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古发现的实证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人们普遍发现西方文化思想的起源受到了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东方文化思想中的一些精髓被西方文化所吸收，构成了西方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成分。

一、两河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古代两河流域指的是幼发拉底河（Eupha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流域地区。这一地区在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中通常是根据希腊语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就是“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以及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北部地区称亚述（Assyria）。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e），南部称为苏美尔（Sumer）。

（一）两河流域历史发展的脉络

由于我们是对文化思想起源的历史背景作研究，因此主要从有考古及文献证明的初始文明开始我们的历史考察之旅。

1.苏美尔初始文明时期（约公元前4300-前2800）

两河流域所孕育的文明，能够被考古学所证明，时代最早的就是苏美尔文明。苏美尔地区位于两河流域的南部，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根据考古材料，早期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前2800年。这一时段又被划分为3个文化时期：埃利都·欧贝特文化时期（公元前4300-前3500）、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前3100）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公元前3100-前2800）。

2.苏美尔城邦时期（约公元前2800-前2371）

苏美尔城邦时期有时也称苏美尔早王朝时期。我们这里之所以采用苏美尔城邦时期作为标题，是因为城邦的发展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独具特色之处。有学者认为，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苏美尔人是人类群体中有史料证明最早创造出城市文明的人。[6]

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开始，苏美尔地区城邦林立，其形势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当时较大的城邦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基尔、基什等。这些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城邦之间争霸战争此起彼伏。这种局面持续到后期，逐渐在南北形成了两个大的军事同盟：以乌尔和乌鲁克为霸主的南方同盟和以基什为霸主的北方同盟。这标志着两河流域开始由城邦争霸走向了统一国家的时期。

3.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371-前2191）

两河流域最早的统一国家是由阿卡德人建立起来的。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当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北方的阿卡德人在其杰出的领袖萨尔贡的领导下，异军突起，逐渐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

4.乌尔第三王朝[7]（约公元前2113-前2006）

库提人在灭掉阿卡德王国之后，统治两河流域也仅仅百余年，便为乌鲁克国王乌图赫加尔所击败，并将他们驱逐出这一地区。此后不久，乌尔城邦开始兴起，打败了乌鲁克，重新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

乌尔第三王朝的历任国王都热衷于四处争战，这样就加剧了国内矛盾的积累，同时也逐渐引起了外部对手的联合反抗。在历经5任国王后，国家遭到东南部埃兰人和西部阿摩利人的共同入侵。大约在公元前2006年，乌尔第三王朝的第五任国王伊比辛被埃兰人俘获，标志乌尔第三王朝灭亡。

5.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没有更大野心的埃兰人携带着战利品荣归东方的故乡。阿摩利人则在两河流域定居下来，并逐步建立了许多小国。此后，这些小国为了各自的势力扩张，又开始了彼此之间的争霸战争。两河流域重新陷入了分裂与诸侯混战的局面。

在这新一轮的阿摩利人城邦争霸混战中，一支由首领苏穆阿布姆率领的阿摩利人大约于公元前1894年占据了巴比伦城，建立了巴比伦国家，相对于后来迦勒底人取代亚述帝国、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史称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于公元前18世纪，在其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的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792-前1750）达到了鼎盛，一度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地区。然而，就在汉谟拉比去世不久，古巴比伦王国迅速衰落。约公元前1595年，来自北方的赫梯人侵入巴比伦地区，消灭了古巴比伦王国。

历史上，把被来自两河流域北方的赫梯人所灭亡的古巴比伦王国又习惯上称为巴比伦第一王朝。古巴比伦王国灭亡后，两河流域又经历了南方的“海国王朝”，即“巴比伦第二王朝”（约公元前1595-前1518），以及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尼亚地区形成的加喜特王朝，即“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1530-前1157）。最后，在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巴比伦王朝时代最终结束。

6.赫梯王国（约公元前19世纪-前8世纪）

赫梯位于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哈里斯河流域中上游（今土耳其安卡拉以东的勤勉孜勒河）。早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这里就形成了赫梯文明。赫梯文明被认为是由赫梯人和加喜特人共同创造的。赫梯在公元前19世纪开始形成一些小型国家，并不断争战。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统一的赫梯王国。公元前1595年，赫梯王国消灭了古巴比伦王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持续到公元前13世纪。此后，赫梯王国的实力开始日渐衰落，并逐渐走向四分五裂。到公元前8世纪，残存的赫梯小国被亚述帝国所灭。

