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梦与华夏文明的中兴

（一）文明变局下的文化变迁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当时的国际时局，李鸿章曾感慨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后称“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李鸿章的历史功过虽有争议，但他用“千年变局”的命题来概括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列强的空前严峻性，足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透射出一缕文化自保、民族自强的气息。100多年过去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作者认为，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李鸿章所言的千年变局应酿就于鸦片战争之前，且变局的浪涛延扩至今丝毫没有衰减。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正视千年之变局的过程，是勇于接受全球化挑战的过程，是中华民族砥砺风霜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或正在进入3000年未有之变局。

1．时代落差下的社会革命

古希腊之后，中华文明一枝独秀，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各民族。然而，也许是文明逻辑起点的固有短长，也许是经验实用倾向的内在局限，也许是文武制度创设的历史偏颇，也许是文明演进的时限不同，近代世界文明的奇葩——科学革命并没有发生在当时经济、技术领先的中国，而是发生在奉古希腊文明为圭臬却相对落后的西欧诸国。自然科学的革命，不但催发了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更使资本主义掌握了亘古未有的自然力量。这种巨大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彻底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并导致社会组织形式的革命，彻底打破旧的国际格局，把世界推向一个新的汹涌波涛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有李鸿章式的感慨，才有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可惜的是，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西方的科技并未学到手，我们没有赶上第一波世界潮流；戊戌变法也失败了，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未能取代封建宗法制度；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孙中山的一揽子科技优先、发展工业的治国方略未能得到实施，工业强国的梦想没有实现。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在近代史的屈辱中站了起来，然而由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新中国只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真正使中国第一次勇敢地站在世界潮头，从容面对“三千年变局”的，是30多年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自觉地、全面地走向世界。

若以600年历史时空作为比较尺度的话，东西方文明确实是一个互相传承的过程。成吉思汗大军横扫欧洲，击碎了欧洲封建堡垒，中国的火药技术一下子改变了欧洲宁静的秩序。郑和七下西洋，再一次唤醒了沉睡中的欧洲诸国，激发欧洲人的财富欲望，也带去了新的航海技术。风水轮流转，从此欧洲开始获得了新的生机，在古希腊文明的照耀下不断地酝酿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在历史的跑道上后劲十足，远远地把其他民族甩在后面。而当时的中国，尚陶醉在康乾盛世之中而裹足不前。

然而这种陶醉一晃就拉开了300年历史时空，在这300年里，欧洲文化无论物质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场，完善了社会制度。东西时代落差的强烈对比，以及落后就要挨打的惊醒与自觉，终于在恰当的历史时空下酝酿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这一场意义深远的民族运动，肇始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主张。改革开放之初曾引起不少非议，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的真正含义，是把中华民族推向世界潮流中去，只有在世界潮流中，才有机会赢取下一轮的辉煌。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开放过国门，晚清政府即使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也是迫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威。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3000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功，推动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与进步，中华民族第一次自觉、自愿、自主地全方位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浪潮，迎头追赶世界的潮流。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是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过程，是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过程，是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社会机械团结走向诸领域有机团结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综观世界古文化，只有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保留旺盛生命力至今，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中国文化超稳定的韧性结构，任何外在的势力和内在的压力只能干扰文明的进程而不能改变文明的前程；二是中国人对民族命运的历史自觉，每一次危难关头总有众多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凝聚民族的希望，带领整个民族浴火重生。

2．异质撞融中的文化变迁

如果说独特的华夏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那么近现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则成为中国文化新特征的决定性因素。正像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激起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样，现代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输入同样也激起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革命热情。

