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集报刊、自成体例的近代书评源自西方，其立意与中国原有的评论方式迥异。儒家倡忠恕之道，不惯于直斥时人著述之非，因此在人情萦绕的学术社会，序跋多作，而颇多颂扬之词。学人一般通过书信、谈话和按语等隐晦方式表达心中真意。例如，王国维极少公开臧否人物，只在私人谈话中透露己意。口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陈寅恪也不惯于当面批评，只在貌似表扬的评论中隐含商榷之意。相比之下，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越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
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1905—1942年)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1923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生于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文字犀利，一针见血。这些文字散见于专业学报、报纸副刊，以及学生刊物，且多用笔名(多为“素痴”,偶题“燕雏”),隐去真实身份。这些不类今日风格的多元化书评，长短不一，短者不满百字，长篇可至万言。今搜集并加以考订，收为本集。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便多作书评，这得益于文学教授吴宓的提携和帮助。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长期被学界视作“学衡派”的掌旗人。论者也多把张氏归入该派，主要因其多在《学衡》上发表文章，且篇数稳居前列。其实所谓“派别”,不宜只看表象，还要看内部的思想联系，从实际的学术互动中探索本相。
张氏自1926年夏天父丧以后，“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于是靠卖文为生。“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这或许是出于不得已。张氏在贺麟留美临别之际，曾勖勉其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而他的诸多书评之作，有些不免过于随意，如评论朱希祖之文《明季史籍跋文》,仅说了一句“于著作人之问题各有考证，惟其书皆非甚重要耳”,引起了朱氏的不满，“此种全任主观、任感情之评论不但毫无价值，且太轻视学问”。他自己也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所撰各文几于无一篇完全无误。
前两种刊物能发表的篇数较少，《大公报·文学副刊》(简称《文学副刊》)由吴宓主持，每周一版，发表的机会要多得多。1927年12月，吴宓约请赵万里、浦江清、王庸和张荫麟合办《文学副刊》。合作办法是，“将图书馆重要之中西杂志数十种，开成一单。由宓及浦、张、王、赵诸君分任按期阅览之事，以多得材料而求无遗漏”,而吴宓每月给予诸人二十元以上之酬金。此时《学衡》之稿源已极枯竭，不少文章需从《文学副刊》转载，而张氏之文收于《学衡》者又多为译文，甚至不乏吴宓的命题作文，实在难以反映出其与《学衡》有何种紧密的精神联系。
要分辨张荫麟与吴宓学术旨趣之异同，还要具体观察他们在《文学副刊》中的合作情况。张氏为《文学副刊》撰写了大量具有个人风格的辛辣书评，毫不掩饰地说出了对于当时学风的好恶之情，颇能反映其学术品位。
例如，张荫麟在诸种特殊文学之中，对于女性文学似乎特别留意，对于清代女性作家更为熟稔。其撰文批评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见狭识卑，多而无当，大部分缀钞杂话随笔，招录词辑诗征，耳食是凭”;梁氏表彰文学家袁枚之女弟子陈淑兰，实则陈氏的词语、文法和意境皆不如人意，反而忽视“清代女文人之最杰出者”王德卿，“仅于《闺阁诗拾》中寥寥数十字列其著作之目”。此外梁氏尚有知识错误，如书中言及明末女杰刘淑英，谓“以杀敌致名，独其文采未传”,实际刘氏未曾上阵，而其诗文有《个山集》,已于民国初年刊行。此前荫麟替王、刘两氏皆作有传记,对其史迹颇为熟稔，故能指出其错处。
另外，张氏对于男、女作家的评判采取同一标准，力求做到尊重女性作家的人格，故而特别反感当时以女性作家为招牌的新潮文艺现象：
读者但观现今女作家于其作品署名(无论真名或笔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便知吾言之不谬。(其用笔名而仍缀“女士”者，是不啻曰“作者之名可隐而作者之为女子亟欲人知”也……)不然，何以男子之作品，不闻其署名下缀以“先生”或“男士”二字耶?今日翩翩飞舞于中国“文坛”上之“女作家”,大悉皆“有著作的女子”而已。至若“女子的著作家”乎?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山
其文直指“冰心女士”和“雪林女士”都只不过是“有著作的女子”,实际之成就并不如名声之大。浦江清在吴宓南游期间代掌《文学副刊》文衡之责，当时收张氏稿后认为：“文并不佳，但此种文章较有生气，适宜于副刊。倘吴先生在，则此文定不能登载，以挖苦人太甚也。”
吴宓对张氏书评的风格确有颇多不满，且欲压抑其锋芒。后者为《文学副刊》写就评论清华研究院《国学丛刊》之长文，浦江清认为“骂得极痛快，气势亦盛”,吴宓却“谓其骂得太过火”,嘱浦氏“于其文后续一段，将《国学论丛》较好数篇略推誉之”。吴宓后与陈寅恪商议后，竟决定不登，“以免研究院学生以此恨宓，而惹起校内之攻击，致宓受重大之牺牲”。大约吴宓不愿得罪人，而慨叹张、浦等人书生意气，“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其实在吴宓心中，他认为自己“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浦江清也意识到吴宓“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吴宓既未将《文学副刊》视作同人刊物，给予学生辈以平等之地位；而张、浦等人又自视甚高，且坚持己见，因此编辑部之内矛盾重重。
吴宓毕竟人单势孤，意志又时有游移，最后不得不做全面的让步。1929年1月，在赵、浦、张三人的极力主张下，《文学副刊》“增入新文学及语体文及新式标点(并增入新诗、小说之创造作品)”“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营，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吴宓自解说：“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
除了文言和白话的文体之争外，吴、张两人在学术理论上其实也有所不同。《学衡》发表东南大学学生郑鹤声的《汉隋间之史学》,吴宓认为不过“罗列材料，而乏义理(无自己之评断)”“本拟摒弃不登者，今特编入，以图充塞篇幅而已”。张荫麟却在《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加以长篇介绍，对于绵密充实的东南学风流露出欣赏之意。柳诒徵闻此事而喜作题词，赞赏郑氏的“沉潜”精神，并有“一时无两”的评语。
张氏好友浦江清便出身于东南大学，经吴宓推荐，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的助教，在其日记中时常可见他赞赏张氏文章之精彩。张荫麟在《清华学报》“撰著提要”中也介绍了不少东南大学学者的论著,包括向达《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顾实《〈穆天子传〉征西今地考》、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郑鹤声《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和《大月氏与东西文化》、柳诒徵《王玄策事辑略》和《述社》、张其昀《南宋都城之杭州》和《金陵史势之鸟瞰》、陈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