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作革命一新兵

——何挺颖

四万万人发吼声，火山爆发世界惊。中国有了共产党，散沙结成水门汀（水泥）。

——何挺颖

何挺颖（1905～1929），陕西南郑人。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他任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率部参加了攻打龙源口的战斗。10月，他参加在宁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同年底，他被调往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兼团党委书记。1929年初，何挺颖率部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进军。1月24日，何挺颖在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在转移途经吉潭村时又遭敌袭击，不幸牺牲。

勤奋的学生

陕西南郑县城关镇何家湾村里有一座建于清末的院落。房屋为土木结构，雕花的隔扇，刻着格言和警句的门窗，方砖上还可见各种精美的雕饰。虽然经历了近两百年的风雨沧桑，这座院落依然显得古朴恢宏。院门前一方大理石石碑上，刻有“汉中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个大字。1905年，红军高级将领何挺颖就诞生于这座院落里。

何挺颖童年时，父亲到县城里教书，他和弟弟跟着母亲过着农村生活。1913年，何挺颖开始上私塾。在老师的眼里，他是一个“笨”孩子。一次，何挺颖背诵不上来前一天的功课，先生气愤之极，打了他几个手板子，并说：“竟有这样笨拙的人，真该鞭策、鞭笞平庸了。”何挺颖的父亲当时也认为他并不是天资聪明的孩子，所以给他起名挺颖，意即需要启蒙开导，使之由平庸挺进到聪颖。

何挺颖没有过人的智力，但却有一股韧劲。晚上他在家温习功课遇到困难时，不识字的母亲教不了，而父亲又不在家，把他急得直哭。最后，他横下一条心摸黑到后院里去请教堂叔，有时一晚上要跑十几趟，不读熟就不上床睡觉。而且，他每天晚上总是先帮助弟弟背熟了书，待到弟弟睡觉之后，自己才复习功课，为此，他经常深夜才能入睡。

何挺颖在私塾里的两年中，练出刻苦学习、勤劳厚朴的性格。他承认自己头脑不如别人灵活，更不想以小聪明的办法走学习上的捷径，而是把老师批评他时用的“策庸”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别人认为他“笨”时，他却“笨鸟先飞”，一股劲地刻苦学习，一心做到“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的勤学苦练终于有了显著的成果。两年以后，凡是他学过的字、念过的书，都能背诵和讲解，甚至一年前所学过的字和书都记忆犹新。以前认为他是个“笨”学生的那位老师，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对别人说：“挺颖这孩子真的很踏实！”

何挺颖上高小和中学时，仍然坚持“我不及别人聪明，我必须比别人多下点苦工夫”的精神刻苦学习，所以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而且，通过不断的勤学苦练，他在中学时代练就了一手好书画来，深得父亲的好评。此外，他还乐于帮助那些年纪比自己小或学习上不如自己的人，并做到了诲人不倦，学校里的同学也都很喜欢他。每当弟弟学习有困难时，他总是循循诱导，使弟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亲友们看了都说：“这孩子，真像个当哥哥的人。”

革命的新兵

在学习和成长中，何挺颖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他的父亲曾任南郑小学的校长，并在汉南学堂兼课，在学堂中学习到一些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被人视为“新人物”。何挺颖逐渐接受了父亲的一些新思想，为以后接受新事物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0年，何挺颖考入古城汉中联立中学。这虽然是汉中最好的中学，但仍然比较落后和闭塞。于是，何挺颖让在北京的表哥给他寄来《人生》、《改造》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向要好的同学讲述，加上汉中的学潮、推广白话文等运动，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何挺颖与廖左明、樊尚志等二十多个同学组织起读书会，筹办了图书箱，收集了近百本进步书刊。大家一起阅读，一起交流心得感受，思想、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何挺颖多次参加爱国游行运动，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他所写的“午夜徘徊心如焚”的诗句，正是表达了这一心声。

由于从小受父亲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使少年何挺颖萌生了做一名数理博士的理想。为此，他与廖左明等一批汉中青年先后奔赴北京、上海。

