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的自我陶醉，在成就伟大功业、支配民众感情以获得齐民拥戴的方面，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些成就了卓越功业的杰出人物——在人类对自身处境和地位的看法上引起巨大变革的人，战功卓越的沙城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和议员，有众多追随者的和卓著成就的政党创始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之所以能够功成名就，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具有过人的优点，而是因为某种程度的、甚至与其自身优点完全不相称的自以为是和自我欣赏。或许，这种自以为是，不仅驱使了他们投身于头脑冷静的人决不愿从事的事业，而且帮助他们博得追随者们的忠实的顺从和狂热的崇拜。因此，当他们屡获成功时，这种自以为是常常诱使他们近乎疯狂和愚蠢地迷恋虚荣。亚历山大大帝不仅希望别人将它看作是一个神，而且自己几乎也把自己看作是这样一个神。他自己很早以前就列出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他的朋友，甚至他那年迈的母亲奥林匹亚，而他在临终时居然提出了将名单上的人都尊奉为神的要求，这多么不可能是一个神的所为。在其部下与追随者卑谄足恭的奉迎中，在民众一致的赞扬声中，人们仿照神谕（或许是跟着这种赞扬），宣告他是最有智慧的、最伟大的、苏格拉底式的贤人。虽然这个神谕并没有容许他自命为神，但它尚不足以阻止他幻想着从某个无形而非凡的神那里频繁得到神秘的启示。凯撒竟然愚昧而天真地妄想自己是女神维纳斯家族中的一员。而且，当权威赫赫的罗马元老院在维纳斯——凯撒自认的曾祖母的神殿前——将一些过高的荣誉作为天命授与他的时候，他甚至没有离开座位去接受。这种目空一切、几乎是孩子气的虚荣与其它一些行为结合在一起，似乎加剧了民众的猜疑，也增加了刺客的胆量，从而令他们加速了密谋的实施。如今的宗教和习俗很少鼓励我们伟大的领导者自命为神，或者是预言家。然而，辉煌的成就与民众的欢呼结合在一起，使得一些伟大的人物陶醉其中而变得晕头转向，以至于过分地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与价值。而且，这种得意忘形的自以为是也会促使其轻率地从事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的事业中。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十年间不间断地取得的辉煌胜利，是平常人吹牛都无法想到的，但是这并没有诱使他做出一个轻率的举动，说一句轻率的话甚至只是显示出一种轻率的表情，这几乎是他所独有的可贵特性。我想，后世的另外一些伟大的战争统帅——尤金王子、已故的普鲁士国王、伟大的孔代亲王甚至古斯塔夫二世，也都具备这种适度的冷静和自我克制。而蒂雷纳似乎最接近于这种品质，但是，他毕生中处理的那几件不同的事情表明，他身上的这种品质并不像马尔伯勒公爵身上的那样尽善尽美。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伟大的领导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卓越的才能和辉煌的成功常常导致野心的膨胀，从而怂恿人们去从事会遭致毁灭的事业。
公正的旁观者总是会对那些勇敢、大度和高尚的人的真正优点表示由衷的尊敬和钦佩。是一种恰如其分并且有充分根据的情感，因此它也是稳固而持久的，与他们命运的起伏丝毫无关。而如果旁观者是因其过分的自我陶醉与自以为是而对其产生了钦佩，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他们取得辉煌显赫的成就时，旁观者确实容易被其成功的光辉遮住双眼，不仅看不到他们行事中的许多轻率鲁莽之处，甚至那些不符合正义的地方也往往被忽略，对他们品质中的缺陷不但不予苛责，而且常常抱着极其神往的钦佩之心去看待它。然而，如果这些大人物时运不济，他们的名声与获得的评价就会与之前大相径庭。曾经被认为是英雄式的宽宏大量与勇猛果敢变为了轻率、鲁莽和愚蠢；过去隐藏在辉煌功业背后的贪婪和不义也会暴露无遗，使他们恶名昭著，难以立足。假若凯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没有取得胜利而是遭到失败，那么他的品质就会被贬低到只比喀提林稍好一点的程度。与加图这个党徒当时对凯撒的评论相比，最愚钝的人也会表现出更恶毒的敌意，将其看作是反对国家法律的恶徒。