中华文化传统基因在时代精神的碰撞中，发生了分解、融合、飞跃、衰变、断裂、重构等变迁运动。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沧桑而岿然不动，面对近代新崛起的西方文化，古老的文化并不逊色，相反，她依然独具魅力，散发现代文明所没有的芳香。这两种文化各有千秋，互有优点，碰撞的结果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西方文明非但没有动摇本土文化的根基，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有益的肥料。现代化的科技思想和文化精神给传统的本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孕育了当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文化新形态。具体来说，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文化变迁出现两个回归，两个飞跃，两个衰变（这里论及的文化变迁，既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与制度的变化，也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组织、信仰和知识等的变化，而是泛指民族意识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体现主体性作用之于自然、社会及人本身的相互关系，反映民族文化形态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与发展）。

两个回归：

一是从古代“和合”文化到“和谐”文化的回归。“和合”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中源远流长，其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道器不离，具体说就是天道与人伦、自然与社会、出世与入世、宇宙与人生的契合与统一。现在，我们适时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倡导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倡导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二是兼收并蓄的传统价值观再次出现多元化的回归。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诸如天人合一、崇拜祖先、尊重历史、道德至上、经验实用、和合一统、群体本位、三教和睦、结构稳定、隔绝独立、绵延不断等多元化多层面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支柱，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外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传统文化、外国先进文明的虚假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文化的内在生机。近些年来，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世界性思潮的流行，这再一次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从封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文化，转向不断衍生变换的开放多元的自主选择文化。

两个飞跃：

一是文化内涵实现历史上最快速的飞跃。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不是匀速直线运动的，而是呈加速螺旋上升运动发展的。现代文明在理性精神的引领下，借助于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真正获得了自身存在的自由和独立。30多年来，我国大众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私人领域逐渐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世界交往等社会活动领域得到了快速膨胀，民众的理性精神和创造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学术领域来看，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在世界互动与自主开发的条件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知识总量超过历史上已有知识的总和，民众的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自信心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二是文化生活实现大众化飞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已经超越单纯的生存需要，泛化为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这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丰富，物质享受和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沉淀到文化思维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思维的物质化和文化形式的商品化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大众文化造就了新的文化形态。它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模式化、易复制、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文化走向产业化、市场化，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大众文化扩大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程度，克服了“**”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贫瘠，弥补文盲半文盲的社会缺课，拉近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落差，极大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最高意义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然而，异质文化的强势输入，必然存在负面作用，本土文化在短时间内的震动是难免的。市场经济浪潮夹带的异质文化元素，已经渗透到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引起褪色、发酵、变质反应。

两个衰变：

一是市场光耀下的理想暗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市场调节容易引起马太效应，从而导致城乡分化、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市场竞争释放了个人的活力，个人价值得到了张扬，这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社会理想的暗落。同时，政治理想日趋世俗化，人们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对知识、财富的强烈追求，经济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当今政治主导文化正面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有人提倡返回孔孟之道，有人羡慕亚洲新兴国家政治制度，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则留恋建国初期的时代。最需要重视的是时下国内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历史虚无主义和理想淡化等倾向，这种倾向在一点一点地消解社会自身的整合作用，严重影响政治的号召力和民族凝聚力。二是观念混乱中的行为失范。中国作为一个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各地区之间的文化本身就存在的重大的差异，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具有重大不同。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下的进程，这必然会出现多种可能性的复杂局面。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层次化、区域化使文化的发展也出现层次化、区域化特征。传统社会主张“天人合一”，天是人伦纲常的样板，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是生活中的第一要素，注重社会人格而忽视个体人格。在这基础上又形成了“和为贵”的传统美德，一直决定中国人日常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然而，这种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在当代中西文化撞融过程中，相对软弱保守、无竞争力的一面而成为注重经验实用的国人所诟病。“天人合一”和“和为贵”价值观念适合于团结的无竞争的社会群体，这种价值观念使中国成为数千年不变的超级稳定社会而为黑格尔所惊讶。问题在于中国既不是宗教社会，也不是理想社会，既没有僵化的教义，也没有迂腐的信条，于是在这样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国人根性深处的经验实用的贵生哲学发挥了作用，在无章可循情况下，出现各自逐利的非社会性行为。

