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多元化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位政治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了不起的，13岁时被湖广巡抚顾璘视为“国器”，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留存翰林院，以自己的沉着、老练，以及准确的判断力、果断的执行力，得到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人的器重和提携，又和同事高拱、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人私交密切。应该说他具备了一流政治家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从此踏上了“帝师”和“辅相”之路，利用“南倭北虏”缓解的时机，给已经两百多岁正在“老迈”的明朝，注入新的活力。

其实，明代社会这个时候是充满活力的，因为民间有无穷的创造力。王阳明虽然去世，王学却风靡一时，弟子王艮更折腾出一个“泰州学派”。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相号召，其子王襞则提出，所谓的“人欲”与“天理”，只在人的“迷”与“悟”之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明儒学案》)。后来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更鼓动舆论，倡导个性，被黄宗羲称为“赤手搏龙蛇”；李贽和高僧达观，则被称为“两大教主”。两大教主和《水浒传》《金瓶梅》一道，引导人们思想，官方话语却无人关注。

多元化社会的来临，严重冲击政府的权威。奢靡之风刺激着高消费，激励着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发家致富。源源不断的海外舶来品、海上贸易带回的巨量白银，刺激着丝绸、茶叶、瓷器的生产。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时时发生，但整个社会的繁荣、社会财富的积累，却是当时的“主流”。用当今的时髦语，当时的明朝，正在成为一个“小政府”，而当时的明代，正在成为一个“大社会”。社会财富积累了，政府财政却是捉襟见肘。

张居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横空出世的。有人称，明朝只有一帝，是为太祖高皇帝；明朝只有一相，是为江陵张居正。无论是太祖高皇帝这一“帝”，还是张居正张江陵这一“相”，虽然相隔两百年，执政理念却是一脉相承。朱元璋是用“重典”治天下，“条例章程，规画周详”；张居正则是“尊主权”“一号令”，讲究“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朱元璋和张居正的执政风格，那就是“集权”。尽管他们理念相近、风格相似，措施也相仿，目的却不相同。朱元璋的重点在政治，张居正的重点是经济，准确地说，是财政。被人们称之为“张居正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围绕着国家财政进行的：

一、清丈土地。明朝以农立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税，虽然两百年间，人口增长、土地开发，但有大量的土地没有纳入国家的税收范围，是“隐瞒”的、“偷税漏税”的土地。所以，张居正在重新建立起“朝廷”权威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丈土地。在中央的督查和严责之下，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税田由原来的600多万顷，增加到700多万顷。

二、摊丁入亩。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政府难以按原来的户口征收“户税”和“丁税”，于是，将原来的“户税”和“丁税”的50%~60％，摊入田亩中征收。这就叫“摊丁入亩”，后来被清朝继承，实行全部人丁的“摊丁入亩”，成为雍正皇帝“改革”的重大内容之一。好处是国家的税收多了一层保障，问题是一些非农业人口减少了税收，而农业人口加重了负担。当代学者认为，这有利于解除民众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我认为是牵强附会。

三、两税折银。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白银成为国内的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但是，这就造成了以实物税为主体的明朝朝廷的购买力下降。张居正顺应这一趋势，将实物征收改为白银征收。从此，白银不但在民间，在政府也成为“本位”，成了全社会的交换手段。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地域之间的不平衡性，白银的流通在明朝同样也是不平衡的。东南发达地区高兴了，西北落后地区就发愁了。

四、精简税收。明代税收和历代一样，时间一长，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也趁机中饱私囊。张居正“改革”的一个著名成果，就是在浙江、江西等地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税收统括起来，以省、府、县为单位，形成总额，摊派到各税户。这样的好处是简洁明了，民众纳税心中有数，官员想额外谋私，便不容易了。当然，一段时间以后，又从上到下增加了许多收税的新名目。所以，“一条鞭”实是政府永久无法兑现的承诺。

张居正的改革，使当时的明朝官场重新振作起来，也为财政拮据的明朝财政提供了极大的利益。尽管因为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压制了许多人的言行而遭受批评，死后更被万历皇帝清算，但张居正仍然得到后世的普遍赞赏。后来首先提出为张居正平反的，正是当年因为弹劾张居正而遭受廷杖的“东林党人”邹元标。

但是，在明朝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自由与张扬成为潮流，张居正的“尊主权、一号令”成了和明成祖的向外开拓一样的“异数”。而张居正改革本身，也并没有真正顺应“大航海”的时代，眼光仍然是“农业税”，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扭转明朝的财政、真正给明朝注入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