同喀提林具有的许多高尚的品质的真实优点一样，凯撒也具有大家所公认的真正美德——正当的爱好、优雅而简明的文笔、合宜的修辞、对战争娴熟的指挥技巧、面对危险时的沉稳应对、对朋友坚定的忠诚、对敌人无比的宽宏大量。但是，他妄图夺取一切的野心和傲睨一世的态度，终究使得那些真实优点黯然失色。在这些方面，命运的起伏对人类道德的评价具有重大的影响。所谓成王败寇，根据境遇的不同，同样的品质因为成功而变成受到尊敬和爱戴的对象，或者因为失败变成受到憎恨和蔑视的对象。然而，人类道德评判的这种巨大的失调也并非毫无用处，与人类的弱点和邪恶相同，这也是上帝贤明的创造。我们对于成功者的崇拜与我们对财富和地位的尊敬都以相同原则为基础，这对于确立各阶层之间的区别和社会的秩序同样是必要的。这种对于成功者的崇拜，能够引导人们较为平静地去顺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优胜者，让人们以一种尊敬甚至崇拜的心情来承受那些无法抗拒的能够带来幸运的暴力——不仅是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这样杰出人物的暴力，而且常常是最野蛮和凶残的人，如阿提拉、成吉思汗、或帖木儿等人的暴力。对所有这些强大的征服者，大部分人总是会带着惊奇和愚昧的崇拜心理来看待。这种钦佩引导他们不试图抗拒那些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抗拒的力量，而是安心地服从于这种力量对自己的统治。
虽然处在顺境时自大者更容易左右逢源，虽然民众与不谙世事的人会给予自大者比谦逊者更多的赞扬，但是，如果从各方面进行完整、公正的估量，谦逊者能够获得的利益比自大者更加长远。谦逊者从不觊觎不应得的名利，从不会将不属于自己的优点归于自己名下，从不用担心谎言被拆穿后的丢脸，从不害怕暴露真相，他们总是踏实而稳定地生活着，并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与安心。虽然钦佩他的人可能并不太多，他也不会受到热烈的歌颂，但只要是对他有着深刻了解的人，都会对他表示由衷的钦佩。真正智者之间公正而恰当的赞美，要比千万个无知的人热情而嘈杂的赞扬声更令人感到由衷的满足。巴门尼德的经历便是如此：他曾在雅典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一篇哲学演讲，当他看到除了柏拉图一人之外，其他所有的听众都已转身离去时，他还是继续演讲下去，他认为，只要有像柏拉图这样的一个听众便足以让他心满意足了。
对于那些自大者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他身边对他深有了解的智者，给以他的赞美最少。他们对自大者表现出的那种公平客观的敬意，在他陶醉于自己的成就时远远无法满足他过度的自我欣赏，因此那种敬意往往被当成是某种恶意的嘲讽和妒忌。他会猜疑那些曾经与自己共患难的最好的朋友，不仅把他们从自己身旁赶走，而且对他们曾经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常常采取忘恩负义的态度，甚至会恩将仇报。他会轻易地信任并提拔那些对他曲意逢迎溜须拍马的小人，而早先在身边的那些可亲可敬的人，最终都会被他所厌弃。沉浸在对自己功业的陶醉中的亚历山大大帝，为了把自己父亲菲利普开拓疆界的功绩占为己有，杀死了克立特斯；卡利斯塞纳斯也因拒绝按照波斯方式来崇敬他而受尽折磨致死；其父菲利普的好友、德高望重的的帕尔梅尼奥更是因其毫无根据的猜忌而惨遭谋杀；这个可怜的老人唯一存活的儿子——其余的儿子都在为亚历山大效命时死去——也在备受折磨之后上了断头台。菲利普提到帕尔梅尼奥时常常这样说：雅典人非常幸运，每年能挑选出十个将军，而在我的一生中恐怕除了帕尔梅尼奥之外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正是由于对帕尔梅尼奥的信赖，菲利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高枕无忧。他在欢宴时常常说：让我们干杯吧，朋友们，我们可以尽情地开怀畅饮，因为帕尔梅尼奥从来不喝酒。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帕尔梅尼奥的干预和筹划，亚历山大大帝才得以赢得远征中的一切胜利；如果没有他，亚历山大恐怕永远也无法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而他身边那些只会阿谀谄媚溜须拍马之徒，被亚历山大赋予了仅次于他的权利，在他一命呜呼之后，他们不仅瓜分了他的帝国，而且劫走了他的所有血亲，不论男女，全部加以杀害。
