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之前，朝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对外部世界也是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状态。但是这时对朝鲜有影响力的，可能也就只有中国和日本，朝鲜还不能够和其他的国家建立更加亲近的关系，这是地缘政治造成的。在这种状态下，朝鲜如果能很好地实现政治改革，往现代国家转型，那它对中国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帮助。但是此时，中国本身政治没有转型，那么朝鲜亲近日本，亲近美国，就会导致一个价值观的落差。甲午战争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就在这里。1894年春天东学党起义之后，这种矛盾就暴露了出来。

由于朝鲜在整个经济增长、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没有整体性的协调和发展，有一部分人就被工业化运动给甩出去了。东学党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对政治的反抗，他们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如果有足够的力量，军队的效率比较高，那还可以迅速地镇压骚乱。但是东学党起义之后，从4月起一直闹到了6月，5月最严重，起义军直逼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当时它首都所在)。这样朝鲜就面临很严重的内部危机。这时候朝鲜国王就想请求宗主国出面。在中国的宗藩体制下，藩国有难，宗主国有责任出兵。所以朝鲜国王就请求中国帮他把东学党给镇压下去。当时驻朝鲜的是袁世凯，朝鲜政府把这个文件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就报给李鸿章。

李鸿章最终同意向朝鲜派出两千精兵。大清帝国当时经济振兴的威名还是很大的，1888年北洋海军成为亚洲第一，它的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都显得很像那么一回事。所以李鸿章派两千军队到朝鲜去，东学党马上就作鸟兽散——没有镇压就结束了。但是这导致一个大问题，我们前面讲到，十年前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会谈的时候有个说法——如果将来我们任何一家在朝鲜要动手的话，要告知对方一下。当年完全是一句客气话，结果这一次非兑现不可。李鸿章也是君子，他在下令出兵朝鲜的时候，就把这个消息电告给中国驻日本大臣汪凤藻，由汪凤藻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日本政府：清政府在履行番邦有难，宗主国出兵的原则；同时，根据十年前和伊藤达成的共识，通告贵方我们要出兵了；贵方不要多想，事情一结束我们就回来。

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涉，但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节外生枝。因为中国的理由是“藩邦有难，宗主国有权利出兵”，率有道伐无道，这是周朝以来的一个道义原则。但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马上做出回复：“我从来没承认朝鲜是你的属国。”

日本这句话有没有理由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日本的这句话，是有理由的。因为1874年日朝建交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两个独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会谈，当时日本没有将朝鲜定义为“大清帝国的属国”。当时日本反复强调，双方是对等的独立国家。因此这个时候日本就否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这下该怎么办？

6月3日中国出兵，出兵之后中日交涉。到了6月28日，日本驻朝鲜的公使大鸟圭介就问朝鲜的国王：“你们朝鲜是否还是中国的属邦？如果你要认为自己还是属邦，那么日朝已经谈成的1875年以来的外交关系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我是和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谈判，现在你突然变成清帝国的属国，就和我们原来谈的原则不一样了。”

日本的威胁对朝鲜影响是很大的。从1875年到1894年，中间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日本在朝鲜的投资，日朝之间的联系，都是大事情。朝鲜政府反而不好表态了。朝鲜政府把它的难处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报告给了李鸿章。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立场的游移。实际上真正感到恐慌的是袁世凯。袁世凯这时候很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朝鲜一旦决定放弃和中国的藩属关系，中国在朝鲜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经过各种努力，朝鲜政府以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答复了日本的刁难，也就是含糊其词。从朝鲜的立场来讲，既不想得罪日本，立马和日本处于冲突状态，也不想得罪中国，毕竟是几百年的藩属关系，清政府并不过分干预属国的内政，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容忍属国的腐败，要的就只是一个宗主国的名分。

袁世凯此时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力量介入，比如俄国的强力干预，那么日本人很可能不满意朝鲜的含糊其词。而李鸿章认为中朝的属国关系和其他国家没有关系，只要朝鲜不明确地否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就不会动摇。所以他就讲不要过分指责朝鲜，不要把朝鲜推到敌对的方向去，尽量跟朝鲜缓和关系，好好相处。

在这种状态下，中日两国在朝鲜就陷入了僵局，尤其是中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清政府6月从中国出兵2000人，这时候不能撤回，但是接着大规模出兵也不对，要再出兵的话就可能把东北亚火药桶给点燃了。

