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要讲宋朝人的财产制度。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一位生活在宋朝的女子，究竟有没有财产权。

我说一个小故事：南宋时，巴陵县——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有一名未婚女子，姓石，人称“阿石”。这是宋朝人称呼女性的习惯，比如一个姓吴的女子，人们一般会叫她“阿吴”。阿石已有婚配，但尚未成亲，未婚夫叫廖万英。

阿石父母双亡，也没给她留下什么遗产。她的叔叔石居易——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同名——可怜这个侄女，便送了她一块田产。阿石委托她的亲哥哥石辉将这块田产卖出去，换成现金，用来添置结婚的嫁妆。但石辉是一个无赖，之前因为吃喝玩乐，欠下一屁股债，他居然将卖地所得的400贯钱据为己有，用来还债。400贯钱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有一二十万元。也就是说，哥哥吞占了妹妹的嫁妆，数额还不小。

阿石的未婚夫廖万英听到消息，很生气，便跑上门，向大舅子石辉索取400贯钱。石辉不给，廖万英便将他告上了法庭。那么法官会怎么判决这起财产纠纷案呢？

法官先将石辉臭骂了一顿：“你作为兄长，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妹妹要出嫁，你本来有责任给妹妹准备嫁妆，但你非但没掏一毛钱，还将叔叔助嫁的田产霸占了，你丢不丢人啊!”

然后，法官又将廖万英骂了一通：“你男子汉大丈夫，却盯着未婚妻那点嫁妆，羞不羞啊？现在闹上法庭，就算你得到了嫁妆，但亲戚之间的感情已难以修补，岂不是得不偿失？请反省你的做法，是否恰当。”

虽然法官对诉讼双方都做了道义上的谴责，但案子应该怎么判，还得按法律来。根据宋朝的法律，法官认为，廖万英有权利要求石辉归还未婚妻的陪嫁田，石辉必须将田地赎回来，还给妹妹与妹夫。

这个财产纠纷案的判决告诉我们，宋代的女性是有财产权的。一般来说，未婚的女孩子的财产权是以嫁妆的形式存在的。未嫁女可获得一份嫁妆，作为她从娘家继承的财产，是宋朝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我们不能小看宋朝人的嫁妆，因为宋朝流行厚嫁之风，女孩子的嫁妆非常丰厚，不仅是一些金银首饰，而是几亩、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的田产，或者是一套或几套房产。

南宋时，法律又对女儿所能继承的财产份额做出规定：“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什么意思呢？就是兄弟姐妹分家的时候，姐妹分到的财产，是她们兄弟的一半。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当然是男女不平等，但放在中国历史上，这真的是难能可贵。要知道，不管是宋朝之前，还是之后的朝代，法律都没有赋予女性“合得男之半”的财产继承权。

“女合得男之半”，这是女孩子有兄弟的情况下能继承到的财产份额。还有一种情况，一户人家只生了女儿，没有生男丁，按宋朝人的说法，这叫“户绝”——以古人的观念，只有男丁才可以传承香火，没有男丁，意味着香火要断绝。宋朝法律规定，在户绝的情况下，女儿是可以继承到父母的全部遗产的。

这里的女儿，是指未出嫁的女儿。如果这户人家既有未出嫁的女儿，又有已出嫁的女儿，那遗产怎么分割？法律规定：未出嫁的女儿继承三分之二，已出嫁女继承三分之一。这个规定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出嫁女之前已经继承到了一笔嫁妆。

前面我们说过，女孩子继承到的财产，通常都是以“嫁妆”的形式保管。到了出嫁之时，她可以带到夫家，归小夫妻共同所有，娘家是不可以占用这笔财产的。所以在前面的故事中，廖万英起诉他的大舅子，才能获得胜诉。

夫家也不能占用媳妇带来的嫁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代都是大家庭，户主一般都生育几个儿女，财产是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将来户主过世，兄弟姐妹才分家。而媳妇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属于小夫妻的私财，不是大家庭的共同财产。分家的时候，这个私财是不用拿出来分的。

