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社会与生态公民

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己，这是公认的结论。从组织和群体来看，究竟谁是责任主体？民族、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有利于寻找应对对策。

（一）生态区域

从普遍意义上说，所有消费者对生态问题均负有责任，作为消费者，完全可以挑选环保的商品，可以选择绿色生活。美国学者丹尼尔·A.科尔曼认为，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地界定在消费者身上，很可能是在商品的制造商和赢利者身上，或者是在提供制度安排的政府身上，或者是在特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因为消费者无权过问生产事宜，无法逃避非环保的商品。消费者是被动的，往往是由商品的生产者和推销者牵着走。特别是在污染的产生问题上，其根源是那些只顾降低成本、不顾环境后果的生产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环境问题造成具体伤害的主要责任方，是那些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经理们。

相比之下，普通消费者除了间接购买商品之外，其本身的消费选择对环境破坏毕竟是十分有限的。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造成生态问题的主要根源，主要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盲目追求GDP的利益推动之下，地方政府和企业隐藏着不同的目的，都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这些混乱无序的经济活动，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

我们以浙江省为例，来进行说明。

浙江省是全国首批提出“生态立省”的省份之一，其开化县虽然经济并不发达，却是全国最早提出“生态立县”战略的县，也是全国第一个通过“生态县”规划论证的县。在“生态立县”战略实施过程中，他们构筑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城镇化和生态保护等五大框架，每个框架的定位十分清晰。如生态农业坚持走无公害有机化之路，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全县建成各类生态农业发展基地20多万亩，茶叶、食用菌、优质禽等被列入浙江省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发展规划。该县被国家授予“中国龙顶名茶之乡”、“中国金针菇之乡”、“中国黑木耳之乡”等。尤其是开化龙顶名茶，不但畅销全国，而且成功突破欧盟“绿色壁垒”，出口创汇不断增长。生态工业坚持走无污染清洁化之路，以打造特色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其单晶硅、有机硅、木糖醇、新型密胺塑料、木壳钟等10大工业主导产业的年生产规模已名列全国同行前茅。生态城镇化和生态旅游业坚持走回归园林化之路。生态文化上，系统地建立境内的原始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天然的生态基因库，建立科研、科普的重要基地，整理并挖掘当地绚丽的民俗文化，使千年古县焕发出新的生机和魅力。打响了“钱江源旅游”品牌，使钱江源成为“长三角”地区都市居民的旅游首选地之一。

开化县十几年前就开始走生态县的路子，这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是一条很典型的绿色之路，值得全国范围内推广。他们坚持以人为本，从保护母亲河出发，建设好钱塘江源头生态安全防护体系，从根本上缓解、克服潜在的生态危机。发挥开化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从战略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建成钱江源头特色、高效、发达的循环经济体系；就是要扬长补短，抓住特色，创建绿色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状态。

倘若全国的县市都能做到开化县那样，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走一条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则美丽中国的实现就不远了。

（二）生态工业园

从生态文明的意义上说，人类的技术必须升级为生态技术，人类的工业必须升级成生态工业。其中建设生态工业园的重要性是十分显然的，它有利于工业环保效益的集中管理，也具有带动和示范效应。

工业园区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式，通常是当地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行政措施划出一块区域，在制定空间内进行科学整合，聚集多种生产要素，提高工业生产的集约强度，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布局，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我国的工业园区包括各种开发区，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以及省级工业园区等。目前已建和在建的各类工业园区达9000多个，但这些工业园区基本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集聚地，主要是依靠廉价土地和优惠政策起步的，依然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因此，这些传统的工业园已经不适合新的生态文明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建设新的生态工业园，同时也要将原有工业园进行生态改造。

所谓生态工业园，“是继工业园和高新技术园之后的第三代工业园，是目前工业园的最高级形态、是生态工业的重要实践形式。”

生态工业园的理念与以往工业园区有很大的不同，是根据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原理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工业园区系统，通过系统内各生产单位之间副产物和废弃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来实现园区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具有横向耦合性、纵向闭合性、区域整合性和结构柔性等优势。

我国生态工业园起步较晚，2000年国家环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对建设生态工业园区进行探索，建立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各地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管理体系也逐步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轨道。2007年，国家环保局、商务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的通知》，三部门联手推进，标志着我国生态工业园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截至2011年1月，批准建设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有50个，其中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1个园区通过现场验收，正式成为我国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对传统工业园区进行生态化改造，包括企业内部的生态化改造、企业之间的生态化改造和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等三个层面。

首先，要进行企业内部的生态化改造，可通过企业自身清洁生产予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企业不能达到清洁生产，才逼迫社会进行企业之间的生态化改造以及生态工业园的改造。这项工作分三个步骤：第一是选择有关键和示范作用的核心企业，即在企业群落中，使用和传输的物质最多、能量流动的规模最大，带动和牵制着其他企业发展，处于生态中心地位