就这样拖到了7月中旬，清政府出兵已经一个月。日本外务省就给驻朝鲜的公使发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破局。7月19日，日本公使向朝鲜政府提出建议，他说中国以这种保护属国的名义向朝鲜派军队，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日本是和一个独立的朝鲜打交道，现在清政府在这里驻扎军队，名义上是保护朝鲜，实际上是成为朝鲜的“太上政府”，因此他认为朝鲜应该出面驱逐清军。同时日本要求朝鲜政府限时答复。

在这种僵持状态下，假如袁世凯继续在朝鲜驻扎下去，假如他也拥有足够的军队，日本公使敢强迫朝鲜国王驱逐中清军，袁世凯大概也敢动真格的。但这时袁世凯突然回国，日本利用这个机会策动了一次政变，把朝鲜的国王给换了，换了大院君上台。7月25日，大院君首先宣布之前签订的中朝条约是无效的，宣布清朝在朝鲜的驻军、利益是非法的。而且他请求日本公使率领日军驱逐在朝鲜的中国军队。

就在当天，日本获得了朝鲜的授权，对清军不宣而战。“济远”舰、“广乙”舰、“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其中的“高升”号，还是清政府向英国租的。为什么要租英国的？因为李鸿章不想和日本发生冲突，他觉得英国跟日本是盟国，日本不会打挂着英国国旗的英国船。但是日本不管这些，因为日本不惜一切要破局，特别是它现在拿到了朝鲜的授权，有足够的理由出面驱逐清军。

“高升”号事件，对清政府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原来是个中朝问题，现在等于变成日本在打中国，而且日本是替朝鲜打中国。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时日本也宣布对中国作战。

当然，我们分析这两份宣战诏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日本宣战是真的要打，要决一胜负；中国的宣战实际上是指责日本的不道德，并没有真正拉开架势要打，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打的心理准备。为什么呢？

其一，中国的军队在体制上没有办法和日本比。当时，中国的海军和日本的海军一样，最好的战舰都是德国生产的；两国的海军将领都是在英国、法国接受训练的。但是日本在整个明治维新期间，完成了整体的军事现代化。特别是陆军，日本完全按照德国的陆军体制来改造它的陆军，并且采用了大本营制度。这时候清政府连陆军部都没有，海军部也没有成立，只有一个海军衙门，北洋海军受海军衙门管辖。这一点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中国的军队是没有力量和日本打的。

其二，通过十年前的中法越南战争，李鸿章清楚地看到世界大势——宗藩体制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李鸿章就认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应该换一个新思路，重建和各个藩国的现代关系，而不能继续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来指挥这些藩国。所以李鸿章就寄希望于国际干预。

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有个一贯的主张：当不可能打赢或者不值得打的时候，李鸿章肯定不去打，所以他就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那么李鸿章现在怎么办？在中日宣战状态下，李鸿章就开始调兵遣将，尽管迟了，但是李鸿章确实做了，准备把军队逐步地调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清朝军队里最重要的淮军将领，像叶志超、聂士成之前就进了朝鲜了。这时又大规模地向朝鲜派军队。到了9月初，进入朝鲜的中日两国的军队差不多都在一万多人，而且战略目标都很明确。中国的目标就是想打一次镇南关这样的大捷，于是向平壤集结，平壤背靠中国，打完了撤退也很容易。所以中国军队在被派过去之后，是处在一个守势状态，目标就是守平壤；日本军队进了朝鲜之后，开始分批完成对平壤的包围。这场攻防战，中国赢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大概到了9月初，清军和日军都完成了集结。

到了9月12日，日本的军队就分成东、西两路开始对平壤发动仰攻——平壤位于高坡之上，中间高、四周低，向平壤进攻，是从下往上攻。清军的几个重要的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也都确实打得很顽强，而且也都属于职业军人，是淮军将领中的名将。应该说一直打到15日，双方互有胜负，互有伤亡，并不是谁占有绝对优势。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我认为平壤战役是整个甲午战争当中近乎唯一的亮点。

但是最后这场战役清朝还是失败了。一个原因是日军对平壤的围困做得的确滴水不漏。另外，更重要的是中方军队的战地最高指挥官叶志超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当然也有可能是和后方的联络出现了问题。9月15日傍晚，叶志超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的日军，认为如果这样继续打下去，清军很可能成为日本军队的瓮中之鳖，最后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身陷重围，对军队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殊死搏斗，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固守平壤，顽强地抵抗，节约兵力，等待援军。但是我们翻看史料，你会感觉到，在那个时间点，他似乎失去了和后方的联络，他不知道清政府李鸿章这边的安排。援军究竟什么时候能到？这一万多人究竟会不会孤零零地被日军给团团包围住，最后被一举歼灭？他陷入了犹疑。

