麻九畴、宋九嘉、李献能、郑子聃、元德明等人的列传，内容、文字有许多地方与《中州集》相同。蔡松年、蔡珪、赵可、王竞、党怀英、李经、庞铸、王郁、王庭筠、王若虚等人的列传，在编写时也参考或部分取材于《中州集》。此外《金史·隐逸传》共记载12人，其中王予可、郝天挺、薛继先的列传是从《中州集》中摘录而成，《辛愿传》也主要取材于《中州集》，有很多地方与《中州集》的文字、内容相同，可见《中州集》也是《金史·隐逸传》的史料来源之一。[20]

另一位记述金末史事的重要学者是刘祁。刘祁，字京叔，为金末太学生，甚有文名。值金末丧乱，刘祁于壬辰（1232年）北还乡里，躬耕自给，筑室榜曰“归潜”。刘祁归乡后，“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谏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21]该书今传本共14卷，包括金末诸人小传、杂记轶事、哀宗亡国始末、崔立作乱及劫群臣立碑事等金末史事，最后附《辨亡》一篇，阐发作者对金亡原因的分析和认识，把金朝的灭亡归结为统治者的腐朽，持论颇有可取之处。刘祁的《归潜志》被《四库全书》收入小说类，云：“壬辰之变，祁在汴京，目击事状，记载胥得其实，于金末书多有足征，因此言金史者必举此书。”可见《归潜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修《金史》多采用焉”[22]。

金代史学家王若虚的史论在金元之际有独到之处。王若虚，字从之（1174—1243年），幼颖悟，擢承安二年（1197年）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秩满，老幼攀送，数日乃得行。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寻为著作郎，参与章宗、宣宗实录的编撰，仕至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崔立作乱，王若虚拒绝为其建功德碑。金亡微服而归隐，卒年七十，著有《滹南遗老集》40卷[23]。其中，辨证经史诸书的凡33卷，《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惑》等，是其史论的代表作。王若虚的史论摆脱了北宋以来义理学的影响，在“德运之争”喧嚣的金代，一反世俗之见，提出“予谓史书，实录也”。《归潜志》卷八也说王若虚主张史为实录，贵不失真，这种唯实思想是同义理之说有本质区别的。他反对寓褒贬、明义理的史学思想，在《君事实辨》中批评程颐、范祖禹要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贬斥魏征“不死于建成之难”而反事唐太宗，有违“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理的迂腐思想；批评左氏、杜预、胡安国把史料中偶尔缺一人名的现象当作“圣人垂训”的义例来妄加发挥的做法；提出“一切异说不尽人情者，虽托以圣贤，皆当慎取，不可轻信也”。他在对待史料上坚持考证的态度，在史书编纂上坚持“惟其适宜的方法”，反对义理派史家不顾史料真伪，只顾发挥义理，讲究所谓“书法”的做法。故元好问称王若虚“颇讥宋儒经学以旁牵远引为夸，而史学以探赜幽隐为功”[24]。清人施国祁也指出：“金季士大夫多喜逃虚养名，高自位置，假借于道学，汩没于禅机，赵闲闲、李屏山其著也。求其潜心抵力，本经史通鉴之学为指归，生平不衍太极图，不作葛藤语者，惟王滹南为然。”[25]尽管王若虚的史论中还有不少缺点，如“区分正闰”的思想等，但在治史方法上他反对义理之学，崇尚实事求是态度，在金元之间是十分罕见的。

《金史》书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