3．文化创新中的民族精神

总体上看，目前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经济在奔跑，政治在应对，文化在徘徊。经济的起飞是不争的事实，生态文明的任务或许更加艰巨；政治改革在有条不紊地深化，然而国际势力的渗透和十三亿大国的复杂局面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文化创新方面存在传统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全球化等矛盾，民族差异能否为时代落差辩护？民族性能否抵御全球化的冲击？

作者以为，全球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变迁不应是单纯被动的迎合，而应是一个主动应对、积极调整与自我创新的过程。在当前，文化无形中在决定经济生活的走向并潜移默化地左右经济制度的变迁，因此文化的创新是未来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信息社会里，文化创新的重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凸显。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社会里，文明的冲突已经取代政治与军事的冲突，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安全因素。在国内，经济起飞完成了原始积累的阶段，接下来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中所能解决得了的，科技创新、管理技巧、市场品牌、精神品质、民族心理、意识形态、文化氛围、人气状态等文化因素逐渐成为决定未来发展的软力量。人们常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北大，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先进的文化观念对于社会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化创新将引领下一轮改革，是未来经济、政治的先锋力量。

如何进行文化创新呢？若按哈耶克的观点

，有效的经济制度是文化动态演化的结果，而文化传统也是自然认同与积淀的过程，不是理性设计所能完成的（因理性是有限的，集体理性依然是十分有限）。因此，在文化领域采取革命方式必然导致传统的中断，反过来影响文化自身的健康发展。在现实中，转型社会是一个新体制与传统文化的缓慢融合的过程，是一个信息量庞大、要素非常复杂的社会巨系统，任何人都不能进行精确的理性规划。所以，对于文化创新，我们只能确定几个可靠的原则：

第一，采取渐进的创新思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改革开放绝无现成答案，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最科学、最稳妥的渐进式原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非常符合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的经验实用的古老传统。那些不考虑文化传统而盲目进行的制度移植、观念嫁接，不过是一种东施效颦。

第二，坚持民族文化的自性与特征，这里说的自性包括：逻辑起点、内在韧性、自组织能力、根本旨趣等。而特征包括：文化土壤、成长曲线、历史积淀、核心与分量等。只要保持上述文化自性与特

征不流失，我们在意识形态、法律意志、科学技术、社会心理、生活观念、艺术空间、人工自然、企业文化、教育方针、文化策略等方面的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改变中华文化根本特质和基本面貌。

第三，兼顾文化发展的惯性和节奏。在人类发展史上，文明可以有飞跃，但观念层面的文化在较长时期内是不可改变的。譬如在中国当前，市场经济的建立并没有根本改变国人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政治的改革虽然引起了农村天翻地覆的变迁，但民间的家庭婚姻、宗教信仰、宗族制度、生活习俗基本没有变化。

第四，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对异质文化采取包容、鉴赏、吸纳的态度，这有利于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交融中诞生出丰富多彩的新文化来。今后的世界文化必将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互动的局面，表现为整体性与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实际上，文化的本质特点就是多样性，这和生物的多样性具有某种一致性，单亲繁殖和血亲繁殖容易导致物种的退化。这是生命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避免用西方强势话语解释和规划中国社会；也要反对文化孤立主义，过分强调本土话语必然导致文化上的排他性，导致文化的单一、闭塞与衰退。

第五，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文化作为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凝结成的生活方式，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整合能力。因此，我们要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树立起和谐文化的旗帜，博采各家之长，融合先进的文化因素，缩短城乡文化差异，促进经济模式的改变，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在坚持上述文化创新的五个原则基础上，就可以对文化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创新。从宏观意义上说，当前文化变迁出现某些严重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两个着力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文化变迁中的民族精神。文化变迁是个体情感自然凝结为群体价值的认同过程，中华民族文化在历时性的变迁中，逐渐积淀了共时性的精神传统，凝聚成为相对稳定的民族精神力量，这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这一点解丽霞概括得非常好：“对故土亲缘的情感归属是中华民族凝聚的心理依据，对道德至上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归依，对群体本位的价值信奉是中华民族凝聚的价值原则，对合和一统的理想追求是中华民族凝聚的目标方向。”