如果那些卓越不凡的杰出人物对自己做出了过高的评价，我们常常会宽容地加以体谅，而且仍然把他们看做勇敢、大度和高尚的人，值得人们赞扬和钦佩。但是，对于毫无过人之处的人，我们不能体谅和容忍他们过高的自我评价，甚至对他们的自命不凡感到厌恶。我们把这种缺陷称为骄傲和虚荣——这两个罪名，虽然用来指称过高的自我评价时意义是相似的，但是在许多地方，两者是大不相同的。
虽然没有确凿的根据，骄傲的人由衷地确信自己身上真的有某种优点和长处。他只希望你从正常正当的角度来看待他，只向你提出他认为是正当的要求。如果你并没有显得像尊重自己那样尊重他，他就会因此感到屈辱，甚至像真正受到某种伤害那样感到愤愤不平。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会拉下颜面说明那些要求的理由。他认为求得你的尊敬已经没有意义，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他甚至装作蔑视它。他从不会要求别人贬低自己来抬高他，也不愿意别人伤害自己的尊严来表达对他的尊敬。
爱好虚荣的人则不然。他想要得到种种赞誉，想要兜揽一切美德，即便连他自己的内心也认为那些并不真的是他应得的。他希望你站在一种夸张过分的角度，带着鲜明的感情色彩来看待他。因此，当你以不同的视角，或许是以他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他时，他会像备受伤害般感到万分难过。尽管总是显得过分夸张和无聊，他还是抓住一切机会，竭尽所能地夸耀他所谓的优点和才能，有时甚至通过虚伪地编造谎言来让人相信他真的具有那些不属于他的美德。他非但不会轻视你的敬意，而且还会用令你极为不安的近乎谄媚的照顾来博取它。他鼓励并维护你做出较高的自我评价，以期望你用维护他对自己的评价来作为回报。他利用一切机会去奉承别人只是为了得到几句奉承；他对人彬彬有礼，大献殷勤，只为博得他人的好感；他有时甚至会提供给你有用的帮助，然而只是为了以此夸耀自己，或许还带有不必要的吹嘘和卖弄。
爱好虚荣的人为人们对地位和财产产生的敬意眼馋不已，不仅很想得到这种敬意，而且想得到人们对才能和美德的敬意。因此，他的服饰、器皿和生活方式，全都被他用来显示自己具有比实际高出很多的地位和更多的财产。为了在他人生的早期阶段将这种愚蠢的欺骗维持下去，他不得不在今后的日子中长期陷于贫穷和不幸。然而，只要他还能够维持他的开支，就总会受到虚荣心的**不停地去追求赞美，他希望你称赞他表象上的华美，而害怕你了解到他真正的底细。这或许是虚荣心所引起的一切幻觉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跑到国外游历，或者从一个僻远的省份到自己国家的首都进行游览，常常是爱慕虚荣的无名小卒所使用的伎俩。这种举动虽然愚蠢卑劣，却并不那么容易被揭穿。如果他们逗留的时间不长，就可能避免暴露那不光彩的拮据状况；而且，在满足了几个月或几年的虚荣心之后，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用今后极度的缩衣节食来弥补过去的挥霍浪费所造成的赤字。
骄傲的人通常不会因这种愚蠢的行为而被人嘲笑。他的自尊心使得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独立。并且，当他的财产尚不丰厚之时，虽然他更愿意过体面一些的生活，但他还是会努力地克勤克俭。他极其讨厌爱好虚荣的人那种讲排场的花消，或许是因为这会使他相形见绌。他将此视作对现实身份的无耻僭越，这大大地激起了他的愤怒，所以当他谈到这种行为时，总是毫不客气地进行严厉的责骂。
在同那些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们相处时，骄傲的人总是感到不那么舒服；在同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们相处时，他会感到更加不舒服。那些高高在上的同伴的面容与谈吐深切地震慑了他，因而使他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抱负。他转而求助于那些比他地位低的人——他不太尊重的、不愿选为朋友的、以及无法从中获得教益的人，这些人就是他的下属、侍从和有求于他的人。他很少拜访地位比他高的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有资格同这种同伴相处，而非为了得到真正的教益。正如克拉伦敦勋爵在提到阿伦德尔伯爵时所说：他有时到宫廷里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发现比自己伟大的人；但是阿伦德尔却很少去，因为他在那里总能遇到比他伟大的人。
