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说一下汉代的农业生产和汉代的乡村生活。

汉代的乡村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把它概括为“前有水井后植桑”，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生活和乡村生活。首先，我要说一句，我们不要错误地理解汉代，也不要错误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汉代的农民，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可能要远远超过我们对于后代，尤其是对于晚清时代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看秦汉时代农业生产的一个特质。汉代的农业生产，是小规模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在一片一片的农田上，通过精细化的农作，实现精耕农业的特征。这种精耕农业，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东亚地区的周边民族当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南方族群，比如说像海南岛的黎族，他们也有农业，但是他们采用的就不是我们汉族的精耕农业。这种农业植根于战国时代以来的一种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即中国走“四民社会”的道路进行社会分工。社会当中有知识人，有专门的农民，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手工业者，还有进行商品流动的商贾。这种社会化分工下，无论是手工业者，还是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民，他们都是一种专门化的技术人员。

从战国到秦汉，庞大的、繁华的都市随处可见，营造起了浓厚的工商文明的氛围。这种赚钱赢利和契约互惠的工商文明，就塑造了当时上至城市里面的老爷、贵族，下至农村的农民的市井心态和思想观念。

另一方面，从战国到秦汉时代，由于国家需要战争的物资，那么就要求单位土地上的产量能够发挥到极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大量的由国家组织、动员民间力量，修整各个层级的水利设施的一系列的举动。而田地的开垦、水利的修治，让农村生活十分景气，呈现出一种富足、安康、欣欣向荣的气象。所以秦汉真正的农民阶层生活不是非常辛苦。而且农民大体上都维持着一种小康到富裕之间的状态。

而对于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汉代的皇室还掌握了大量开垦的公田。这些田由政府组织农民开垦，开垦之后归国家所有。国家会把这些公田借给平民耕种，等到耕种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些公田就被分给底层的平民使用。当然，它的地理位置不如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水利便利的、条件比较好的田土。

所以汉代的乡村生活是非常景气的。在汉代，人们模仿孟子所刻绘的乡村蓝图——孟子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出，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就是五亩大的一块田宅，周边种上桑树；“五十者可以衣帛”，人到了50岁就可以穿上丝绸的衣服；然后你家里再养上一些小鸡、小狗、小猪，“七十者可以食肉”，70岁的老人，每顿饭都可以吃上荤腥。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还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呢？根据一个出土的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很典型的乡村生活。

在2003年，河南内黄三杨村遗址被发现。由于黄河泛滥，这个小村落被淤泥、淤沙埋藏在黄河的河床之下，所以它的庭院布局、耕作田垄都保存得非常好。我看到过这个遗址的照片，连农田里面被犁耕过的一道一道的犁痕都被压在黄沙下面。当被揭露出来之后，我们能够看到，这就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耕过的地。房屋的屋顶和坍塌的墙体基本上都保持着原状。而且根据考古，这里面没有人的遗骸，说明老百姓已经有序地撤离了即将有洪水到来的这个小村落。

这个河南内黄三杨村遗址，在既往的考古发现当中极为罕见，因为它非常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汉代农村的真实场景。它反映了汉代中下层农民生产、生活的状况以及生活环境。

内黄三杨村的遗址里，每家每户都有一条一两米宽的小路通往这个村落的干道，这个干道有几米宽；每一家每一户有一个院落，院落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后面是宅，中间有一道墙或者篱笆门，隔出一个两进的小院落；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口水井，而这个宅院的后部会有一个厕所，它和这个主体的房屋隔着有几米远。这个厕所里面的人们的粪便，很可能会被积攒下来，作为田亩的肥料使用；而这个宅院的后部，往往种植有一排、两排，乃至于三排的桑树。从出土的现场可以看到，很多桑树的树根、树干还都存在。这就是一个汉代的田园场景。

这种场景在汉代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在江苏的盱眙和东北的辽河流域，都发现过类似的汉代村落。我们的感受是，汉代的老百姓其实生活得挺好。超出我们想象的是，这个内黄三杨村的村落里面，每一家每一户的房子都是有瓦的。这和我们印象当中，晚清时代河南农村都是夯土墙，上面苫的是茅草这种民居风格是不一样的。可见，汉代的老百姓生活还是挺富足的。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汉代的一个老百姓，他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一年要花多少钱？

我们举几个例子。根据汉代的历史文献记载，一户人家有130亩土地，价值不到1万钱，这户人家就算是贫寒了，是不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啊？明清时代，家里有个十几亩土地，我们就认为是小康了。尽管汉代的亩，一定比明清时代的亩要小一些，但是130亩地，养活两口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无独有偶，《居延汉简》中有几个简记载了居延这个地方一些人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叫礼忠的人，他有500亩土地、1座宅院、3个奴婢，还有车辆和牲畜，总计价值在15万左右，这个15万，大概还达不到汉代一个所谓的“中产”的标准。可是，如果放在明清时代，那完全就是一个“土豪”的生活质量。