坚持文化变迁中的民族精神，才能不会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化中迷失方向，永葆自身的本色，才能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场，实现5000年文明古国的伟大复兴。

第二，文化变迁中的西方文化陷阱。拉兹洛认为，地球物理环境的外在限度和西方文化的内在限度将导致人类的“增长的极限”甚至文明的瓦解，物理环境的外在限度是不可更改的宇宙常数，人类只能从自身文化的内在限度出发，进行一场深层次的“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才有可能跳出怪圈，跃迁到更高级的文明中去。

中国的发展经验教训表明，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路子，不能踏进外表亮丽的西方文化陷阱，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理性规避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我们必须进行文化创新，突破增长的极限，为下一轮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二）智慧中国，和谐社会

在虚拟社会下，城市的最高形式应该是现实空间合理化与信息空间智能化的高度统一，建立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目标。如果说，和谐城镇理想模型是智慧城市的外在要素的话，则物联网和互联网的信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的内在要素。前者是物质内涵，后者是精神内涵。

1．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近几年才产生的新生事物，它是网络社会的必然结果，它是一场以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等高新技术以及整体智能化管理为引导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在特定的城市空间下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形式，体现城市经济、市民生活和管理上的整体性的城市智慧。从发展历史看，智慧城市是在“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级的城市信息化版本，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它不但可以作为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转换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新特征、新要素和新内容的城市发展模式。可见发展智慧城市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技术意义，对实现经济转型、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资源、加强社会管理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将全面进入城市时代，社会城乡二元的格局将不复存在，逐步为大型城市群为主、小城镇为辅、少量农村零星分布的城乡一体格局取代。因此，城市将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智慧城市将成为城市进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城市更有活力，更符合虚拟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由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推动发展的模式不同，智慧城市的发展更富有创新活力，其经济增长动力虽然也与劳动、资本、土地要素有关，但主要来自于知识、信息、技术创新等虚拟要素，更多反映了智慧的层面。

发展智慧城市的重大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

（1）创新经济动力。智慧城市是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具体表现为物联网与互联网的融合，并对城市自然、经济、社会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很显然，发展智慧城市的前提是发展信息技术等高新产业，这对壮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推动传统企业技术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改变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驱动模式，实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飞跃具有重要意义。

（2）贯彻绿色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智慧城市是贯彻绿色经济的物质前提，只有在智慧城市的条件下，才能推进经济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才能促进生产空间集约化和生活空间宜居化的高度统一。如果说和谐城镇理想模型是智慧城市的外在要素的话，则物联网和互联网的信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的内在要素，外在要素是相对固定的，一旦成型则不易改变，及时改变也要耗费社会成本，而内在要素则不然，它可以低成本而高效率地汇聚社会的智能潜力和社会的资源潜力，实现社会资源、生产结构以及生活宜居程度的最优化设置。