的企业。确定关键企业，就是锁定生态产业链的“链核”，这对构筑企业共生体起着最关键的作用。第二是提升核心技术，包括资源化技术提升、环境无害化技术和高附加价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等。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利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尽快使核心技术对企业生产产生积极的生态效益。第三是对核心企业清洁生产进行生态技术升级和生态指标评价。参照国内外同类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定量评价企业清洁生产的水平。在分析各企业资源消耗、污染物产生与生产规模、设备工艺及管理水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制订核心企业清洁生产改造方案。对清洁生产水平较高的企业，则重点审计资源的综合利用，对清洁生产水平一般的企业，则重点审计管理水平，对清洁生产水平较差的企业，则重点审计工艺改进和设备改造。

其次，要进行企业之间的生态化改造，可通过园区产业链的生态化改造设计与耦合，通过企业生态网络的联动，消除单个企业生产的环境影响，达到互利共赢的生态目的。具体措施可以分三个步骤：第一可按园区、行业及企业等三个层次进行工业代谢分析，行业代谢分析是在行业内主要企业代谢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行业进行物料、能源投入和产品、废弃物质输出统计，计算行业代谢量度指标，得出行业物能代谢的数量特征；园区代谢分析是在行业代谢分析的基础上，以园区为整体，统计园区物料、能源投入和产品、废弃物质输出的数量特征，计算园区代谢量度指标。通过代谢分析，即可得出园区不同层面的物能代谢数量特征，为企业链接提供科学依据。第二对园区物流、能量流、水循环模型系统进行分析。按照循环经济理论，分析企业外部及内部的能量输入与损耗，计算园区企业间物质流动、能量传递，及单个企业物质、能量流入其他企业的比例及废弃物中能量的比例，绘制园区物质、能量环流结构图。提出园区的能流调整方案，确定评价的系统与层次。重点解决能量转换、物质传递和价值增值三个链条的协调和同步问题。第三是构建生态产业链的构建，包括园区产业链结构分析、园区产业链生物群落分类研究和产业链结构生态化优化方案及其稳定性分析。

最后，要进行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这是一项较为综合的大系统工程，通过环境综合整治，利用园区环保基础设施的集中优势，集中治理，全面解决企业之间的生态化无法解决的问题，全面改善园区环境质量。生态工业园的最佳标准是零污染、低能耗、高效益。具体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区域集中供热，这是节约能源、防治大气污染的首要途径。特别是有较多能量剩余的园区，可通过余热利用，创造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是水资源的集中利用和集中处理。生活污水和达标的工业污水，通过进一步处理，仍可回用于一些水质要求低的企业。第三是固体废弃物的集中处理。对于暂时无法实现资源化的固体废弃物，应遵循减量化、无害化原则处理，加强工艺过程管理，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选择采用国内应用成熟的处理工艺，提高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场的有效性，提高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转变程度，提高资源回收的能力。在生活垃圾方面，可以建设集中处理场，或者委托环保卫生部门，分门别类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处理。

（三）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范式的文明，它不会自发地产生，需要生态公民的自觉追求和积极参与，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量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短缺相当严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又非常低，资源浪费和污染情况非常严重。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水平虽然有了明显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人们对环境生态问题的认识还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领》指出：“7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普遍的环境宣传教育，公众对环境和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提高。但是，环境意识调查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存在着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仍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生态观念的缺失导致生产生活中的污染问题十分严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共场合吸烟、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现象都反映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较薄弱。看到破坏环境的现象和行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环境建设的意识不强，一方面说明公民生态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公民的生态意识仍然淡薄。

鉴于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应该考虑从小学开始设置环境保护的课程，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惯，使之从小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同时，也有必要大力开展社会环境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意识到自己日常消费活动都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倡导低碳生活，塑造生态公民的形象：在生态危机的情形下，每一个公民都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对生态文明负有历史责任的消费者，是对绿色消费方式具有一定选择权的消费者，是对危害环境行为具有监督权和检查权的消费者。每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当所有的公民都变成生态公民的时候，生态文明将指日可待。生态公民的含义，是指具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与目标，依法享有生态环境权利并承担相应生态环境义务，具有参与生态管理事务或担任公职的人。作为生态公民，不但要积极宣传环境污染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而且要普及环境科学与法律常识，把生态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生态公民应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生态公民具有全球意识。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环境污染没有国界，任何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进行环境危机转嫁，实际上是目光短浅的行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因此，环境保护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同步展开生态文明的建设。生态公民当然要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他们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用世界主义的博大胸怀，超越国家的边界享有和履行自己的环境权利和义务。

生态公民具有环境人权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是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以及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当地社会环境问题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质量，环境人权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