骄傲的人力求避开地位比他高的人，而爱好虚荣的人则总爱追随着他们。他似乎认为，大人物光彩总会或多或少地反射到周围人的身上。他经常出没于君主们的宫廷和大臣们的沙龙中，摆出一副就要得到财产和肥缺的姿态，而实际上他若没有那些财产和肥缺反而会更加幸福，只要他明白如何享受这种幸福。有资格成为大人物宴会的座上宾令他心满意足，因为这样他便可以向其他人夸耀自己与大人物亲近。他尽可能地拉拢讨好上流社会中的各色人物——那些被认为能指导公众舆论的人、学识渊博的人和深得民心的人，都是他讨好的对象；一旦易变世风偶然在某些方面对他最好的朋友不利，他就会竭力避免同他们相处。对于可以引荐自己的那些人，他会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方式：不必要的夸大其词、毫无根据地自我吹嘘、唯唯诺诺地应声附和和溜须拍马。这种阿谀奉承在通常情况下并不那么粗俗和令人作呕，甚至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相反，骄傲的人从不愿意拍人马屁，而且不是对每个人都总是那么彬彬有礼。
虽然总会进行毫无根据的自我吹嘘，但是虚荣心本身几乎总是轻松愉快、甚至常常是温厚的感情。而骄傲则总是一种严肃和沉重的感情。爱好虚荣的人即使撒谎，通常也不会造成实际的危害，他们只是为了抬高自己而并非贬低别人。公正地来看，骄傲的人通常不愿堕落到撒谎的地步，可是一旦他这样做了，其后果很难全然无害。无论撒谎与否，骄傲的人本意都是在贬低别人。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骄傲的人总是还有恶意的猜忌，认为他们的德行不能与地位相称。他总是怀着敌意和妒忌来看待他人，并且在谈到他们时，常常会对他们的优点竭尽所能地进行贬低。虽然骄傲的人不会自己去编造他人的流言蜚语，但是无论传来什么有关他人短处的流言，他常常乐于相信它们，甚至添油加醋地进行散播。爱好虚荣的人最恶劣的谎言，我们也常常会一笑置之；然而一旦骄傲的人说出恶意的谎言，情况就复杂了许多。
我们对骄傲和虚荣的厌恶，通常使我们将其道德水准定为常人以下而非以上。然而我认为，这种习惯性的判断会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印象。虽然达不到他们自视，或者他们希望我们看待的那样，但是骄傲的人和爱好虚荣的人的水平往往远高于普通人。如果我们拿他们与其自我吹嘘出的形象相比较，那必然是难以达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拿他们与其他同类竞争者真正具有的水平相比较，他们就很可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这两种情绪往往有真正的美德相伴随：骄傲总伴随着真诚、直爽、高度的荣誉感、正直、忠诚的友情与坚忍不拔的决心；虚荣心常常会伴随着仁爱、礼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愿望和面对大事时真正的慷慨。然而，这种慷慨常常是虚荣心以它全部绚丽的色彩所展示出来的。在上个世纪，法国人被他们的竞争者和敌人指责为爱好虚荣，而西班牙人被指责为骄傲。而旁观的外国人则更倾向于把前者看成是可爱的人，而把后者看成是令人尊敬的人。
爱好虚荣和虚荣心这两个词从来不会被用作褒义。其实我们有时在谈论一个人的好时，说他是因为有虚荣心反而显得更为恰当，或者说，他的虚荣心带给别人更多愉快而非厌烦。但是我们仍然会把这种虚荣心看作是他品质中的一个缺陷和笑柄。
与之相反，骄傲的和骄傲这两个词有时会被人用作褒义。我们常常说某个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或者说他过于高傲，从来不肯做一件低下的事情。此时，骄傲显然混杂着某种高尚的东西。对世事洞察无遗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描写高尚人物的品质时，描绘了这样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在过去两个世纪内，通常被用来描述西班牙人的品质：对一切决心要做的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从容不迫甚至迟缓地进行一切行动；他的声音庄重，谈吐谨慎，步伐沉稳；在处理生死攸关的重大事务和需要投入最坚定最强烈的决心去行动时，他都会显得堕怠懒散，而不只是在为一切小事奔忙时显得不积极和懒散。他不愿投身于无意义的危险事业，但是当他面对有重大意义的危难时，他会为此拼上身家性命。
骄傲的人通常都很自满，因而认为自己的品质不需要任何提高——认为自己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人了，必然会鄙视一切的进步。他的过于自信与高傲自大，通常会伴随着他从童年走到衰老。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那样，他死时不会忏悔和接受临终涂油礼，而是背负着他的全部罪恶离开。