（3）和谐社会管理。我国目前城市病十分严重，所有的大城市的通病可以归纳为四个压力症状，即：人口压力、交通压力、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依靠传统的技术和管理已经不能解决这些压力问题。但是在智慧城市里，上述的四个压力症状可以得到缓解：智慧的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了城市的人口容纳密度，智慧的交通和物流增强了城市内和城市间的交通效率，智慧环保和智能建筑保护了城市环境，智慧的水资源和智慧电网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显然，智慧城市为高效的、和谐的社会管理提供一种可能性。在智慧城市里，信息要素超越地理要素，成为最重要的要素，因此信息要素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方面具有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将彻底扭转信息不对称现象，政府、企业、社会、市民信息共享，各方各界都充分享有信息资源，在确保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权利的同时，由于智能交通、智能电网、虚拟市场、智慧社区和智能家居的广泛应用，使居民的生活各方面都能感受到公共服务的和谐统一。总之，智慧城市为智慧管理、全局统筹创造了条件，智慧城市必将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当然，智慧城市也不是一哄而上，需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实力来决定，对于有实力的城市也不是盲目地上，而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城市特色。对于智慧城市群的建设，则要从更高的视角，以城市之间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为标准，确保相邻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共赢。如目前国外规划较好的城市如斯德哥尔摩的智慧交通、阿姆斯特丹的智慧环保、戈尔韦的智慧海湾都是以自身发展短板为切入点而建设起来的。韩国仁川的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政务、节能环保、资讯发达、无缝连接、生态宜居的智慧城市，以及新加坡的“连城”交通网则是根据国情开创的特色风格。而我国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似乎缺乏一点本有的“智慧”，如北京、上海、深圳都在建设智慧城市，三城的定位有很多雷同之处，或特色太泛太全因而也就成了无特色。如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又力图打造文化中心、国际城市，同时又打造感知北京，推广物联网示范工程等等。上海和深圳作为新旧工业中心城市的代表，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看不到有明显的因地制宜的痕迹。当然，其他城市也一样，多少都在互相克隆，很少创意。

2．智慧中国

从智慧城市到智慧城市群，智慧的维度显然可以扩展到智慧中国。实际上，早在2006年，颇具超前意识的新加坡就启动了“智慧国家2015”计划，通过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交通发达的国际“连城”，为建立亚太电子商务中心创造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开始，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兴起一股智慧国家的建设热潮。智慧国家的建设一方面有发达国家的深意，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我们要把挑战作为新的机遇来看待。

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兴起，“数字中国”逐渐发展到了综合集成和整合应用的“智慧中国”新阶段。2011年张永民提出智慧中国的概念，寓意充分发挥中华民族之智慧，建设和谐智慧之中国。他主张“智慧中国”建设应采取十项对策：一是明确国家发展要素，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二是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智慧中国”十大工程（即新一代信息网络工程、市民卡工程、智能交通工程、网上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城市应急联动指挥管理系统、城市数据中心、软件信息服务业基地、政府公共信息资源交换平台、城乡综合信息服务系统、物联网和云计算产学研平台等）；三是提升“智慧中国”智能化水平；四是推广智慧产业建设；五是建设重点领域，打造城市智慧应用体系；六是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出发点，寻找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七是建立智慧中国的技术标准；八是以试点示范为样板，逐渐铺开“智慧中国”建设范围；九是加快制定政策法规，为“智慧中国”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十是加强智慧人才培养和宣教工作。

3．和谐国度

和谐国度应该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社会系统的和谐，社会系统中的各要素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二是指社会成员精神的和谐，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形成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在当前，关键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和经济发展稳定问题。前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奋斗目标，后者是经济转型与社会阶层和谐稳定的奋斗目标。因此，我们在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经济转型，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阶层的和谐稳定。当前中国的阶层问题是一个**的话题，但也确实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如果不正视阶层问题，和谐社会将难以构建。实际上，阶层问题也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只要找到合理的突破口，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李强根据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呈现为一种“倒T字型”，总人口的64.7%在最下层，至少超过就业总人口的84.1%居于社会的下层。其他群体呈立柱式分布，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因此，加快社会流动，扩大中间阶层已变得尤为重要。

促进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可分为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先天性因素包括性别、家庭、父母等必然因素，是无可选择的先天条件。而后天性因素则不同，主要指个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奋斗而获得的条件，教育是最重要的途径。在现代社会，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教育是实现人们社会地位跃迁的主要因素。教育可以使人获取知识、技术、能力、素养，从而凭此促使学习者进入更新的社会阶层。

但在我国，教育方面片面重视基础教育，而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相对重视不足。这使一些“先天性”不足的人（如家庭条件较差，父母不善于教育子女，当地基础教育很差），耽误了基础教育或在基础教育角逐中落败，没有得到最好的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所以，我们应该加大这一方面的工作力度，让教育成为农民、待岗青年、城市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的晋身阶梯，让他们适时地学到一技之长，为他们脱贫致富创造条件，为他们向上流动创造条件，实现穷人变富人、文盲变智者、体力变脑力、农村变城市的良性流动，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变，这有利于减少我国下层阶层，扩大中间阶层，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三）梦想引导行动，眼界决定未来