1924年，何挺颖来到上海，并于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由于何挺颖刻苦用功，入学后多次获得数学系主任的好评。他自己也想向数学博士学位攀登，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却进步得很慢，朋友们一度称他为“老夫子”。一直到“五卅”惨案发生，他才如梦初醒。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在镇压工人运动中，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工人代表顾正红。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声援工人，但是遭到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的残酷镇压。在南京路上，何挺颖亲眼看到租界巡捕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市民开枪。南京路上血肉横飞、伤亡无数的惨景，震动了何挺颖。他还看到，中国的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破坏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清醒过来。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自己无心再去研究数学。他觉得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革命战士，而不是数学博士。因此，他下定决心走革命道路。

觉醒的何挺颖写下一首诗：“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略仇恨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作革命一新兵。”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恶不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国，此时的中国，没有自主，更谈不上自强，一个爱国青年面对祖国遭受的苦难，怎么能袖手旁观呢？现在何挺颖觉醒了

，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中，谈什么实业救国只是痴心妄想，他要丢开实业救国的幻想，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作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何挺颖不顾老师、同学的劝阻、家人的反对，毅然由大同大学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革命理论，探索救国真理。同年，他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愿作革命一新兵”的理想。

三湾改编

1926年下半年，何挺颖被派到北伐军中担任团的指导员。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何挺颖被迫离开北伐军。

对于何挺颖来说，1927年的冬天格外漫长。先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无数的共产党人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自己被迫离开了北伐军，紧接着，又备受感情的煎熬。那时，他在汉口接到新任务，要带领一批西北籍的同志回到陕西工作。而与他在上海相识相恋两年的女朋友三番五次地催他结婚，并从上海一直追到武汉。这使何挺颖深陷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尖锐冲突的矛盾之中。他深知，结婚回上海工作，是绝不可能的，而同回西北去，当时的革命环境又允许带家眷。何挺颖再三劝慰女友从革命大局出发，待革命形势好转，条件合适时再结婚，但姑娘执意不肯。最后，多愁善感的姑娘伤心地回到了上海，而忧国忧民的何挺颖不得不忍痛割爱，毅然与她分手。

1927年7月，何挺颖赶回武汉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的带领下，由武汉开赴江西，并在修水休整待命。1927年9月9日，是何挺颖生命中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振奋了何挺颖的心。

“秋收起义”开始取得了巨大胜利，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农军队。可在起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部队开始连打败仗，由起义时的五千余人，锐减到不足一千人。

当时，一些军官沿用的是旧的带兵方法，不愿由党代表参与指挥部队的一切，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从文家市出发以后，毛泽东一路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认定加强政治工作势在必行。

在做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何挺颖渐渐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当时，一些军人看不起政工干部，认为他们只会摆样子，是耍嘴皮子的，还称政工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而何挺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们，对连指导员都极为尊重，连队也没有逃兵。这种“异类”现象自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一天上午，毛泽东让人把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毛泽东很喜欢与这个思维活跃、看问题很有见地的连指导员进行讨论。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道出了心中的忧虑：“一支队伍也要胜得起，败得起。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可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何挺颖略略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挺颖，你说的是呀！”毛泽东继续说，“你说的正对我的思路。我也在考虑党如何抓住这支队伍的问题。”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是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下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听后叹出一口气，感到对方说得实在，切中了要害。何挺颖声音不高地说：“恐怕要从部队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话，猛然触发了毛泽东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他将目光落在何挺颖身上，说道：“挺颖，你在部队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何挺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另外啊，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激动而兴奋地说下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这次交谈，两个人的思想互相受到启发，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从而开创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三湾改编。

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并提出“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的原则，要回家的，每人发给五元钱路费。

这时，何挺颖挺身而出，带领连队中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首先站到毛泽东身边，举起武器高呼：“跟着毛委员打天下！”、“坚决革命到底不动摇！”在何挺颖的带动下，许多战士纷纷表示不离队，要跟毛委员上井冈山。

接着，毛泽东宣布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编为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何挺颖被任命为第三营党代表。营长为张子清，副营长为伍中豪。1927年10月底，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从此以后，何挺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开创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斗争，为“工农武装割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井冈山战斗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的井

冈山根据地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何挺颖被任命为第十一师党代表兼第三十一团党代表。

朱毛两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震惊了湘赣两省的敌人。于是，湘赣两省的军阀部队接连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

在这种形势下，192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军委、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做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何挺颖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