爱好虚荣的人就不会这样。为了那些令人尊敬和钦佩的品质与才能，他们对名副其实的光荣有着热诚的追求。这种热诚即使不是人类天性中最好的**，也必定是其中之一。虚荣心往往不过是企图过早地僭取本该在以后才应得到的荣誉。假设你的儿子只有25岁，正值一个纨袴子弟的年龄。不要因他只是一个吹嘘自己具有、或徒劳无益地妄图获得那些美德与能力人，就对他丧失信心。，因为在他的40岁，他完全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教育事业中的重要秘诀正是把这种虚荣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去。虽然不应允许孩子夸耀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小才艺，但也不能使他们对获得真正有用的才能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对才能的热诚追求，他就很难真正得到它们。鼓励这种热诚的**，并为此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虽然有时他会在功夫尚未到家时就神气活现地想要大展身手，但不要为此过于生气。
我认为，这些就是骄傲和虚荣心按照各自的固有品质产生出来的不同特点。但是，骄傲的人往往是爱虚荣的；爱虚荣的人也常常是骄傲的。这种情况十分自然：对自己评价过高的人，也希望别人这样看待自己；希望被别人高看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也难免言过其实。这两种缺点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特点也必然混杂在一起，因此我们常常会发现，虚荣心的浅薄和夸张的卖弄与骄傲的幼稚和傲慢无礼总是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便很难识别某种特定的品质，不知道应该称之为骄傲还是虚荣。
那些明显卓越于常人的人，通常会低估或者高估自己。这种人虽说算不上非常高尚，但在私人交往通常不会令人感到不快。在同一个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人交往时，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非常舒畅自在。然而，如果这些朋友们并不具备高于常人的洞察力与广阔的胸襟，他们虽然会对他产生一些友好的情感，但是并不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敬意，而这种淡薄的敬意是远远无法被友好热情来弥补的。如果没有过人的洞察力，人们对别人的评价就无法超过对自己的评价。那些朋友们可能会认为他在怀疑自己是否同所处的这样一种地位或身份完全相称，于是，他会立即转而亲近那些对自己的地位与身份不抱任何怀疑的厚颜无耻的蠢徒。虽然这些蠢徒可能具有某种识别能力，然而，如果没有宽阔的胸襟，他们必定要利用他的无知与单纯来在他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其实他根本没有这样做的资格。他的温厚和善可能使他容忍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常常是为时已晚——他本应具有的身份地位已然在他犹豫不决时被他那些平庸的朋友所篡夺，这时他才会清醒然后变得烦躁不安。他回想起从前的朋友时会感到莫大的幸福，也许，至此之后，他能够学会公正友好地对待那些朋友。但是，一个过分谦虚朴实的青年最终往往会变成一个满腹牢骚，郁郁不得志的老人，并且很难再受到人们的重视。
那些先天不足的不幸之人，时常会低估自己，认为自己比其真实水平还不如。这种谦卑往往会令他们沦为白痴。任何人只要稍微费心关注一下那些所谓的白痴，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中大多数的理解力决不低于那些被认为虽然生性迟钝但绝非白痴的人。许多白痴从小受着正常人的教育，最终也勉勉强强地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计算。许多从未被看成是白痴的人，尽管年轻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晚年尚有足够的精力去补习年轻时没有学到的东西，但仍未能掌握上述技能中的哪怕任何一项。然而，出于自尊的驱使，他们总是将自己与那些同自己年龄地位相当人归为一类，并且能够坚决勇敢地在自己的同僚中维护自己的地位。