1．凡事预则立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应该是文化在特定社会时空内，根据自身的文化逻辑自发组织、独立生成的发展过程。“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以一种客观性形式成为外在于人的规范力量，这种规范性从积极意义说来，构成了对人类的一种保护，引导着每一个体实现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进而实现自己的本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时间观念上的革命。对于生活在高速发展社会里的现代人来说，人类活动节律的加大已经迫使人们匆忙奔波在各种交往活动之中，时间不但是人们虔诚遵守的规则，而且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消耗性资源，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一切。这种时间观念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决定力量，人们终日忙碌，积累财富的代价是时间资源的丧失，对时间的预算和管理成为平衡人们生活的重要砝码。

筹划是人的时间态的未来之维。人总是生活在未来之中，对未来的思考，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对未来的筹划不是空洞的，而是实在的，筹划内容的实现就是到时，所以到时是筹划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对未来的筹划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古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几乎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教条。但是，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人类不能穷尽未来之筹划，而

且每个人的筹划也不是绝对的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于社会整体之中。所以，人生理想的筹划并不是全部内容，在筹划之外，更多的是未知的和偶然的因素。这些未知和偶然的因素，构成了境遇和时机。

境遇是在生活空间尺度里的照会。这种照会，不是有目的地筹划，而是常人认知能力所限的偶然性。每个人从出生起到懂事之前的幼年时期，基本上处于境遇之中，他们不能选择父母，不能选择幼年教育，无法筹划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是被筹划的对象，但不能筹划自身，因而世界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境遇。用日常语言说，境遇就是运气；用科学语言说，境遇就是随机；用哲学语言说，境遇就是偶然；用佛学语言说，境遇就是“缘”。

时机是有价值的时间段。构成时机的要素有两个，一是有价值可能性，二是有交互时间态

的可能性。价值可能性是对未来时间段的价值期许，交互时间态（在场）的可能性是实现时间段价值的必要条件。价值来源于生活之需要。如果没有生活之需要，时机就不能显示它的价值来，因而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时机。如果不能构成交互时间态（在场），那么时机将不能实现，这样的时机也许终将废弃，也许为他人所用。

境遇和时机是密切相关的，境遇不一定会成为时机，但时机却经常在境遇中出现。时机可以去发现，也可以去创造，而境遇则只能等待。时机不是常有的，不但不容易发现，而且也很难创造。所以，境遇和时机都很重要。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时机和境遇合二为一，称作机遇，表示对境遇和时机的同样关心。机遇稍纵即逝，不能重来，每个人一生中的机遇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机遇的价值显得异常的珍贵。于是有“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训语。

R. M．里尔克有诗云

：

你若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

这只是匠工之技，

算不上什么本事；

只有当你迅速接住，

命运女神以准确的弧线，

以那种神奇的拱桥形弧线恰好抛向你的东西，

这才算得上一种本领，

——而且，

这并不是你的本领，

而是某个世界的力量。

对每个人来说，命运女神给予的机遇是有限的，但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善于发现机遇、努力创造机遇的人，他获得的机遇将会比别人多得多。罗素有一句名言：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要积极地实践，努力去发现每一个有价值的闪光点，那么，时机将会向我们倾情而来。当然时机仅仅是条件，还不是成功的全部，《孙子兵法》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说的正是机遇与掌握机遇的人的关系，机遇固然重要，但是机遇最终还是要通过掌握时机的人来实现其价值，失去人的自身因素，单纯谈论机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确地利用机遇是成功的开始，而错误地利用机遇也可能造成比不利用机遇更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机遇这个问题。