8月下旬，敌人对井冈山开始了大举进攻，乘红军主力出击湘南之机，组织了四个团的兵力“会剿”井冈山。得知敌情后，何挺颖、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一营营长陈毅安三个年轻的指挥官，从永新火速赶回井冈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8月29日，何挺颖和朱云卿率领一、三连从永新西南山区星夜兼程赶回井冈山大井，随即由何挺颖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会议，讨论井冈山作战方案。

面对主力军不在井冈山、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部分人对是否能战胜敌人表示担忧。何挺颖首先坚定地对大家说：“目前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许多地方起义都遭受挫折，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现在湘赣两省敌人趁我红军主力远在湘南，企图夺取井冈山，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只要井冈山根据地还保存着，这面红旗不倒，就向全国人民证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

经过战前动员和周密部署，红军战士个个摩拳擦掌，山上群众一齐出动，加固防线。竹钉篱笆、滚木雷石、战壕掩体，样样准备充分，为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1928年8月30日8时许，敌人开始向黄洋界哨口进攻。当敌人进到竹钉防线时，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一起猛烈射击，敌军乱成一团，慌忙躲进路边草丛，正好踩上竹钉，被刺伤许多。接着就是一阵滚木雷石，路窄山险，砸死许多。这时，守山群众也用鸟枪、土制手榴弹打击敌人，从上午到中午，打退敌人四次冲锋。

下午，何挺颖、朱云卿要求哨口部队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同时摆出毛委员、朱军长率领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下午四时许，敌人发动了第五轮疯狂进攻，黄洋界上硝烟滚滚。当进攻的敌人接近哨口之时，坚守黄洋界哨口的军民用各种武器杀伤敌人。这时，红军在黄洋界哨口山头上架起了一架迫击炮，仅有的三发炮弹却因受潮两发未响，最后一发呼啸的炮弹在山下腰子坑敌人的指挥所炸开了。敌人顿时大乱，与此同时，山上顿时红旗飞舞，冲杀声响彻山谷，敌人惊恐万状，误以为红军全力返回井冈山，丢下数百具尸体慌忙向山下溃逃。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保住了。

9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途中，喜闻传讯，非常高兴。为此，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表示庆贺。何挺颖、朱云卿和陈毅安作为黄洋界战斗的重要指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1928年10月中旬，何挺颖参加了在宁冈步云山举行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11月中旬，他又参加了在宁冈新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红四军军委委员。

不幸中弹

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为了加强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的战斗力，调何挺颖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兼党委书记。何挺颖到了二十八团后，他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建军路线，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教育，亲自给全团的党支部委员（包括许多军事干部）和各连、营党代表及政工人员上课，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大家的欢迎。由于他重视做指挥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该团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更为密切。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南下调动敌人，以打破井冈山被围困的局面。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后，于1月24日在大庾（今大余）同敌人开展激烈的战斗。战斗前，何挺颖一面擦着枪，一面对团党委成员说：“马上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敌人要切实地揍他一下，团党委的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完后，何挺颖立即奔赴前线指挥作战，却不幸身负重伤。毛泽东得知何挺颖负伤的消息后，非常担心，毛泽东告诉陈毅：“你去告诉林彪，要他好好照顾何挺颖同志，必要时将何挺颖同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在一条狭窄的山道上，林彪跟在何挺颖担架的一边，带着部队疾走，正好迎着陈毅匆匆走上来。陈毅来到担架跟前，查看何挺颖的伤势。伤口虽经处理，可还在往外渗着血。何挺颖此时还处在昏迷状态。等陈毅检查完伤口后，对林彪说：“毛委员和朱军长专程让我来转告你，一定要照顾好何挺颖同志，必要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林彪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部队由大余向东转移，战士们在茫茫的黑夜中匆匆赶路，沿着崎岖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着。身后不时传来敌人追赶的枪声，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

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伤口在颠簸中产生着剧烈的疼痛。他很坚强，咬着牙一声不吭。他心中明白眼下部队的处境，不愿把痛苦表露出来。不料，部队在吉潭遭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不幸牺牲，年仅24岁。

毛泽东得知何挺颖牺牲的消息后深表哀痛，对身边的人说，何挺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工农红军、作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朱德后来在回忆何挺颖烈士时，曾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好同志，太可惜了!”何挺颖过早地牺牲了，然而他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却永放光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