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几十年来，随着环境意识的普遍觉醒，环境人权已成为一项绝大多数人的道德共识，并逐渐地落实到环境保护的国际法以及一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环境人权包括实质性的环境人权与程序性的环境人权。实质性的环境人权包括：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环境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健康的居住环境等），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健康的环境恶物（如环境污染）。程序性的环境人权包括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明确这四项基本的环境人权，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也善待别人的环境人权，这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生态公民具有环境责任意识。《人类环境宣言》在肯定环境人权的同时也明确指出每个人的生态环保责任，指出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维护生态公共利益是生态公民责任意识的核心。生态公民的义务有：一是遵守环境法律法规，二是推动立法部门和政府制定环境法律法规，三是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规范。由于生态公民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范畴。公民的许多行为介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也不会直接对环境构成破坏，但是众多人的类似行为，就有量变引起质变的可能，最终导致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伤害。这类行为，任何法律规定和道德约束都无济于事，因此公民自身的修养和美德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公民的举止行为、言论谈吐对形成生态理念风尚具有正面的意义，公民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对商家的生产方式和产品设计具有一定的反向引导作用。公民积极主动地监督各项生产活动并参与各种环保义务活动，可以大大降低各级政府的环保成本，抵消环保法规的制定的滞后性，防止某些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弥补执法人员的执法盲区，提高环保的效率。

总之，由普通的消费者转变为生态公民，是在生态危机不断恶化的今天所必须实现的一种历史转变。这种转变，“其意义甚至要远远大于他们消费方式本身的单纯的转变，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转变，普通消费者才会以生态权利主体的资格，来开展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活动，同时对作为消费之源头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给予联合起来的积极影响，从而从根本上促使人类改变只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纠正那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从而促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变得更加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任何职务、任何地位乃至任何阶级、阶层的人都最终是消费者的一员。当所有普通消费者实现生态公民的华丽转身，众多的生态公民将会极大地促进政治、法律制度的生态化，从而使得生态化的活动从生产和消费领域扩大到上层建筑之中，最后渗透到社会文化之中，生态文明这种崭新文明形式在中国的首先出现。

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现代生态公民的首要意识，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本，生态公民对自然理应怀有感恩之情。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见证者，更是生态文明的最终受益者。生态公民的培养必定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四）生态社会

生态公民的塑造过程，也意味着生态社会的形成过程。当一群生态公民在为生态文明建设而奋斗的时候，这些志同道合的生态公民必然会自觉地联合起来行动，自觉地建立各种保护环境组织，绿色消费者团体，绿色行动小组等等。于是，各种零散的行动，就会变为带有绿色倾向的社会团体行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绿色团体的作用当然要远大于生态公民各自单独的环保活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起步晚，自1978年才零星出现，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截至2005年，我国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从业人员22.4万，其中全职人员6.9万。兼职人员15.5万。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具有年轻人多、学历层次高、奉献精神强、影响面广等显著特点。他们当中有专家、学者、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涵盖了社会各界对环境的深切关注。80%左右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50%以上拥有大学以上学历，91.7%的参与环保活动的志愿者不计任何酬劳。

这些环保民间组织有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以及各地环境科学学会、环保产业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有民间自发组成的，如自然之友、地球村，有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有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华机构等。这些环保民间组织已成为我国环保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组织环保公益活动、办讲座、组织培训、出版书籍、加强媒体报道等方式进行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倡导公民参与环境保护，为提高我国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部分环保民间组织都积极寻求与政府合作，很多情况都愿意直接与政府沟通。也愿意和较好的企业开展合作，当和一些污染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环保民间组织常向政府部门反映，也直接与企业协商谈判，或采取诉讼等法律途径。应该说，环保民间组织受到媒体的足够重视，大部分的环保民间组织都被媒体报道过，并给予过积极评价。

但是，问题也存在不少。其一是环保民间组织起步晚，发展不均衡，公众关注度不够高。其二是环保各类组织自身存在不足，如由政府牵头的环保民间组织虽然管理规范、能力强，数量也很多，但独立性不够，创新意识差，且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学生环保社团数量大、热情高，但组织不稳定，人员流动频繁，不利于长期战略管理；民间自发的环保民间组织较活跃，也有创意，但经费不足，社会地位不高；国际环保组织驻华机构规章制度健全，工作条件好，但存在没有合法注册身份等问题，等等。

不管怎样，环保民间组织人员的环保意识、环保成效以及牺牲精神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在政府拨款不足、经费来源不稳、社会地位不高、公众认可缺位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用自己的青春热血，默默地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在我国环境保护过程中，发挥了政府、企业、个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坚持自己的环保理念，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社会便利，义务充当企业和政府的生态责任的监督者，义务充当生态公民的教育者，义务充当自觉环保的践行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