以上所述对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也依然如此。

历史的过程像夜空中盛开的无数焰火礼花，而每一个礼花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又盛开出无数的礼花，如此竟至无穷，每一个到时和每一个境遇都可以看作是一朵绽放的礼花，但是这种过程并不是持久不变的，而是瞬间即逝的，很快就为下一个礼花所替代。礼花的绽放虽然不能持留，但是礼花的绽放会留下痕迹，并以外在的空间形式暂存下来，积淀成为历史事件；同时，礼花的绽放折射到人的精神世界，也会留下一定的空间印迹，成为生理和心理的混合记忆。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时间结晶为空间的过程”（马克思语）。历史是不能反复的，因为历史总是不断地绽放，然后不断地积淀下来；科学实验虽然可以重复，但是科学实验不是真正的重复，而是做一些过程和结果相似的事情；逻辑命题则可以随意地重复，因为逻辑命题本身就无所谓绽放和积淀，逻辑命题根本来说就是非时间性的操作。

在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规划中，超前就是一种财富。超前意识使得时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时间的价值得到成倍的增长。在当代社会里，经济生活中的超前行为很普遍，如贷款消费、负债经营，预期购物、期货、按揭，一切人寿、财产、人身、养老保险等经济活动。同时，社会管理工作的超前意识也十分具有时代特色，如政府工作中的超前行为，有财政预算、发展规划、粮食储备、国防战略、某些问题的预防方案以及一些经济干预措施等等。这些超前的管理行为，对当代社会来说，不但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手段，而且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现代西方呈现众多的社会思潮，如非理性主义倾向、相对主义倾向、科学主义倾向、人本主义倾向，此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是过去社会绝对不会有的，那就是未来主义倾向。刘源沥说：未来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伴随科技革命而产生的，这种思潮体现了理论的超前性、预测性，紧随社会的发展，体现了当代西方学术思维的新动向。它同时也更本质地说明了，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未来已经作为认识的客体被带入人类的认识领域。它越来越成为人类精神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现时代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人类不是向预定的未来世界移动，而是积极参与创造未来世界。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总是着眼传统的历史经验；在工业社会里，人们总是注重现实的实践活动和利益得失，那么，在步入信息化社会的时候，人们更注重从现实中把握未来，从未来规划中发展现实。

这句话精彩而生动地给我们描绘了当代社会的超前的时间观念。在未来社会里，时间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时间资源的所有者是个人，个人时间资源的总和就构成社会时间资源。时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资源里创造出尽可能无限的价值来。

2．社会时空的转换

社会时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社会空间是社会时间的凝结，社会时间则是社会发展的空间。社会空间的发展以社会时间的消耗为代价，一方面，活的劳动时间沉淀为死的产品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人类的交往活动空间化为社会关系和结构，使人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过程是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创造文明成果、凝聚生命力量的一切积极成果，是人类一切时间性活动的目的，占有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和结果。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两者是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激励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个人的发展提供环境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和基础。

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间是人类生存“活”的因素，而空间是人类一切时间性活动的目的，空间资源的稀缺，是人类时间性积极存在的根本原因。占有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种种理由、种种形式、种种目的、种种结果。所以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对于人类来说，时间是人类活动的顺序和过程，而空间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和结果。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在人的活动中得到了统一，并在人的活动中实现转化。人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生产活动中，总是表现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重逆向过程。一方面，主体运用一定的手段和形式，把劳动对象改造成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并在实践活动中组成相对固定的群体关系或社会结构，这就是人把主体本质力量凝结在客体上的过程，也即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主体总是要根据已有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要素出发，并借用已有的社会物质力量来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改变和活动效率的提高，这就是社会客体力量向社会主体转化的过程，也即客体主体化的过程。社会时间是人的自觉活动的存在形式和内在尺度，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时间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

具体地说，在社会生产中，“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

客体主体化过程实际上是从静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要素中获取动态力量的过程，因而可以看成是社会空间向社会时间转化的过程，而主体客体化则是人把自身的本质活动力量“结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要素当中，因而可以看成是社会时间向社会空间转化的过程。