出于某种与之相反的本能，白痴从不认为自己能与身边的任何人相提并论。他会因自己受到的蔑视与不公正恼羞成怒甚至大发雷霆。但是，任何善意而彬彬有礼的对待，都不能使他挺起腰杆去平等地与人交流。然而，一旦他这样做了，你往往会为他们条理清晰的思路与合宜的谈吐感到吃惊。然而，笼罩于他们内心的巨大自卑感总使他表现得畏畏缩缩，甚至不敢正视与他谈话的人。尽管你摆出谦虚的姿态，并且设身处地地替他着想，他还是无法停止妄自菲薄，认为你其实还是对他不屑一顾。大部分白痴可能真的在理解能力上有着某种麻木或迟钝；但是，还有一些白痴，他们的理解力并不比正常人低下。并且，后者具备在同僚中维持自己平等地位所必需的那种骄傲本能，这是前者所没有的。
因此，恰当的自我评价最能为当事人带来幸福和满足，并且同样也能使最公正的旁观者感到愉快。能够客观公正地去如实评价自己的人，很容易从别人身上得到他所期待的尊敬。他的渴望并不比所得多，这使他总能拥有如愿以偿的满足感。
与此相反，骄傲的人和爱好虚荣的人始终不能感到满足。前者总将那些显赫的人看作土龙刍狗，因而愤愤不已。后者则因担心自己凭空捏造的吹嘘之言被揭穿而一直忐忑不安。有德之人的那些过分的自吹自擂之所以没有被揭穿，是因为其杰出的才能、美德，更重要的是好运，而得到维护。他可以欺骗民众，却逃不脱智者的双眼。然而对于民众的赞美，他总是不以为意，他真正想要的是智者的青睐。但是他总是认为他们已然完全看穿了自己，甚至觉得他们因为那些可笑的矫饰而鄙夷自己，而且会将自己从如今的声望和地位中拉下。于是这些智者便成了他留心提防秘而不宣的敌人，到了最后则是他公开的、猛烈的、充满仇恨的攻击对象，尽管他们曾经的友谊为他带来过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享受与幸福。
虽然人们因为讨厌骄傲的人与爱好虚荣的人而常常给以他们过低的评价，但是，除非是被过分的人身侮辱所激怒，人们通常不敢无礼地对待他们。通常情况下，为了免生事端而使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人们对他们的愚蠢行为尽量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迁就他们。但是对于那些低估自己的人，除非我们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和睿智开明的品德，否则我们很难不像他们对待自己那样不公正地对待他们，而且我们往往做得更加过分。这样一来，低估自己的人不仅比高估自己的人更痛苦，而且更容易受到他人不合理的对待。在任何情况下，过分的骄傲总是要好过毫无原则地妄自菲薄；而且，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公正的旁观者，都会认为过高的自我评价似乎比过低的更令人愉悦。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像其他的感情、情绪与秉性一样，能使公正的旁观者感到愉快的自我评价通常也能使当事人自己感到愉快；而其过度或不足在引起前者不快的同时，也相应地令后者感到不快。
结论
出于对自己幸福的关心，我们要具备谨慎的美德；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要具备正义和仁慈的美德。谨慎能够约束我们使我们免遭伤害；正义与仁慈则敦促我们关注他人的幸福。若不考虑他人有怎样的情感、应该有怎样的情感、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会有怎样的情感等这些问题，那么谨慎是我们求得自利的需要，而正义和仁慈则是我们慈悲怜悯之情的需要。然而，出于对他人情感的关心，这些美德都会受到合宜性的指导。一个人若持有对意识中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内心深处永恒的良知、判断自己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由衷尊重，那么在其一生中他都会持之以恒地以这三种美德为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如果在某一天，我们违背了这些准则——过于节俭或奢侈，过于勤劳或懒散，因为一时冲动或者粗心大意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或幸福，因为忽视而错过了增进他人幸福的机会，我们内心的仲裁者就会在黄昏时分出现，要求我们对这一切错误做出说明。他的指责会令我们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无比羞愧，为自己对他人的幸福造成了损害而内疚不已。
