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父子两代人经过苦心经营，大体完成了魏晋易代的准备工作。那么，为什么西晋要到高平陵之变的十六年之后才得以建立呢？其间发生了哪些重要故事呢？

曹魏景元四年(263)的伐蜀之役可以说是小说《三国演义》中最后的一个**，邓艾率领手下的将士，翻山越岭，穿过崎岖的阴平小径，绕过剑阁天险，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平原上，进而一举灭亡蜀汉。这场奇袭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名的经典战例。

但令人奇怪的是，战争的胜利反而激化了两位主将——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钟会抵达成都之后，污蔑邓艾谋反，将他囚禁。后来钟会又在姜维的撺掇下，意图割据自立，遭到监军卫瓘(guàn)的讨伐。在混乱中，两位伐蜀的主将先后被杀，胜利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悲剧。这个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那么，在邓艾与钟会的矛盾背后，是不是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先看一看这两个人的出身。

邓艾原本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典农是曹魏负责屯田的机构，一般来说，参加屯田的农民比自耕农地位更加低，而且贫穷，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因此，邓艾的出身可以说是相当卑微，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战功才得以登上高位，没有任何能力之外的资本。而当时官场的主流是曹魏“官二代”，邓艾与他们在社会出身和文化风习上有很大的不同。《世说新语》中记载过一个和邓艾有关的故事。邓艾有一点口吃，司马昭嘲笑他说：“卿云艾艾，定是几艾？”你说话的时候经常“艾、艾”，那你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邓艾的回答非常漂亮：“凤兮凤兮，故是一凤。”用的是《论语》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喊“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典故，其实意思就是说，接舆说“凤兮凤兮”，其实只有一只凤凰。但是在这个玄风兴起、崇尚清谈的时代，邓艾的口吃无疑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钟会则不同，他是汉末名臣钟繇的儿子。颍川钟氏是汉末清议中最受推崇的家族，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声望。作为曹魏官二代，钟会与司马昭关系密切，是司马昭最亲信的谋臣之一。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和钟会有关的故事。有一次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四人约好一起出行，但是钟会迟到了，司马昭便嘲笑他说：“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就是说，你和人约好了，为什么要迟到呢？在此处，司马昭故意提及了“遥”这一钟会的父亲钟繇名讳的同音字。我们之前讲到过，魏晋人重视孝道，因此与人交谈，万一不小心提到了对方已故的父亲、祖父的名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冒犯行为，连谐音字也不行，被冒犯的人应该当场痛哭，表示被触及伤心之事。当时有些清谈名家，在一日之内与上百人接谈，而能做到不触犯任何一个人的家讳，这是记忆力惊人的表现。但反过来，如果是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有时候则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这成为魏晋名士特有的一种“智力游戏”。司马昭便是因为钟会的迟到，拿他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来反应敏捷的钟会也不甘示弱，他反击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意思是说，我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何必要和你们一起出发？一方面美化了自己迟到的行为，更在短短的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另外三个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同车的四个人都是曹魏的官二代。这场智力游戏的第一个回合，无疑是钟会占了上风。司马昭不甘心吃亏，继续发问：“皋繇何如人？”再次触犯了钟会的家讳。钟会回敬道：“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同样回击了司马昭。

当时，把持朝政的司马昭已经开始准备篡魏，人称“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虽然还不是皇帝，但是已经有了皇帝的派头和排场，对于旁人而言，事实上已经有了君臣的差别。但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贵公子之间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对方父祖的名讳来开玩笑，以为戏乐，并无太大的尊卑、等级之差。司马昭对于钟会的信任和重用，便是建立在这种深厚友谊的基础上的，与邓艾相比，亲疏差别很大。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伐蜀之役，这是一场受内政驱动的战争，并非司马氏有统一天下的志向。早在五年之前，甘露三年(258)二月，司马昭平定了淮南诸葛诞的起兵，已经扫清了篡位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因此到了那年五月，便有了“封晋公，加九锡”的提议。有了之前汉魏禅让的先例，大家都明白这标志着“禅让”连续剧的正式开场，高贵乡公曹髦讲了句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什么叫作“路人皆知”呢？就是说，一旦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这样的动议，司马氏要篡位的野心，就连路边的人都知道了。此时，曹髦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皇帝，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率领亲随出宫攻打司马昭，结果还没走到司马昭的府邸便被人刺杀了。但是曹髦的被杀给司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戳破了“禅让”连续剧中“你情我愿”的面纱。在此之后的五年中，尽管屡次有“加九锡”的提议，但是司马昭一直没敢接受，魏晋易代的进程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马氏被迫寻求建立不世之功，来重启代魏的进程，而不是因为魏蜀两国的实力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事实上，直到司马昭决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维依然在骚扰曹魏的边境。最初邓艾对于伐蜀也是反对的，直到司马昭专门派人去说服之后，他才勉强同意。因此，整个伐蜀之役是钟会一手谋划的，邓艾只不过受命率领偏师而已。

这样大家都能够想象，心高气傲的钟会被姜维堵在了剑阁，最后让邓艾抢到了头功，他心中的嫉妒、愤懑、不满可想而知，两个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便是自然而然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邓艾、钟会冲突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后来的伐吴之役中。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濬(jùn)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秣陵停军不前，接受王浑的指挥，而是直取建业，逼迫孙皓投降，这便是唐人刘禹锡的诗歌当中所讲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王濬的胜利激化了他与王浑之间的矛盾。王浑上表指责王濬违反诏命，不接受调度，污蔑他有罪，朝廷中的大臣则建议用囚车把王濬押解回来，幸好这次司马炎的处置比较稳妥，否决了这一提议，只是下诏责备王濬，没有激起更大的祸端。

观察一下王濬、王浑两个人的出身，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王濬家族在整个曹魏时代都没有仕宦的记录，与司马氏家族缺少渊源，因此在司马氏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而王浑出自太原王氏，他的父亲王昶是曹魏的司空，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如果说邓艾与钟会之间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类似的冲突在王濬、王浑身上的重演，反映的则是西晋政权的结构性问题。

实际上，西晋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事、征辟等方式凝聚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加上魏晋之际玄学与清谈的崛起，这些士大夫除了政治利益之外，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与认同。西晋政权的核心都是司马氏家族最为熟悉的姻亲和世交，没有任何起自孤寒的新鲜血液。这种政治基础的狭隘化，实际上是西晋开国之初就显得暮气深重的重要原因。

曹魏官僚子弟为了垄断既得的政治利益而表现出来的排他性，不但激化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这种对于政权的垄断，在抑制了官僚阶层内部流动的同时，也造成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僵化和缺乏活力，无法应对新的政治危机。左思《咏史》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场景：位居高位的人都是官二代，而有才华的、出身贫寒的人只能做下层的官员，这也是西晋短促而亡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