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霍尔“身份”建构的基本机制后，再反观他多姿多彩、多元多变的一生，就不难看出：不断变化着的是“身份”,始终不变的则是霍尔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把控和驾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犹如一位驭浪而行的神灵，始终屹立在同时代左派思想的潮头。因此，要想真正把握住霍尔的“身份”,就必须回到他所身处的社会历史及其流变中去。

霍尔出身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首府金斯敦的一个有色人种中产阶级家庭，其家族的种族成分高度混杂。他在当地一家精英中学接受了完整的英国式教育，后于1951年获得罗氏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位。在1992年的访谈中，霍尔打破沉默，第一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事及早年经历，其中专门叙及其姐姐因为黑人男友不被家庭接受而诱发精神疾患，进而整个人生都毁了。言谈之间，霍尔充满自责。把霍尔种族化的倾向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延迟回忆和自责的过度诠释上的。事实上，完整阅读霍尔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叙述，基本可以看出：第一，肤色、种族、社会阶层等诸多问题都对霍尔早期经历有所影响，但这些因素能够施加影响的关键在于他的主体性很强，“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牙买加男孩。但是，在我家的文化中，这样的主体位置根本无立锥之地”①。第二，作为主体性觉醒的自然成果，霍尔形成了明确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意识，这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主导语境。②第三，真正让他决定自我“流散”的原因与其说是他的“黑”皮肤，倒不如说是他渴望逃避支配欲强烈的母亲对自己的控制，③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早期经历培育出来的绝不是霍尔的所谓种族意识，而是后来贯彻其终身的抵抗意识。

1951年至1957年，霍尔生活在牛津。在那里，除了文学研究，他也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一批像他一样来自大英帝国边缘地带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研读年长一辈左派知识分子的新著,探讨时局问题，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日益明确。1956年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后，他积极参与其中，并于1957年搬迁到伦敦。

同年，他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一举成名，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中的翘楚，有力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和当时的其他第二代新左派一样，①他也基本认同第一代新左派确立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不过，他此时也已经展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特征。首先，他具有惊人的理论直觉，能够见微知著,敏锐地把握到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的重大理论主题。在1957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一书中，理查德·霍加特在描述了丰裕社会的来临、大众文化的兴起等对英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后，提出一个引发新左派热议的假设：“我们正在成为文化上的无阶级。”②当时大多数新左派都批判该假设，但霍尔却力排众议，撰写“无阶级的观念”一文对此进行理论论证，③并主导《大学与左派评论》开创性地实现了对青年文化、亚文化、城市规划、电视广告、艺术批评、电影评论、工人阶级分化、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新兴大众文化现象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为文化研究随后的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其次，霍尔具有极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主张以开放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身就需要审视的传统，并且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新左派必须与时俱进，引入新的资源，发现新的理论，建构新的战略。再次，霍尔的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学习、接受、运用新的理论资源。这一点在“无阶级的观念”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最后，他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能够求同存异，团结、领导同道达成使命。他领导下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初始订户有2500份，鼎盛时则超过了8000份!这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团结了不同代际、不同立场的作者为杂志撰稿。事实上，他也是将第一代、第二代新左派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桥梁。正因为如此，1959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理性者》合并重组为《新左派评论》,他被任命为新刊物的第一任主编。①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时期，人们熟悉的、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霍尔已经形成了。

1958年，霍尔放弃关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博士论文写作，全力转向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1961—1964年，他在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讲授电影与媒体研究课程。1964年，他与电影制片人帕迪·沃纳尔合作出版《流行艺术》一书。在该书中，他沿着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开辟的理论道路，拒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坚持从大众文化本身出发来理解、考察大众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已经因为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爆炸式增长和青少年文化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重要。在同时代人只看到流行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时，他则发现了其中的抵抗可能性：“通过这些以及其他途径，青年一代成为一种能创造的少数派，在超越深深植根于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清教禁锢，朝着一种我们认为更人道、更文明的行为方式方面走在整个社会的最前列。”①基于霍尔在这一时期的创造性研究，即将发生工作调动的霍加特邀请霍尔加盟自己创办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先后任代理主任(1964—1968)、主任(1969—1979)。正是在这一时期，霍尔领导一批更年轻的新左派学者，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出发，接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葛兰西)、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多当代理论资源，对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反复探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抵抗的可能空间，在创立伯明翰学派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

1979 年，霍尔转往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年，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取得出人意料的大选胜利，开始了保守党的长期执政。缺乏足够民意基础的保守党为什么能够赢得选举?当时正经历葛兰西转向的霍尔认为，除了工党执政记录不佳外，关键在于保守党着力进行意识形态霸权建构，瓦解了1945年以后支撑工党的社会共识基础，实现了社会价值观的翻转。为此，他在开放大学开设了编号为D209的“国家与社会”课程，组织并领导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基于对后福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对19世纪以来的英国国家的历史、现实及其政治本质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他发明的“撒切尔主义”术语获得了充足的内涵。那么,霍尔为什么要如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撒切尔主义呢?答案就在于，他希望工党或者说广义的左派能够“向撒切尔主义学习”,①及早摆脱困境，赢得自己艰难的振兴。这是霍尔最靠近传统政治的一个时期。

1987年，也就是撒切尔主义批判尚未结束之际，霍尔发表了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拉开了“身份”政治学建构的序幕。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此时转向种族问题呢?历史地看，1948年，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英国开始从加勒比等殖民地大规模输入黑人劳工移民。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观察到了黑人移民与英国主流(白人)社会之间的零星摩擦、冲突，但基本保持了缄默。一种符合其当时理论立场的解释是，他似乎认为这些冲突是阶级问题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将随着阶级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不过，随着黑人移民数量的迅速增长，60年代末期以后，他们与主流(白人)社会的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移民、种族由此成为英国社会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在7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霍尔不可避免地触及移民、种族问题，并在1978年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深刻、系统地揭示了霸权在种族冲突、种族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80年代以后，随着保守党政府的长期执政，以工人阶级运动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政治运动逐渐衰落，而以非政治的社会认同(种族、性别、生态等)为目标的新社会运动却异军突起，取代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成为抵抗资本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通过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性研究，霍尔实际上得出了一个悲观但却现实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强大，即将来临的90年代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资本依然是全球性的，并且今天更胜以往。不仅如此，与之相伴而生的旧的不平等依旧在决定人们的生活经验，限制所有人群、所有阶级以及所有共同体的希望与忧愁。与新时代一起，正在生产出新的社会分裂、新的不平等和剥夺权力的形式，它们将原有的形式都覆盖了。”①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转向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种族、移民问题，从中找寻到新的可能的抵抗空间，就成为霍尔的不二选择。基于这种历史性的、绝非先在必然的选择，霍尔建构出了自己的最新(后)一个、与其“黑”皮肤直接相关的“身份”。

本文集由张亮负责选编，李媛媛、宗益祥、乔茂林、刘焱、杨兴林、孔智键承担了相关篇目的翻译，张亮对全部译稿进行了通读通校，李媛媛协助张亮校阅了部分译稿。

2020年，我们推出本文集的修订本，主要增加了三篇新译作：《敏捷的唯物主义：安东尼·葛兰西、斯图亚特·霍尔、种族化与现代性》(卡利著,李媛媛、乔茂林译)、《意识形态和传播理论》(霍尔著,宗益祥译)、《马克思的方法：阅读1857年》(霍尔著,孔智键译)。张亮负责修订本选编，宗益祥协助张亮校阅了全部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