虽然谨慎、正义和仁慈这些美德在不同情况下可能是由于对自己或他人的关切而产生的，但是对意识中那个公正旁观者的尊重，即合宜感，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自我克制。如果没有这种克制所带来的约束，那么可想而知，在绝大多数场合，任何**都可能会陡然暴增，想要一泻为快。愤怒和恐惧就是因为这些**自身的狂躁与焦虑而产生的。考虑到时机与场合的限制，人们的虚荣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使其不致表现得那么肆无忌惮；或者使**恶的欲念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其不那么放肆、下流或者荒**无度。对他人有怎样的情感、应该有怎样的情感、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会有怎样的情感这些问题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震慑那些难于驾驭的**，使他们能够被公正的旁观者体谅和接受的唯一原则。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抑制这些**的原因是害怕承担随意发泄带来的恶果，而不是因为意识到这些感情的不合宜。此时，这些**只是受到一时的约束，并没有被根除，而且会伴随着固有的狂暴与怨愤潜藏在内心深处。恐惧不能使愤怒的感情消散，而只是将它推迟到一个更为安全保险的时机去发泄。但是如果他向别人诉说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旁人温厚合宜的同情会在顷刻间缓和他那狂暴的**，他会抛弃心中的怨愤而采用谨慎、有节制的情感来看待问题。他的朋友们看待这种伤害时温和而正直的态度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不仅缓解了他的愤怒，甚至会帮助他消除这种愤怒。这种经过安抚的**已不太可能促使他采取早先在心中盘算的那种残忍毒辣的报复行动。
被合宜感所约束的感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节制或克服。然而，若只出于害怕承担恶果的考虑，**常常会因为压抑而愈发狂烈。甚至岁月流逝，在人们几乎都已遗忘的时候，这**会荒谬地、出乎意料地、以十倍的疯狂迸发出来。
与其他情绪一样，愤怒也可以被合宜感所约束。进行这种约束，必须具有坚定而强大的自制力，虽然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可能会用对待寻常谨慎之举的那种敬意来敷衍这种努力，而不是那种对待合宜感与同情等**时采用的充满感情的赞美。当然，这种为约束愤怒而付出的努力总是有其合宜性，甚至是一种美德，但相对于后者来说，它就不是那么让人钦佩神往。
谨慎、正义和仁慈这些美德除了令人愉悦，便再没有其他用途，这是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有所了解的道理。谨慎的人受到称赞的同时也享受着沉稳与慎思保护下的安心惬意。正直的人受到赞美的同时也能感到一种安全保障——所有与他交往的人，无论是邻居还是有生意来往的人，必然能够从他尽心保障他人利益的努力中得到保障。仁慈的人不仅会得到受惠者的感激，旁观者也会同受惠者一起对他的美德表示理解与赞赏，这样一来，他的美德就会被民众所熟知。对于这些美德，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是因其令人愉快的后果、有效用的感觉与合宜性的结合，而对其关注并大加赞赏。
但是，我们之所以会赞美这种美德，通常并不是主要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果，这些结果往往只构成其微不足道的要素。这些结果有时可能是令人满意的，而有时却可能恰恰相反。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会对其表示更为强烈的赞同，但若出现了后一种情况，我们也决不敢对其做出全盘的否定。英雄主义可以被用于正义的事业中，也同样可以使用在邪恶的事业里。虽然在正义的事业中，这种英勇气概会得到更强烈的崇拜与敬仰，但即使在邪恶的事业里，他那值得尊重的品质也不会被全然埋没。这种英雄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坚定，以及强烈的合宜感令人注目，而它所带来的后果却经常被人们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