7.亚述帝国（约公元前9世纪-前7世纪）

公元前13世纪起，亚述逐步统一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并与巴比伦进行争霸战争，就在巴比伦王朝衰落之际，历经数次沉浮的亚述开始走向全盛时期，并最终消灭了曾经灭亡古巴比伦王国的赫梯王国，统一两河流域。至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帝国正式吞并巴比伦尼亚，建立了地跨西亚、北非的区域性大帝国。

亚述帝国的统治者通过战争征服了不同地区与民族，兵锋过后，各地不断反抗，导致其统治极不稳固，同时统治者之间血腥的争权夺利斗争也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与米底王国联军攻克了亚述帝国的最后一个据点卡赫米什，亚述帝国灭亡。

8.新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626-前538）

新巴比伦王国是迦勒底人建立的，所以又称迦勒底王国。新巴比伦王国的开国君主是那波帕拉沙尔，正是这位开国君主与位于伊朗高原北部的米底王国联合消灭了亚述帝国。那波帕拉沙尔去世后，其子尼布甲尼撒二世即位。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与埃及争夺巴勒斯坦地区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将犹太国居民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全盛时期，他死后新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公元前538年为波斯所灭。

（二）两河文明成就及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被大家普遍认为是“人类文明摇篮”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在文化思想上的结晶体现在对自然的思考。在两河流域，通过对自然界中可以理解与把握部分的探索，逐渐形成了科学的思想，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通过对自然界中在当时条件下难以理解与把握（或曰超自然）部分的思索，逐渐形成了宗教的思想。

1.古代两河流域与西方文字起源

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研究的进步，人们对传统文明产生的标准问题进行了不断的修正。但是，将文字的产生作为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直是人们的共识。所以，作为西方现代所使用的字母文字最早发源地的两河流域无疑对西方文化思想的早期奠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通常，人们一说到古代两河流域文字，就会联想到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这是一种用带有尖头的芦苇做成的笔在泥版上刻画出的、外形看上去就像楔子样的文字。这个名字最早是由英国人开始使用的，所以英文的“楔形文字”（cuneiform），即由“楔子”（cuneus）加上“形状”（form）构成。由于人们把较为成熟的苏美尔文明的时间定位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所以也通常认为楔形文字的产生也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对于其产生与演变过程缺乏详细的考察。最近，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黏土记事版上的标记符，可能是音节文字最早的‘先驱’。在最初的耕作地区，大量的谷物和动物的数目都被用盘状和圆锥体形的黏土加以标记。……很显然，埃及人和印度河谷的哈拉帕人，在很早就积极地和闪族人做生意，它们接受了这种用可识别的图像符号代表口语的发音来做标记的方法：人们看到可识别的东西就能大声地喊出它的名字。像这样的符号被称作象形图案，用象形图案表示的文字就是象形文字。然后，埃及人重新定义了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把图片简化成词素和纯粹的音节符号来更好地再造出埃及语言。最后，可使用的语标文字体系产生了，现在人们能充分地把带有复杂口语语法的句子加以转化了。这就是我们已知的文字。”[8]

这段论述使我们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同时也初步说明古代两河流域产生的楔形文字对埃及人和印度河谷的哈拉帕人产生了影响。这就说明它对东西方文化的产生都发生了影响。这些发现都是建立在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上，因此是人类文明演变研究的重要进展。这里我们再作一个补充：在西方文字演进中最重要的中间环节是腓尼基人在楔形文字基础上所创造的腓尼基字母。大约公元前13世纪，生活在今天黎巴嫩一带的腓尼基人创造的由22个字母组成的腓尼基字母表，逐渐向东西方传播开。在东方发展出印度、阿拉伯、亚美尼亚、维吾尔等各民族字母；向西方传入希腊，由于腓尼基字母表只有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希腊人就对它进行了改造，加入了元音字母，形成希腊字母。此后，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这两种字母成为后来整个欧洲各国文字的基础。因此，经过腓尼基改造过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是现行世界各民族字母的根源。

2.以天文学成就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就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贡献

