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

——江竹筠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江竹筠

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被捕后改为江竹筠，她的同志们都喜欢叫她江姐。江竹筠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负责地下工作。1948年6月14日，遭叛徒陷害，于万县被捕，受尽万般折磨也未泄露党的任何信息。1949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9岁。

在暴风雨中诞生

江竹筠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8岁时，江竹筠与弟弟跟随母亲逃荒到重庆投靠三舅。为了维持生计，江竹筠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四处打工赚钱，直到12岁那年，才在三舅的帮助下，到基督教教会办的孤儿院小学学习。没有想到的是，这段学习经历竟影响了江竹筠一生。

江竹筠在小学学习时，最喜欢的就是丁老师。丁老师待人亲切，讲课生动有趣。丁老师常给他们讲历史故事、近代国耻纪念，培养了江竹筠的爱国之心。丁老师见江竹筠好学，爱国，便辅导她阅读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人的作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江竹筠渐渐对社会、对共产党有了模糊的认识。

后来，丁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江竹筠很焦急，向学校其他老师询问是怎么回事，其他老师说：“丁老师是共产党，所以要被抓走。”

小小年纪的江竹筠不知道“共产党”和“被抓走”有什么关系，她只知道丁老师是好人，好人就不该被抓。

1939年春天，已经19岁的江竹筠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江竹筠学习非常刻苦，经常苦读到深夜。除此之外，她还爱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杂志。她生活拮据，为了攒钱买杂志，经常饿肚子。通过阅读与学习，江竹筠对共产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江竹筠的同班女同学中有两名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叫戴克宇。她们发现江竹筠经常阅读进步杂志，为人又极富正义感，想要培养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党组织安全考虑，戴克宇二人没有立刻向江竹筠表明身份，而是潜移默化，常借些革命书籍给她，并试着与她谈论一些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话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与观察，戴克宇等人觉得江竹筠已经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向江竹筠提起。这一日，江竹筠与戴克宇等人聚在一起学习交流。在谈到当前社会局势时，江竹筠开口说道：“现在国民党反共情绪高涨，白色恐怖弥漫整个城市，闹得人心惶惶。我个人是向往共产党的。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前进道路，都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我想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为结束社会的黑暗而斗争下去。”

戴克宇听到江竹筠的这番话很是激动，又试探性地问道：“你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江竹筠郑重地点点头，答道：“是的，我想加入。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党组织。”

戴克宇听后开心得哈哈大笑，又指了指另一个人，对江竹筠说道：“其实我俩就是共产党员。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一直想吸收你入党。你要想入党，我来给你做介绍人。”

就这样，在戴克宇的介绍下，江竹筠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向党旗宣誓的那一刻，江竹筠在心中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像丁老师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株革命的蓓蕾即将绽放。

红梅绽放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考入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并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江竹筠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善于联系群众，行事低调，总能顺利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当时国民党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共行动，不少地区的党组织暴露，但江竹筠所在地区的党组织因她的正确领导，并没有暴露或遭到破坏。

一年后，江竹筠从中华职校毕业，被党组织安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后又到重庆新市区区委担任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大约工作了一年，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让江竹筠从该地区撤离，在重庆其他地区负责组织地下工作。

1943年5月时，江竹筠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她与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掩护党的秘密机关。这次假扮夫妻，还促成了一段好姻缘。江竹筠与彭咏梧在这之前并不认识，但因都是重庆市委委员，彼此也都有所耳闻，可以算是久仰大名了。彭咏梧比江竹筠大5岁，为人正直可靠，两人共同工作时，总是帮助江竹筠；江竹筠待人温柔亲切，工作生活中也总照顾彭咏梧。就这样，有着共同梦想与信仰的两个青年渐渐真的走到一起，并于1945年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江竹筠与彭咏梧假扮夫妻期间，受到了特务的注意。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命他们转移到了四川成都。到了成都后，江竹筠改名江志炜，考入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当时，江竹筠已经24岁，又因高中没有读完，与班上的其他同学相比，基础要差许多。为了尽快追上大家的学习进度，江竹筠每天在工作之余都用来刻苦读书，遇到问题及时向老师、同学请教，很快追赶上了同学们的学习进度。

江竹筠在刻苦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在努力完成党交予的各项任务。在川大学习的两年，正是抗战胜利前后的民主运动**时期。江竹筠以普通学生的身份，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