因为法律有这么一个规定，所以有一些小伙子贪便宜，就用大家庭的共同财产买房买地，然而在产权证上写明是妻子的嫁妆，这样，分家的时候，这些财产就不用拿出来分，而是落入自己的口袋。当时有一些大家族的家长，苦口婆心告诫子女：不要这么做，这么做虽然可以占点小便宜，但日后会吃大亏。为什么会吃大亏？我们下面会说到。

既然妻子的嫁妆归小夫妻共同所有，那么丈夫对妻子的嫁妆是不是有支配权？不一定。因为嫁妆的支配权通常还是牢牢掌握在妻子手里。也就是说，怎么保管、处分自己的嫁妆，妻子说了算。如果丈夫动用妻子的嫁妆，会被别人瞧不起，别人会指指点点说：这个男人真没出息，连老婆的财产也要挪用。

当然，妻子很多时候会将自己的嫁妆拿出来，交给丈夫使用。当一个妻子这么做的时候，通常会被当成好人好事称赞一番，写入人物事迹中。这也说明，妻子不拿出自己的嫁妆，是本分；拿出来了，是美德。

由于嫁妆实际上是归妻子本人支配的，将来万一小两口离婚，妻子可以带着她的财产回娘家，或者改嫁。所以，宋朝有些大家族的家长，才会告诫子女：不要将大家庭的共有财产偷偷改成你妻子嫁妆的名义，这么做虽然可以占点小便宜，但日后你妻子要是改嫁了，这些财产就会被她带走啦。

宋朝两个家庭结成亲家，在新郎新娘成亲之前，双方要交换婚帖。其中女方的婚帖会写明：出嫁的是我们家哪个小娘子，排行第几，芳名叫什么，生辰八字又是什么，还有很重要的一栏，是列出陪嫁的嫁妆，金银珠宝多少，田产多少，房产多少，写得清清楚楚，不能含糊。为什么要列明陪嫁的嫁妆？是炫富吗？当然不是，这是婚前财产证明啊，将来万一小夫妻离了婚，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妻子改嫁，这婚帖上的嫁妆，妻子是可以带走的。婚帖就是财产证明书。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宋朝的女性是有财产权的。放在中国历史上，不包括现代社会，宋朝女性所拥有的财产权也是最大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先说宋朝之前——唐朝的情况。唐朝女性也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也是以办嫁妆的名义继承父母的遗产，但继承的份额很少，是她兄弟聘礼的一半；在户绝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没有男丁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全部遗产。宋朝的女性财产继承权延续自唐朝制度，并在唐朝制度的文明基础上做出了发展。比如唐代女性的嫁妆份额，是她兄弟聘礼的一半；北宋初还是沿用这样的规定，但在南宋时，女性以办嫁妆名义的财产继承份额，已扩大到她兄弟所能继承份额的一半。这一财产权的扩大，我认为与宋代的厚嫁之风有关，一个女性的陪嫁财产越多，她在夫家的地位越高，即使以后离婚，她还可以带走属于她的财产，生活也会有一定保障。

宋朝之后呢？明清时期，法律很少提到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不过按民间习惯，女孩子一般也可以以办嫁妆的名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一部分财产。请注意，这是民间习惯，而不是法律规定。未经法律确立的权利，毕竟是不稳定的，可能有些地方有这样的习惯，有些地方则没有。而且，按明清的法律，女性带着嫁妆进了夫家，这个财产也将归夫家所有，以后离婚回娘家，或者改嫁，是不可以带走的。

明清法律明确承认的女性财产权只有一种情况：在没有儿子继承香火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如果父亲没有生儿子就去世了，族人有义务给他挑选一个继子继嗣，财产也由继子继承，还是没有女儿的份。跟宋代相比，明清女性的财产权可以说出现了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倒退？这跟明清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有关。明清时期，理学已经被尊为国家正统。而在宋代，理学只是一种民间学派，理学以“在野”的地位，对帝王与士大夫群体提出了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而理学成为国家正统之后，却以“在朝”的地位，对民间社会包括对女性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