古代两河流域天文学成就堪称灿烂辉煌。由古代两河流域天文学家开创的天文学思想奠定了欧洲天文观念的基础。有些两河流域的天文观念如星期观念，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应用的观念。

（1）太阴历思想对西方天文思想的影响

古代两河流域在天文学方面第一项成就是太阴历的制定。这一成就是由苏美尔的天文学家发明的。他们以月亮为参照物，以12个月亮圆缺的周期加起来为一年，并设置闰月来补足与太阳历相差的天数。这一历法对于农业生产有着相当大的便利性，后来的犹太历和伊斯兰历法都借鉴了苏美尔人制定的这一历法。至于中国古代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的农历，也是同一类历法，是否受到古代两河流域太阴历的影响，尚待探究。但是中国古代文明同希腊文明有过交流，已经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也有一定的成果，这一点稍后再叙。

（2）星期观念与计时观念对西方计时观念的影响

古代两河流域在天文学方面第二项对当前东西方文化都有重要影响的成就是确立了星期观念和计时观念。即他们把1个月分为4个周，每周有7天，分别由7个星神掌管，即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一星期制度经过犹太人的继承与传播，逐渐被全世界的人们所采用，时至今日，星期制度已经成为人们安排日常生活与工作不可或缺的依据了。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还发明了“十二进制计时法”，即将1天分为两个12小时，这就是今天通用的24小时计时法的雏形；还有“六十进制”，即每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为60秒。这些也都是当今通用的计时方法。

两河流域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创造出在当时领先于世界的成就。除了上述的天文学以外，无论是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及至城市建筑学等，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有的成就已经成为后来人们叹为观止的奇迹，比如新巴比伦王国的第二个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其娶自米底王国的妻子而修建的“空中花园”，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3.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思想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贡献

作为人类文化重要发源地的古代两河流域的神话与宗教思想同样也对后来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影响。有人将古代两河流域宗教基本特征归纳为3点：“一是多神论，认为世上有众多的神祇存在，神与神之间不仅有等级之分还常常相互争斗。二是拟人性，认为神祇具有和人一样的外貌、品行、个性和弱点。三是泛神论，认为自然界和宇宙中处处都存在着神祇。”[9]我们根据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与宗教的这些特点，认为其对古希腊神话与宗教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观念：

（1）万物有灵观念

我们认为两河流域的泛神论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初级形态之一。希腊宗教是多神教，这与两河流域宗教特点中的第一点相吻合。至于古希腊宗教崇拜的范围是否像两河流域那样涉及万物有灵的思想，也有学者给出了肯定的观点，认为它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多神教”[10]。“万物有灵”的观念对此后西方宗教思想的发展形成了长期的影响。

（2）神人同形同性观念

关于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的文献依据，主要是《荷马史诗》及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其他文献（包括重要的考古发现）。目前，人们对希腊神话与宗教特点最基本的了解，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概括性的话是“神人同形同性”。这一特点同上述两河流域宗教特点中的第二点的“拟人性”相吻合。

（3）初级的对立斗争观念

古代两河流域“神与神之间不仅有等级之分还常常相互争斗”的观念，对此后西方哲学思想及文化思想中的对立统一及差异和谐观念也有重要的启示。这一点，我们通过赫拉克里特“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11]，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一相反相成理论，对此后西方文化思想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4.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思想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古代两河流域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包括从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历史等等。在这些成就中，对后来的西方文化思想影响最大的要算法律思想。所以，我们这里就以法律思想为例，加以说明。

法律的产生是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验上升到了专门学科的水平，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绩。直到今天，法治社会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在这一学科的起源上，仍然是两河流域走在了历史的前列。据英国学者萨格斯统计，到目前为止人们所发现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文献中，与法律有关的文献占95%左右。[12]这足以说明，在当时的苏美尔，法律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在古代两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发展与衍生时期，先后形成了众多的法典。这是其法律成就的重要文献根据。根据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研究，目前常见的包括两河流域在内的近东古代法典有九部：“（Ur??Namnui）法典，约公元前2100年；Lipit??Ishtar法典，源自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之Isin城，约公元前1930年；Eshnunna法典，源自北部的同名城市，约公元前1720年；汉谟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680年；亚述法典，约公元前12世纪末；赫梯法典，约公元前13世纪；新巴比伦法典，约公元前6世纪；约法（Covenant）法典（来源于《出埃及记》）；申命（Deuteronomic）法典（来源于《申命记》），约公元前7世纪。”[13]

