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有崇尚法刑、轻视礼乐的传统。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倡导刑名之学，强调以法治取代礼制，认为“明主忠民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任法而国治矣”[1]。同时提出设官置吏为天下师的主张，认为“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2]。秦灭六国之前，韩非著《五蠹》、《说难》、《孤愤》，承袭商鞅的思想，薄礼义之教，斥私学“乱上反世”，明确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提，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3]这样，“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作为相互依存的一项与秦国基本国策相一致的文教政策，逐渐被提到秦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实施法教、吏师制度的条件逐渐成熟，加之六国旧族对自己的失势不满，儒生又喜欢谈古论今，危害统一。这就更加快了秦始皇将商鞅、韩非所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言论变为现实的速度。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之贺寿，儒学博士淳于越借机向秦始皇提出“师古”、“分封”的主张，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丞相李斯继承商鞅、韩非的思想，指出制度应随时而变，春秋时期诸侯并争、游宦盛行，而今天下一统，法令一出，要扭转“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局面，必须“禁私学”，因为“私学相与而非法教”，并提出焚烧诗书，以杜绝儒士借《诗》、《书》以非当世，同时指出，凡“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4]。秦始皇对此大为欣赏，遂颁布“挟书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焚书使绝大部分民间藏书毁于一炬，实为学术文化的一大浩劫，充分反映了秦废黜百家、以法治国的专制集权政治的残酷。

就在“焚书”后第二年，秦始皇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坑儒”事件。方士侯生、卢生指责秦始皇为人刚愎自用，狂妄暴戾，专意任用刑狱之吏，施行重刑杀戮政策，使满朝文武百官畏威而不敢直言进谏。侯生、卢生的抨击使秦始皇大为恼怒，于是下令御史审问，以致罗织罪名者达460多人，皆坑杀于咸阳。“坑儒”与“焚书”本没有直接联系，也不具有政策性意义，但由于是发生在焚书禁学之后，而且又是针对读书之人，故而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客观上成为秦代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体现。

随着“焚书”“坑儒”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教育领域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也逐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法为教”是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这一基本国策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它由商鞅、韩非提出，经李斯宣扬而正式实施。秦依仗严酷刑法治国，立法与执法的任务繁重，因此就将皇朝的法令条文作为教育的内容，使教育直接为秦皇朝的政治统治服务，使人们明白和遵守法令，这对于巩固刚建立的政治是有利的。但“以法为教”不仅将矛头指向儒学，还指向诸子百家。其直接结果是取缔了战国时期按照学术自由原则建立起来的私学，并严禁“游宦”，防止任何形式的求师访友等教育、学术活动，将春秋战国时期游说讲学之风彻底扼杀。这对学术发展与文化交流极为不利。而且，“以法为教”使秦皇朝的教育内容基本限于学习法令条文，忽视甚至有意地排斥其他知识的学习。这样的教育，不利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是秦皇朝文化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表现。

与“以法为教”相辅相成的是“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禁百家之言，只学法令。所谓“以吏为师”，就是直接向官吏做私从学徒，学习法律。从文献记载看，秦代“以吏为师”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比如汉初河南守吴公，就曾师事李斯。[6]秦二世胡亥幼时，赵高就以“通于狱法”而被秦始皇委任为中车府令，专门教授胡亥有关法令、刑律及诉讼断案之类的知识。而且，政府还设有专门训练从事文书工作的学校，称“学室”。从《云梦秦简》所提供的材料看，“学室”规定严格，“非史子”则“毋敢学学室”[7]，即不是从事文书事务的小吏的儿子，不准在学室内学习，违者判罪。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概当时以文书为职务的人每每世代相传，要从小入学室，受书写文字的教育。而且，秦代一般吏师的弟子均有名籍著录在册，学习期间要受吏师的役使，学业完成后按规定录用为吏。

由此可见，“以吏为师”与“以法为教”相辅相成，为秦皇朝专制集权的政治统治推波助澜，使春秋末叶以来自由探索学术的精神，遭受了致命打击，窒息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成为秦短命的因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秦虽实行吏师制度，但官吏并不一定都能为师，在这种情况下，秦往往又以博士充任吏师，进行教授。早在秦之前，博士就有设置，“六国往往有博士”[8]。秦沿袭六国之制，置各种博士达70人。他们或议政事，或备咨询，或掌故籍，充当统治者顾问。在推行吏师制度的过程中，一部分博学的博士以吏师的名义担任教授，传习律令及其他文化知识，补充了吏师制度。例如叔孙通，就是秦博士，在降汉时，“从弟子百余人”[9]，秦是明令禁私学的，作为博士的叔孙通不可能像战国士人那样公然聚徒讲学，他担任的可能就是吏师。由于秦燔灭诗书，凡博士专职所藏者不焚，而博士所传习的多是《诗》、《书》，所以一部分博士充任吏师，除教授法令外，《诗》、《书》等其他知识也必然会被言及。所以，尽管秦皇朝焚灭诗书、坑杀儒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但六学虽缺却仍能不绝如缕，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怎样，秦代教育与其前的战国时期的教育及其后的汉代教育均有所不同，它以稳固中央集权的统一皇朝为前提，贯彻法家教育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不允许其他教育思想存在，严禁私学与游宦，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教育被纳入到崇尚法刑、专制统治的轨道上。秦代教育存在的弊端很多，但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教育为封建统治服务，在秦代教育中有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