在这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判断上的重大失误——想趁着夜幕降临的时候，让军队突围出去。当天的天气是有利于突围的，傍晚下雨了，在雨幕的遮蔽下，清军从平壤撤退。但是这种状态下的撤退叫什么呢？这叫兵溃如山倒啊!清朝军队在冒雨撤退的时候，自相践踏，草木皆兵，伤亡无数。等到日本军队被惊动，再派兵追杀，清军更是所剩无几，清朝在朝鲜战场上的军队就这样近乎全军覆没。

事实上，叶志超判断援军遥遥无期，这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这场平壤保卫战的最高峰就是9月15日。我们还知道什么呢？第三天(9月17日)就是黄海大战。这意味着将有几十艘北洋海军的战舰，护送援军到朝鲜来。9月17日，援军于朝鲜的江口登陆。就是说只要叶志超再坚持一天，援军就到了，结果就在这一关键时间点上，叶志超他们选择了撤退。

与此同时，日本的军队正从平壤追击逃亡的清军。另外，日本的海军在中日宣战之后，一直在海上搜寻清朝海军，试图与其主力决战。9月17日，中国的北洋海军主力——几十艘舰队把陆军卸下来以后，在返航途中生火做饭，战舰上冒出的炊烟一下子被日本的海军给捕捉到了。大约在11点，两军发现了彼此，互相靠近。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2点左右，两国军队进入大炮的射程之内。差不多接近下午1点的时候，黄海大战爆发。

中日两国的海军战斗的总时长其实不到五小时，1点前开打，不到5点双方的舰队炮弹差不多打完了。此时，双方的死伤和舰队的损伤情况都差不多。等到炮弹都打完后，双方就逐步撤离战场。从结果来看，黄海大战虽然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斗，但是它并没有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

清政府虽未觉得黄海大战之后，自己就注定失败了，但这场大战对清政府的震撼是很大的，日本的海军竟然能与大清分庭抗礼。之后，中国迅速作出了调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个是加强外交斡旋，和日本寻求妥协，但这个代价是要清政府能接受的；第二个，把所有受损的战舰和完好的战舰统统拖走。好的战舰被开到了刘公岛海军衙门，停在港湾里被保护起来，这是在向日军示弱，表示自己无意开战；另外，凡是受损的战舰都被拖到了旅顺港船坞那儿去修理，修完了之后再拖到刘公岛。

我们可以看到，中方很清楚地展露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打了。这时，按照常理来看，一方都举白旗了，那另一方自然见好就收了。但是日本军队很不道德，竟然派出军队在山东半岛登陆，直扑威海和刘公岛，把刘公岛的清朝海军团团包围住。这个时候，清朝海军方面就试图呼叫北京，希望派陆军来援，但此时他们与北京的联络早已中断了。如果我们今天去刘公岛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两边环山，炮台在山上，如果没有很强大的陆军去保护它，日本的海军、陆军一旦登陆作战，就可以很轻易地把清朝军队瓮中捉鳖。但是如果有强大的陆军，把山头、炮台保护住，那日本的军队就仰攻不上来了。

然而当我们读这些史料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在日本军队攻打刘公岛的时候，北洋海军的将领是从战舰上跑到山头上，再去用大炮打。这样一来，自然挡不住日军的进攻。9月17日的黄海大战，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1月。到了1895年2月，清军实在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被日军团团包围，彻底失去了外部的消息。我们知道，北洋海军接受的是现代化的军事训练，打不赢就投降的理念在士兵们心中早已扎根；另外，北洋海军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的教官，也就是雇佣军。他们拿着清朝的薪水，是为其训练海军的，不会为大清献身。因此，在被团团包围的状态下，这一拨外籍的军人就对战地指挥官施压。他们要求战地指挥官按照现代战争的原则投降。而在这个时候，日军又不断地给清军发劝降信，这一行为对军心的扰乱也很厉害。

就这样，拖到了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只好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一批将领跟随他自杀。丁汝昌他们吞食鸦片自杀之后，其他的这些北洋海军的将士，都在美国洋员浩威动议下集体投降。所以日本很快就攻进了港湾。之后日本为了表示对丁汝昌的敬佩，就给了他一个最高的军事礼仪，把他的灵柩用缴获的中国军舰很隆重地送出来。北洋海军就此覆灭。

北洋海军在威海的覆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整个大清失去了海上的力量，这等于京师的门户全面被打开了。一部分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北边还有一支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之后，日军还有一支往台湾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大清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尽快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