由于这些数量众多的法律文献，使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两河流域，已经形成了普遍的法律思想与意识，以及基本的法律文本形式，包括了习惯法、成文法、案例法等。当前，人们对两河流域法律文化对罗马文化产生的影响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初步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法律观念是重要的代表。

（1）法治观念

西方社会在社会约束思想上，从古希腊以来就明确地标称为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是相对于人治思想，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同人治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一个先进理念与方法。这一理想仍是现代人类社会约束思想的优先选择。两河流域丰富的法律文献以及在社会运行中的法律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法治精神，无疑为迄今为止的西方及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立约观念

不管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其制定过程和实行过程一直贯穿着立约观念。法律能够确立执行是大家共同商量约定的，一经约定就具有了普遍约束力。如果大家不能达成约定的共识，法律将是一纸空文。这一立约观念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犹太民族的“契约观”的确立。[14]犹太民族的契约观显然是近代启蒙思想中社会契约思想的重要根据。

对自然的思考是西方文化的最高目标。这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对现实自然的思考形成科学，对超自然的思考形成宗教，对诸种自然作形而上的思考形成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思考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所创造的早期文明。因此，我们说古代两河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埃及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埃及”一词的命名来源于古希腊，他们把古埃及孟斐斯城主神普塔赫叫作“海库普塔赫”（Aigyptos），“埃及”（Egypt）即为其讹称。[15]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埃及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开始不断被入侵者所统治，先后有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征服和统治过埃及。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后，埃及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成员，埃及本土文化也逐渐被伊斯兰文化所取代，从此以后曾经辉煌的古埃及文明就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失落的文明”之一。

（一）古埃及历史发展的脉络

古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北临地中海，西边是利比亚，南面是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东部与阿拉伯半岛隔红海相望。尼罗河由南向北纵贯埃及全境，传统上沿尼罗河的不同流域区段特点，将埃及分为南部河谷的上埃及地区和北部尼罗河三角洲的下埃及地区。古代埃及人属于哈姆塞姆语系，身材高大，特点鲜明。今天的埃及人，主要是征服埃及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后裔。

结合日益丰富的考古成果，我们把埃及的历史分为初始文明时期（相当于传统的前王朝时期）、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期、第一中间期、中王国时期、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和后期埃及时期，前后共建立了31个王朝。

1.初始文明时期（约公元前4500-约前3100）

这一时期历史跨度大，涉及整个埃及史前时代，因此我们只选取有明确考古成果证实，已经达成普遍共识的部分，主要包括巴达里文化、涅加达文化Ⅰ和涅加达文化Ⅱ3个阶段。

巴达里文化约始于公元前4500年。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人民已经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工具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通过对其墓葬形式的研究，说明在这一文化时期，灵魂观念已经产生。

涅加达文化Ⅰ约存在于公元前3600年到约公元前3500年间。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文明成就是出现了早期的城市。这时已有了商业活动，表明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达到了很高水平，有了可供交换的产品。

涅加达文化Ⅱ约存在于公元前3500年至约公元前3100年。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成熟的冶金技术，大量的铜制工具与武器被发现。早期的文字已经产生，这是埃及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公元前3500年开始，埃及开始出现了许多早期国家--“斯帕特”，希腊人称为“诺姆”，中译为“州国”。这些早期国家之间大致形成上下埃及两个区域，并经常发生战争。

2.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00-约前2686）

据生活于公元前4-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曼涅托的《埃及史》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美尼斯是古代埃及第一王朝的建立者，定都孟斐斯。此后，古代埃及共传承了31个王朝。美尼斯也是古代埃及国家的统一者。这一时期，国家机器形成，确立了王位世袭制，王权开始走向神化。

3.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约前2181）

古王国时期的首都是孟斐斯。由于埃及从这一时期开始修建金字塔，所以古王国时期又被称作金字塔时代。这一时期在埃及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首先由金字塔体现出来。同两河流域的空中花园一样，金字塔也被视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金字塔的意义还在于它全面体现了埃及文化的综合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因为金字塔的设计建造需要数学、几何、力学、测量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一时期对埃及历史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君主专制的确立。这一制度形成于早王朝末期，巩固、确立于古王国时期。有观点认为，古埃及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上古世界各国同类政体中最为典型的，具有鲜明的特征。[16]埃及国王的专有称谓“法老”最早也是出现于这一时期。

