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这种突然的转变，不只是与瓦格纳的决裂，那时候，我对我在本性上一般的迷失感到苦恼，这种本性迷失的任何差错，无论是关于瓦格纳方面也好，或关于我在巴塞尔大学的职位方面也好，都只是一种征候。

一种暴躁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我。我知道，这时候是我稍稍反省一下的适当时机了。我立刻明白，我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多么的无用。与我毕生的工作相比，我曾经多么想终生做个语言学家。我曾对这种虚假的谦卑感到羞耻。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根本没有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滋养，在这十年中，我没有获得一点有效的知识，只是追求那种味同嚼蜡的学问渣滓，而丢失了数不清的东西。在古代希腊诗人中，小心翼翼地，半盲目地耕耘，那就是以往我所从事的。

可怜，我发现自己非常瘦弱、憔悴，在我的知识宝库里，完全缺少现实的东西，只知道“理想事物”有价值。我满怀着一种燃烧的热望，此后，我的研究工作完全在生理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甚至只有当我毕生主要工作使我不得不如此做的时候，我才回到对历史的研究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在违背一个人本性而选择的职业与透过催眠术的媒介，如瓦格纳的催眠术，而平息一种空虚和渴求情感的需要之间那种关系。

经过仔细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有很多年轻人，都遭遇同样的困扰：一个个反常的行动，不断地发生。在德国，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在帝国之内，很多人都不得不过早地选择他们的职业，然后又在不可避免的重担之下颓唐下去，这种人需要瓦格纳，以当作麻醉剂，他们忘记了自己，他们暂时逃避自己，我在说些什么！费了五六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