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曾经几次提到过“萨珊波斯”这样一个王朝。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萨珊波斯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频繁程度，丝毫不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东罗马的交往，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下来我想着重为大家介绍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在公元3世纪初，中国当时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而伊朗高原上则出现了统一的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存在的年份是公元226年到651年，大致上和我们的魏晋南北朝相当。当然，它覆灭的年代比魏晋南北朝结束的年代晚了几十年。伊朗高原一带的古国和古代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既深又广，这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伊朗高原上的萨珊波斯王朝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频繁而深入。到了之后的隋唐时期，中国和伊朗高原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从《魏书》开始，中国就开始使用“波斯”这个名称，所以萨珊王朝我们也称它为“萨珊波斯”，它是古代伊朗地区非常强盛的一个王朝。在它的西面就是罗马帝国，它和罗马帝国经常互相征战、争雄；而向东是突厥，它和突厥互有联姻。由于它和突厥之间有联姻的特殊关系，所以萨珊波斯往东通向中国内地的道路是比较通畅的。当然，历史上也曾经中断过，但是总体上是比较通畅的。波斯的使节可以由陆路直抵中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北魏的时候，波斯曾经多次派遣使团来和中国通好，《魏书》中就记载了十个到达了北魏的波斯使团，前五次到了北魏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后五次到达的是公元493年北魏迁都后的新都城洛阳。北魏洛阳城中有很多的波斯商人，我过去在别的场合说过这话，现在我依然可以这么说，我想学者们是会同意的。在今天的洛阳城内，来自伊朗的外国朋友的人数，恐怕还不一定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萨珊波斯的人数多。而比较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波斯的使者也通过陆路深入南朝。梁武帝年间就有记载，波斯国曾经派遣使者来进贡，也就是来“献佛牙”，其实就是带着佛牙[17]作为礼物送给梁武帝，因为梁武帝信佛。在梁武帝时期，还有波斯的使者来贡献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这个现象屡见于记载。

南京博物院现在保留着《职贡图》的残卷。《职贡图》上是“梁元帝萧绎”这样一个题名。当然，此画到底是不是梁元帝时期的，姑且存疑，有可能是一个摹本。而在波斯国条题记里边就引用了释道安《西域诸国志》[18]的长文。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波斯通使南朝所走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青海道，或者称河南道，也就是从西域经过吐谷浑，即今天青海这一带，南下益州到达四川，然后再溯长江而下到达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的萨珊波斯遗物，应该是萨珊波斯的银币。在1959年5月，有过一次非常惊人的发现。在中国最西部的县份——乌恰县，其西面的深山当中有一条古道，修路工在山崖下修路的时候，在一条石头缝里非常偶然地发现了13根金条和947枚波斯银币，这数量是非常大的。而这947枚波斯银币全部属于萨珊波斯时期。

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往东，在新疆的库车、焉耆、吐鲁番，再往东到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区，都出土过萨珊银币。当时萨珊波斯的银币是一种国际货币，广泛流通于东欧、中亚之间。公元六七世纪，还在中国河西地区[19]通用。《隋书·食货志》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北周时期——北周当然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河西这个地方，通用的是西域的金钱或者银钱，而北周是不禁止的。从出土文书和考古发现来看，所谓的“西域金银钱”里边，相当一部分是萨珊波斯的银币，它们在中国境内都通用。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还有萨珊的玻璃器，通过对这些玻璃的颜色、加工方法、类型进行对比，对纹饰进行研究，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这一批类似的玻璃器皿，基本上是伊朗的萨珊玻璃。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土的萨珊玻璃器皿，它的数量恐怕还没有在日本传世和出土的萨珊玻璃器皿多。换句话说，日本历代相传的或者从地下出土的萨珊玻璃器，比在中国到今天为止发现的可能还要多。比如在日本奈良县，它的古坟里边就出土过萨珊波斯的刻花玻璃碗。而学术界针对这个情况，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日本的萨珊玻璃器皿应该都是通过中国传入的。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未来，在中国境内会有更多的萨珊玻璃器皿出土。

公元5到8世纪之间，中国的上层阶级流行使用的金银器皿普遍非常奢华，这也应该是受到了中亚和西亚的影响。早在公元五六世纪，萨珊波斯的金银器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考古发现是相当多的，我们也不在这里跟大家一一列举了。

如果我们说金银器、玻璃器、金币、银币，这些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的文化交流物品，那么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物传进来的同时，有一些制造工艺也传了进来。工艺当然就不像器物那么具象、那么直观了。而且这些技艺传进来以后，它们的用途还发生了改变。比如，西方在加工金属器皿图形、纹饰的时候，会采用一种叫锤揲(dié)[20]的技法，就是用小而尖的锤子在金属器皿上敲。这种被用于金属器皿上的西方锤揲工艺，却在河北景县一个公元6世纪中期的墓里边出土的青瓷樽上发现了。换句话说，从西方传来的锤揲工艺，原来是用在金属器皿上的，居然被瓷器的故乡——中国用在了瓷器装饰上。

河南安阳北齐的一个墓葬里面出土过一件瓷扁壶，表面的胡人乐舞图也是模仿锤揲手法弄出来的。在公元五六世纪，中国非常流行的双耳扁壶，毫无疑问，是受到了伊朗高原在公元1到3世纪就开始流行的双耳扁壶的影响。当然，伊朗高原上流行的主要是上釉的陶器，而不是瓷器。

在南京曾经出土过两件玻璃碗。这两件玻璃碗在制造工艺上采用的是吹制法成形，这也让当时的发现者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文献记载，中国的玻璃器采用的是传统的模铸法，用模子把玻璃液熔化以后浇在里面，有点像做青铜器的办法。当时中国并没有掌握吹制玻璃的技法，然而这两件玻璃碗是采用吹制法成形。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到北魏以后才有了玻璃吹制技术。《魏书》里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形容西边来的人非常擅长制作五色琉璃。说他们的技艺，“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旁观的人都惊讶地以为这些玻璃器皿不是凡人所能做出来的。“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也就是说，从西方传来的玻璃器皿，以及它的制造技术，把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给打垮了。

除此之外，还有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公元6世纪中叶的墓葬中发现的织锦。在织锦的花纹、纹饰方面，汉族式样或者内地式样的山、云、禽兽纹，已经都几乎消失了，流行的是成对的禽类或者兽类，以及植物纹样，其中有些形象，比如狮子、单峰骆驼、莲花、对称排列的忍冬(金银花)等，这些原本是中亚、西亚和佛教艺术当中非常常见的风格，而它们此时已经出现在中原所织成的织锦上。很多学者判断这应该是中原地区为了外销而专门设计的。

在陕西三原，人们从一个公元582年的石棺中还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雄野猪的形象。根据一位非常著名的伊朗学家的研究，雄野猪是波斯拜火教神话中斗战神[21]的形象之一。我们不妨扯远一点，《西游记》里讲，唐僧师徒四人在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西天取经成功以后，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波斯那一带的影响。中国的丝绸织造技术很早就传入了西域，然而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丝绸的制造技术和花纹图案反而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萨珊波斯。毫无疑问，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萨珊波斯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