社会空间是社会时间的结晶和沉淀，是获取生活资料、创造文明成果、凝聚生命力量的一切积极成果，是相对保守和被动的客观存在。但这种相对静止的空间形式为主体进行持续性的生产和交往提供活动空间，为主体进行思想交流和文化的传承提供物质手段，使得社会的发展能够以沉淀的方式积累下来，而不必像动物那样每一代的经验都必须从头开始。社会时间是人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这一规定性的展现，因此社会时间是能动的要素，是人的积极存在形式。

在劳动实践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只能在实践活动中获得自己的现实性。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形式存在着。活动不断从主体形式转化为客体的形式，从动的形式转化为静的形式，也就是从时间的形式转化为空间的形式。在社会历史领域，空间是时间的结晶形式。

在社会生活中，时间和空间是直接统一的，直接统一于人类的活动之中。在活动中，时间是人类争取空间的过程，而空间则是人类时间过程的目的，时间反映人类生存能力和生活自由度，空间反映人类生活环境和水平，时间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内在尺度，而空间则是衡量生活水平的外在尺度，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活坐标。

在中国，西方300年科技革命的历史造成巨大的时空落差，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们将用合理的空间规划和和谐的时间规划，实现社会时空的转换，逐步缩小与西方国家的距离。

3．前30年，后30年

翻开中国历史，若以3000年变局为时间参考标尺的话，则三千年来中国历史几乎遵循300年的周期律在运行发展，从西周以300年的周期开始，之后的春秋、战国、汉、唐、宋、明、清等几乎都以300年为历史周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也似乎遵循这一周期，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激发欧洲人的财富欲望，也带去了新的航海技术，从此欧洲获得了新的生机。300年前，欧洲出现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建立力学体系，随后完成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完善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社会发展的速率越来越快，社会变迁的节律似乎从300年的周期缩小到30年的周期，这一点在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看尤为明显。从1839年虎门销烟到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22年中，中国进入了阵痛期，1861年后出现了33年的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经历了25年的反思期，1919年到1949年进行了3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期，1949年到1978年进行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期，1978年至今30多年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期，之后的30年，中国将会进入怎样的历史时期呢？

作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在经济结构来看，完成经济转型，应对欧美挑战。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逊在《中国未来三十年》一文中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防止了基础设施和金融部门私有化的倾向。与此同时，美欧国家却面临长年的经济收缩，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使国家的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陷入负资产状态。这些负债在过去30年中持续增长，照此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所有这些债务都将超出政府、企业、房屋所有者的支付能力。由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西方国家问题重重，新自由主义政策濒临终结。但是西方国家不会甘心滞涨，他们会利用金融战争等手段，如美国利用美元本位制和军事手段向其他国家进行掠夺，金融寡头慢慢开始向亚洲吸取经济剩余。因此赫德逊建议，中国要摆脱西方的压制和剥削，在未来30年应考虑如下问题：一是建议中国要借鉴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来指导当前的发展。二是重点发展实体经济，妥善解决农业和粮食问题，防范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进行侵蚀和渗透。三是充分发挥中央银行作用，加强资本管制，确立人民币国际地位并参与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四是完善税收体制，降低生活、经营成本和公共服务价格。

（2）社会结构来看，收入分配差距相当大，社会基尼系数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也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悬殊的现状与社会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十分不稳定的，容易导致社会负面情绪的宣泄和社会矛盾的激发。未来30年的改革将进入深水区，难度是存在的，但不能退缩，否则将会使改革的成果得而复失。

（3）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坚持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4）从文化背景来看，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西方文化的源流，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培植，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势头大大超越社会主义文化，而且目前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出力度远远大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输出力度，中国的文化在西方文化潮流中漂泊沉浮，文化安全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

如果说前30年，中国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建设，那么，后30年，中国应该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理念，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新，构建一个东方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的、和谐的美丽中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