汉代《居延汉简》里面还记载了一个叫徐宗的人，他有一间房子、两头牛、50亩地，这些加起来价值1.3万。这个价格是由当事人核算的，不是我们今天人核算的。我们知道，晚清到民国时候，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活需求，就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在汉代，有两头牛、一间房子、50亩地的徐宗，拥有1.3万铜钱的资产，也只是一个刚刚“脱贫”的下层农民。

那么汉代每年每个农民大概要消费多少呢？我们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来算一算。根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说他屯田时手下有10281个人，需要口粮27363斛的粮食。“斛”是汉代的一个计量单位，一斛大概是10斗，一斗是10升。每人每月所得的未去壳的粗粮，大概是2.66斛。这个2.66斛指的是壮年男性士兵每个月必需的口粮。

东汉的崔寔在《政论》里面就讲，一个五口之家要有两个成年男子，我想大概是一个男主人，加上一个男性的奴婢；或者是一个男主人，加上他的男性的成年儿子。两个成年男性每个月要6斛左右的口粮。这个6斛，是没有经过脱皮的粗一点的口粮，比如说粟；女性约需要2.1斛，儿童约需要1.2斛，所以五口之家每个月要消耗11.4斛的口粮，每年就是136斛。

汉代一斛为10斗，一斛约20公斤，也就是40斤的粮食。所以一个正常的五口之家，一年要消耗的粮食就是2720公斤。这里的粮食指未脱壳的粗粮——粟。再加上社交(比如说农村逢年过节要送礼以及一些乡社活动)、穿衣服、土地税、人头税等开销。满满地算来，汉代每一年这一个家庭要消费1万个铜钱，可以说这还是很不小的一笔数字。

虽然花费甚多，但是50到100亩的田，加上一个大牲口、两三个劳动力，每年赚到的钱大致可以满足这样的生活条件和标准。所以可以说，汉代的老百姓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相对美满和殷实的生活。

除了汉代基层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外，我们还要谈谈一些民间组织。河南省偃师商城博物馆里，保存着东汉的《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这是一件刻在石头上的契约文书，叫“石券”。所谓的“父老”，就是为了承担“父老”这样一个职务，大家立下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被称为“”。这个“父老”讲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东汉的侍廷里(“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村，靠近县城，就叫里；靠近乡村，就叫聚)，一共有25户人家，他们一共敛了61500钱，买了82亩的田。这块田每亩值750个铜钱，可见这个田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块82亩的田是如何使用的呢？不是说这82亩的田归某一个人，这82亩的田是作为这25户人家的公共财产，由里父老租用。里父老就是这个社区的负责人。在汉代，如果被选为父老，可以说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任务，谁当了这个里的父老，就把这个田租给他使用，他就可以种植这个82亩的田，同时他就要承担相应的作为父老的义务和责任。

如果这个人不再担任这个里的父老——社区的负责人，他就要把这个田交出来，交还给下一个担任父老的人来使用。可以说，这25户人家，他们为了自我保障，就共同买了80多亩的公田，把这个公田作为公共财产(他们把它叫作客田)，交给他们这个社区的负责人来经营，以此公共财产来补贴家用。这个行为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也体现了汉代农民自我补偿、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民间社会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汉代的农民其实有一个非常幸福、殷实的生活场景。尤其是汉武帝时代之后，它将工商文明摧毁，把大量的农民赶回土地上之后，好像农民也生活得不错。可是我要说明一下，这种殷实的生活场景，一切要以安定为背景。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个五口之家，一年要花1万多钱，这刚刚好是这个家庭财产的全部，所以他一年的辛苦劳作，可能结余非常少，只能是满足家庭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在安定的条件下实现的。

可是我们知道，汉武帝以后有一些战争和动**。一旦这种家庭遭遇征兵和动**，他们的美好生活就将成为泡影。我们在上一节里也讲过，当这些富余的劳动力被重新锁定到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又成为国家稳定的税收，同时也是国家稳定的兵源。他们幸福的生活来自安定，可是一旦战争打响，他们就成了士兵，而失去主要劳动力的一个五口之家，他们的生活就面临着灾难性的结果。

总之，在不打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民间社会，是一副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的图景。它是人们在走出战国这种纷争的年代之后，底层和民间走上了一种安定、稳固、殷实的生活方式的折射。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汉代的农业，它是一幅可以让我们作为田园诗来想象的生活场景。

所以，东汉时期有很多的乐府诗歌都是描绘的民间的生活情况。我很喜欢《陌上桑》，里面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这样一幅图景，恰恰就是汉代民间社会的写照。我们把汉代的民间想象成一个比较殷实、比较勤勉、比较田园的乡村生活方式，它和我们理解的后世贫苦的农村确实有很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