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以带有历史偶然性的大众概念来理解集体主体之构造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在没有任何传播技术参与的情况下，我们就很难理解当前那些趋向激进民主变革的社会运动。正如霍尔等人曾指出的那样，传播技术是一场社会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的重要平台。然而，也正如我们曾经所指出的那样，传播技术及媒介工业的关联被定义为对于众志成城之潜力的认识与传播革命潜力的部署工具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结论放在今天依然适用。举例而言，近来有些人开始主张，①作为一种民主式的民粹政治的新形式，媒介融合文化以及产销一体模型的乌托邦方式是一种天真的误解，因为它没有真正理解“聚合并竞争的政府网络把目标锁定在特定人口上(进行监控与管制),它围绕着政府在技术合理性方面的不稳定性问题进行统计，并将自由具化为政治民粹主义”②。

近来詹姆斯·海开始以民主自由与媒介技术的关系之名义将新民粹主义理解为“参与”,例如与传统媒体相链接的网络技术将这种民粹主义式集体参与变得可操作化。不论是茶党还是“快艇老兵求真相”③,媒介融合文化有助于那些被我们称为民众参与技术(而不是民主参与技术)的扩散。这常常是一些潜藏着规则与逻辑的参与形式，①但是它却对于富有民主形式的集体行动之实施没有什么助益。当然，将大众与人民从非民主之路上唤醒需要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以美国为例，这就要追溯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转变，②这些社会变革与进步主义、寡头政治及技术统治紧密相连，而它们反映了公共关系、职业记者以及群众心理学之崛起。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曾对有关研究进行过一番综述，据此他反思认为，显然英国民粹主义中的“普通人”之“召集”与“参与”已经被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搞得支离破碎，而此类研究方法无外乎两大类：其一，“关注惩罚声明或文化控制”;其二，“关注统治行为的扩散形式与中介形式”。克拉克强调这些借助政府至上主义策略来召集“普通人”的社交网站之共性仅仅在于——这些策略的效力几乎全部都是偶然性的。

为了描述当下各色政治民粹主义与社会统治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两大类研究方法潜藏着一种隐性对峙状态，它们一种是强调大众之符号学的或者说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另一种则是以生命政治学方法来关注人之情感状况，而“或许人们会辩称这两种方法都将我们牢牢捆缚住了，并且它们还把我们人类弄得四分五裂——要么把我们当成机器或者这部机器的零件，要么就视作某种聚合物或者这种聚合物的元素，或者就将我们视作是某种主观团体或其构成要素，抑或是其他多样性的杂多存在——这也是一种在达成共同意义过程之中的毫无意义的非表意经验”①。正如海的分析所论证的那样(2011),②就这场辩论本身之构造而言，政治机构的根基危机四伏，并且就它们的关系而言，大众分析逐渐变得令人困惑不已。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在政策研究语境下的福柯式治理术研究或许对于大众谜题之解析有所帮助。在斯特恩的眼中，政治与政策之关系是否存在“一种在政治改革与个人自由(无论是适度的还是调整的)之人本主义哲学与利用权力暗中破坏表征政治的反人本主义哲学之间的未和解的矛盾”③。毕竟，在缺乏一些增强自我意识感的形式与演说技术(除非我们只进行人际传播)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上来看，政治走向都是非常难以设想的，我们都很难想象政治领域中的那些具备颠覆性的制度规则、实践逻辑或者竞争逻辑是如何形成历史性联盟的。另外，尽管对当代文化在各个方面所呈现的情感状况的理解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洞见，但是后符号化与后霸权方法已然将政治学引入社会工程与统治性领域(或者引入与传统政治选举设置存有争议的潜在抽象选区之中，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然而，我们也无需假设对于这些趋势的分析就不能彼此进行相互综合互补。①实际上，人们可以参见默里·福尔曼(Murray Forman)对于头巾文化的分析，福尔曼将这当作一种试图利用嘻哈文化及其意义(通过其粉丝、设计师及媒介物)来管理角色的复杂斗争领域，而这就有一种社会斗争的感觉，于是这里的劳工与资源就不再被呆板的模子所俘获；同样，乔·里特乐(Jo Littler)对于当代英国母亲的探讨也为我们揭开了后女权主义的碎片化形式，后女权主义关注母性与大众保守主义交织的具体经验，而这种经验包含并且传递了本土与全球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团结一致。

无论人们能否以一种更加葛兰西式的或者福柯式的方法来直面大众与民粹主义(或者以我们在此囿于篇幅限制而无法列举的其他方法),②但或许可以说对待大众的全球抗争应该容许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存在。文化传播学者们或许会问究竟这些大众观点是如何解释当代政治机构的，比如说朗西埃(Ranciere)的“民众”与寡头政治，或者哈特(Hardt)与奈格里(Negri)有关“诸众”的观点。①有鉴于此，我们还是以近期所发生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风潮来试图回应希腊财政危机大抗争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学者们或许会思考是否诞生了一种所谓的“全球大众”,并且他们正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之下奋力抗争。因此，我们主张霍尔的大众概念对于当下世界局势中的文化研究依然适用，尽管它已经与霍尔原初发展此概念的英国本土语境相去甚远。

(宗益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