运动当中，结识了众多爱国热血青年。她还加入了两个学生进步团体“女生社”和“文学笔会”。她发挥自己善于联系群众的优势，将进步青年团结在一起，壮大了革命队伍。

1946这一年，江竹筠生下了他与彭咏梧唯一的儿子彭云。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独裁、反内战的情绪不断高涨。四川省委、重庆市委正加紧清理和恢复重庆及川东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彭咏梧继续回到重庆市委工作，江竹筠担任他的助手。

第二年秋天，上级决定将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改组市委，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委员会派彭咏梧去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也受命一同前往，担任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联络员。

11月底，江竹筠把儿子彭云交予地下党同志照顾后，便与丈夫彭咏梧离开重庆，前往下川东武装斗争前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

武装暴动分四个区域进行，彭咏梧担任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组成的前线区域的指挥。12月初，江竹筠随彭咏梧到云阳的汤溪沿岸，参加在农坝乡炉塘坪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经商议决定尽快暴动，宣布川东民主联军的建制，下川东编为一个纵队，彭咏梧担任政委。会后，江竹筠与彭咏梧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并在当地潜伏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彭咏梧决定将武装暴动定于1948年1月28日。为了暴动万无一失，党组织派江竹筠回重庆，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调拨一批干部到下川东协助暴动。接到任务后，江竹筠匆匆与丈夫惜别，动身赶往重庆。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筹备了一批物资后，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毅四名干部启程返回下川东。按照原计划，江竹筠带着四名干部先到达云阳董家坝彭咏梧的外婆家，等待组织上的人来接应。23日，江竹筠等人终于等来了下川东党组织派来的接应的人。但没想到的是，这人告诉她的第一件事不是战斗即将打响，不是战斗已经胜利，而是：“彭咏梧同志牺牲了。”

江竹筠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得呆立在原地。过了许久，她才恍惚地问道：“牺牲？怎么牺牲的？”

原来，江竹筠从下川东离开不久，敌我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暴动计划提前到1月8日实行。开始时彭咏梧率领暴动队伍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大巴山。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队很快又集结了更多兵力向彭咏梧所率部队扑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彭咏梧沉着指挥部队撤退。最后，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中弹牺牲。

听完事情的原委，江竹筠没有说什么，将自己一个人锁在了屋里。不一会儿屋内隐隐传出啜泣声。第二天，江竹筠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已经恢复了精神，只是眼睛有些红肿。出于目前暴动失败的形势考虑，江竹筠提议立即撤离。经商议决定，江竹筠等人分头离开董家坝。江竹筠按照原计划，将卢光特、刘德彬、周毅送往万州后，她自己乘船前往重庆下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

临委在听了江竹筠的报告后，考虑到彭咏梧牺牲，江竹筠的身份很容易暴露，再去下川东恐怕凶多吉少，便准备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一边照看孩子，一边进行工作。谁知，江竹筠却拒绝了组织的好意。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组织相信我，我会在老彭倒下去的地方继续奋斗到底。”

临委见江竹筠态度如此坚决，便同意了她的请求。

临行前，江竹筠去看望了寄养在陈曦、蒋一苇夫妇家的儿子彭云。一进陈曦、蒋一苇夫妇家，她就看到正在玩耍的彭云。她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小彭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痴痴地看着。此时彭云已经两岁，会说话了。小彭云常看妈妈的照片，看到江竹筠后，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

这一声呼唤，让江竹筠这些时日来所压抑的感情彻底爆发出来，抱住自己的儿子失声痛哭。哭了许久，江竹筠从包里拿出给儿子买的礼物，看到儿子欢喜地拿着玩具摆弄，又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爸爸……爸爸有事不能来看云儿，云儿不要生爸爸的气。爸爸妈妈都很想云儿……”说到这里，江竹筠有些哽咽，看到儿子眨着大眼看着自己，她压抑住情绪，继续说道，“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等妈妈工作结束了，就回来看云儿，好不好？”

小彭云虽然舍不得妈妈走，但还是听话得点了点头说：“好。”

就这样，江竹筠再次告别了自己的儿子，沿着丈夫彭咏梧的足迹，继续踏上革命的征程。江竹筠犹如一朵盛开的红梅，不论环境如何恶劣，都无法阻止它绚烂地绽放。

血染红岩

因暴动地区风声正紧，江竹筠到达万县后不能立即展开工作，只得暂时在万县潜伏下来。江竹筠在万县法院会计室找到一份工作，一边做会计工作，一边做暴动地区的联络工作。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将她与黄玉清、李青林等12个共产党员押往重庆，囚于渣滓洞看守所。

特务头子徐远举从叛徒那里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把江竹筠视为头号审讯对象，妄图从她口中打开暴动地区的缺口。