前面我们讲到宋朝女性的财产权，她们可以以办嫁妆的名义从父母那里继承到一笔财产，出嫁的时候带到夫家，如果离婚，则可以带走这笔财产。那么可能你要问了：宋朝的女性能够提出离婚吗？古代社会不是只有休妻，而没有离婚吗？其实，宋代的女性也是可以主动提出离婚的。我先讲一个李清照离婚的故事：

许多朋友应该知道，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经离过婚。她与第一任丈夫赵明诚情投意合、志同道合，可惜造化弄人，靖康事变之后，赵李二人辗转南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南宋初，赵明诚病逝于建康，即今天的南京，李清照孤苦无依，只好再嫁张汝舟。

谁知张汝舟娶李清照，只是贪图她随身携带的珍贵收藏品——李清照与赵明诚有收藏名人书画、古董的爱好，不过这些收藏品在南下的过程中丢失了一些。当张汝舟发现妻子并无多少财产时，竟然对李清照大打出手。看透了第二任丈夫真面目的李清照，决定摆脱这段失败的婚姻，离开张汝舟，保全第一任丈夫赵明诚留给她的遗产。

为了成功跟张汝舟离婚，李清照将丈夫告上了“法庭”。李清照起诉张汝舟，没有直接提出离婚，而是揭发张汝舟履历造假、骗得官职。原来，按宋朝的科举制度，屡考不中的读书人，如果考试的次数达到若干次，可以得到朝廷的照顾，赐予功名，安排工作。张汝舟考不中进士，又想捞到一官半职，只好在履历上造假，谎报应试的次数，骗到一个小官职。但张汝舟居然蠢到一边搞“家暴”，一边在妻子面前吹嘘履历造假的黑历史。李清照既然与丈夫闹翻，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告到衙门，揭发张汝舟造假的事。结果，张汝舟被问罪，还被押送到外地劳改，李清照成功跟他离了婚，不过她自己也坐了九天牢。

有人认为，李清照闹离婚却坐了牢，说明宋代女性起诉离婚，将会受到监禁。这当然是误解。北宋初制定的《宋刑统》，也就是宋朝的“基本法”，确实有规定：如果妻子揭发丈夫犯罪，即使控告属实，也要受惩罚——两年有期徒刑。但这条法律针对的不是闹婚姻，而是为了防止夫妻之间相互控告，陷入人伦困境，跟闹离婚没有关系。而且，北宋的这条法律，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通常并不会被引用的，是一条睡眠条款。《宋刑统》抄自唐朝法律，里面有很多条款都是与宋朝社会脱节的，在实际的司法中并不适用，都是睡眠条款。事实上，李清照最后也没有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反倒是她控告的丈夫张汝舟被判了刑。

除了李清照离婚这件广为人知的事情，在宋代的史料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闹离婚的记载。我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北宋末，有一个姓章的读书人，我们叫他小章吧。他是苏东坡的粉丝，而且是超级铁粉，凡是苏东坡的文章，他都会找来拜读。他的妻子姓陈，长得非常漂亮，但小章爱苏东坡胜过爱妻子，常常读苏东坡的文章，彻夜不眠，就冷落了妻子。妻子本来就对小章不大满意，因为他长得比较丑，现在又受丈夫冷落，便提出离婚。两人就真的离了。

另一个例子。唐州有一个富商，叫作王八郞，这名字很特别。王八郎在外面包养了一个“二奶”，嫌弃结发妻子，想和她离婚。他妻子说，离就离，谁怕谁？当下就拉着丈夫的袖子，跑到衙门。法官判决准许离婚。并判女方可分得王家的一半财产，女儿的抚养权也判归女方。

这样的事例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在宋朝，女性闹离婚，并不是个别事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有一个宋朝人非常愤怒地吐槽过：现在的妇女啊，太不像话了，简直将丈夫的家当成客栈，“偶然而合，忽而而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事实当然不会这么夸张。但显然，宋朝女性主动离婚的现象，已引起了一些“正统”男士的强烈不满。