6月下旬的一天，江

竹筠戴着手铐、脚镣，在几名特务的押送下，来到徐远举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江竹筠就看到屋中放置的各种刑具：老虎凳、吊索、电刑机器……江竹筠冷哼一声，面无惧色。

徐远举照例询问了姓名、职业等基本问题后，就让江竹筠把党组织上的人交代出来。

谁知，江竹筠神情自若地说道：“我根本不是地下党员，有什么可交代的？”

面对江竹筠的这种态度，徐远举气得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道：“你死不承认没用。你组织里已经有人交代了，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你现在老实交代，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免得待会儿受皮肉之苦。怎么样，说不说？”

江竹筠嗤笑一声，答道：“就算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是地下党，没有什么可交代的。说我是地下党的人是要害我。”

徐远举见江竹筠不承认，拍桌大吼道：“好哇，你不交代？用刑！”

说着，几个特务把竹筷子拿来，放在江竹筠的指间。几个特务轮流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江竹筠的手指上猛夹。十指连心，钻心的疼痛瞬间袭遍江竹筠的全身，她痛得蜷缩起身子，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间滑落。特务在她耳边大吼：“说不说！说不说！”她没有理会，只是咬牙忍着疼痛，直到昏死过去。

徐远举见江竹筠昏死过去，命特务往她身上泼冷水。江竹筠被冷水激醒，特务又问她：“交不交代？”

江竹筠虚弱却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是地下党，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徐远举听后暴跳如雷，对行刑的几个特务吼道：“把她给我吊起来！看她说不说！”

审讯从上午9点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徐远举用尽各种酷刑，一无所获。只好让特务把江竹筠押回牢房，择日再审。

几日后，特务再次提审江竹筠。审讯内容与上回相同，而江竹筠的回答也同上次一样：“我不是地下党，你们就算杀了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

无法从江竹筠口中捞到情报的特务们气急败坏地向江竹筠施用更狠毒的酷刑。江竹筠手上的伤还没好，特务就在她原伤口上再施同样的刑，直到江竹筠疼得快要昏死过去，才停止用刑。这样反复施刑，江竹筠脸色惨白，气息虚弱，身上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浸湿。尽管如此，特务们依然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任何信息。特务们见江竹筠抵死不认，竟丧心病狂的拿来竹签钉进江竹筠的指甲里……

又是半天的酷刑审讯，敌人依旧毫无所获。当特务将受完刑的江竹筠押回监狱时，她的双手已经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女牢同志们看着江竹筠的双手，一个个都红了眼眶，找来一些冷盐水、红药和布条，为她做简单的包扎。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事迹传遍整个渣滓洞，就连男牢的同志们也都被江竹筠宁死不屈的气节所感动，纷纷托人送去慰问信与慰问品。虽然都是些微薄的礼物，却饱含着战友间最珍贵的情意。

为了表示对江竹筠的尊敬，渣滓洞中的战友不论年龄大小，都称她为江姐。江竹筠成了阴暗的渣滓洞里的一缕阳光，用自己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照耀着陷于囹圄的同志们。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资料，江竹筠到重庆后至少受过三次严刑逼供。在一次次逼供下，江竹筠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要求自己，没有对国民党特务说出任何党的秘密。

被囚于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虽然无法获得自由，却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革命形势的情报。这一日，女牢中又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大家激动地说着：“又打胜仗了！”“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国民党反动派嚣张不了几天了。”

江竹筠也兴奋地跟大家一起欢呼雀跃，她真心为共产党的胜利感到无比的快乐。但同时她也想到，在残忍的敌人手里，她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党的队伍中。想到这里，江竹筠露出笑容，她想：只要革命能胜利，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

1949年8月，江竹筠用竹签子蘸着棉花烧成灰烬调制的墨汁，写了一封家信。这是封家信同时也是一封遗书。在信中，她表达了自己对革命的忠诚以及对家人的思念，传达出以江竹筠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崇高的思想境界：

……

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来到女牢门口，高声叫道：“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竹筠心中了然，此次转移怕是将一去不回了。她脱下囚衣，换上自己心爱的蓝色旗袍，搀扶起受刑断腿的李青林，在敌人的押解下向前走去。

狱友们伤心痛哭，大声呼唤着“江姐”“青林”，江竹筠听到呼唤，又回头冲他们微笑着摆摆手，说：“再见了，同志们。”

这是告别，也是永别。

国民党特务的这次“转移”，将包括江竹筠、李青林在内的三十名共产党员秘密杀害。烈士们的鲜血洒在红岩之上，歌乐山松涛呼啸，见证着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