那么宋朝的法律承不承认女性的离婚权利呢？古人离婚的形式，不外三种：一是夫妻协商离婚，双方都愿意离，好聚好散。在宋朝，这叫“和离”。法律对和离是不干预的，你们夫妻商量好就行。前面苏东坡铁粉小章与妻子的离婚，便是和离。

二是丈夫主动要求离婚，妻子虽不愿意，却必须接受，没的商量，这叫“休妻”。古代男性在七种情况下，是可以单方面休妻的。这七种分别是：一、妻子无法生育；二、妻子**；三、妻子不孝敬公婆；四、妻子爱惹口舌是非；五、妻子盗窃；六、妻子爱妒忌；七、妻子犯有恶疾。这叫“七出”。当然，“七出”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很不公正，我们要批判。

三是妻子主动要求离婚，丈夫不管愿不愿意，也必须接受。套用“休妻”的说法，我们不妨称这为“休夫”。在敦煌出土的唐宋时期的文书中，就有一张“休夫”的文书，其中说的是，一个叫“阿孟”的妻子，因为与丈夫过不下去，便把亲戚、邻居请过来，作为见证人，然后，在大家的见证下，阿孟将丈夫遣送出门，结束婚姻关系。为什么可以将丈夫遣走，因为她丈夫是“上门女婿”。

那么宋朝法律是否承认妻子有“休夫”的权利呢？是承认的。按宋朝的立法，在七种情况下，妻子也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而丈夫必须接受。这七种分别是：

一、丈夫如果外出三年不回家，妻子可以向官府申请解除婚姻。

二、丈夫如果带着财产离家出走，导致妻子生活陷入困顿，妻子有权单方面解除婚姻，自由改嫁。

三、丈夫如果将妻子雇给他人做奴婢，妻子可以要求离婚。

四、丈夫如果强迫妻子为娼，妻子也可以要求离婚。

五、妻子如果被丈夫家里的亲属强奸，即使强奸未遂，妻子也有权提出离婚。

六、丈夫犯罪，被判押送到外地“劳改”，妻子若提出离婚，也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李清照就是利用这一条立法，与第二任丈夫张汝舟解除婚姻关系的。

七、在古代，婚约具有法律效力，不过宋朝法律又规定，男女双方订婚后，如果男方三年内无故不履行婚约，女方也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

这七条承认女性有权提出离婚，而丈夫只能无条件接受的立法，大多数都是宋朝独有的法律。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习惯性地认为，宋朝女性受程朱理学的束缚，地位低下。我想这里有双层的误解。第一，在宋代，程朱理学只是民间各个学派的其中一种，影响力并不大，甚至有一段时间，程朱理学还被朝廷禁止，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束缚女性。整体来看，宋朝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务实、功利、开明的。

第二，程朱理学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刻板，比如宋朝有几个理学家是明确反对女孩子裹小脚的，在著名的理学家程颐家族里，女性就从不裹小脚。再比如，北宋的理学家程颐说过一句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但程颐同时也认为，男性丧偶，也不应该再娶。与其说，程颐是歧视女性，不如说是对士大夫家庭提出了比较苛刻的道德要求。事实上，宋代理学家提倡的严格的道理要求，都是针对士大夫、皇帝而言的，并不是针对寻常百姓。孔子说，礼不下庶人。庶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懂那么多的礼节是情有可原的，不应该用严格的礼教来要求他们。

事实上，宋朝女性有独立的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离婚，离婚之后可以带走她的个人财产，可以自由改嫁，社会舆论并没有歧视改嫁的女性，甚至有一位皇后，也是改嫁过的妇女，那就是宋真宗的皇后刘娥。虽然宋朝无可否认也是男权社会，男女并不平权，但我们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女性的地位，是要高于其他王朝的。当然，不能跟现代社会相比，但我们也不要低估宋朝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