4.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约前2040）

古王国时期的统治是以地方贵族为自己的统治基础。随着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诸侯并立的局面。各个贵族都将自己的领地即诺姆（州国）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小国家。各个诺姆之间为争夺利益不断发生战争。到古王国后期，整个古国陷入分裂割据与诸侯混战的局面中。与此同时，西亚的贝督因人游牧部落也侵入埃及。古王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织中。这期间，位于埃及中部的赫拉克列奥波里崛起，统一了下埃及和中部埃及，先后建立了第九、第十两个王朝。赫拉克列奥波里王朝的统一是不完全的，也并不稳固。在其第十王朝时，南部的底比斯建立了第十一王朝。最后，由底比斯的孟图霍特普二世打败了赫拉克列奥波里王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上下埃及的任务。

5.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约前1786）

孟图霍特普二世重新统一埃及后，仍以底比斯为首都，开始了中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古埃及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快速的发展。青铜器得到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体现在阶级变动上，就是涅杰斯阶层的兴起。涅杰斯（Nds）原意为“小人”。这一阶层是处于贵族与奴隶之间的自由民。也许是汲取了古王国时期诸侯坐大导致国家分裂的教训，中王国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对贵族的斗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涅杰斯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一时期，埃及开始对外征服，巩固了疆域的同时，也带回了大量的铜、金等矿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6.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约前1570）

中王国的强盛时期很短暂，不久就由于王室的内部斗争、奴隶起义而走向式微，开始陷入长达200年的再次分裂中，史称“第二中间期”。在此期间，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喜克索斯人乘虚而入，占领并统治埃及100多年。喜克索斯人后来将埃及的象形文字带回了西亚，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古埃及文化的作用。侵入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喜克索斯人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形成了对埃及北部的统治，并逐渐扩大统治范围，将埃及中部也纳入自己的统治下。这样，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的中部和北部建立了埃及的第十五朝和第十六朝两个王朝。由于喜克索斯人本身是来自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游牧民族，为逐水草而居才来到水草丰美的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所以他们所建立的王朝版图，也包含了其来源地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

尽管喜克索斯人控制了埃及的北部和中部，可是限于其人力物力等因素，一直没有真正控制南部埃及。这样，以底比斯为中心的南部埃及地区在喜克索斯人统治时期也相对独立地保持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到后来也建立起第十七王朝。第十七王朝，在建立初期由于实力相对不足，也曾经向喜克索斯人的王朝纳贡称臣。

7.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70-约前1085）

南部埃及地区建立的第十七王朝到了卡美斯国王统治时期，开始同喜克索斯人进行斗争。卡美斯发动的反喜克索斯人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还没有完成把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的历史使命，卡美斯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光复使命就落在了他的弟弟雅赫摩斯身上。最终，雅赫摩斯攻占了喜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利斯，并将他们彻底驱逐出埃及。然后，由雅赫摩斯建立了第十八王朝，埃及从此进入了新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历经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王朝共三个王朝。

埃及在新王国时期开始了对外扩张。经过大约一百多年的对外战争，逐渐形成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帝国。这一过程开始于雅赫摩斯时期，雅赫摩斯追击喜克索斯人的时候，向北到达了叙利亚，向南到达了克亨色诺弗尔。此后，由历任的继承者阿蒙霍特普一世、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二世的不断征伐，到图特摩斯三世时，最后完成了埃及帝国的建立工作。此后，历任统治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巩固帝国的统治。

8.后期埃及时期（约公元前1085-约前332）

新王国后期，由于连年的对外战争，同时由于国内贵族阶层与神庙中的僧侣集团的斗争及底层人民的起义，削弱了国力。公元前1085年，阿蒙神庙祭司霍尔篡夺王位，建立了第二十一王朝，标志着新王国时期结束，古代埃及进入了后期埃及时期。

后期埃及时期是一个不断被外族入侵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有利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短期统治过埃及。此后，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埃及相继进行过长期有效的统治。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埃及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

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埃及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这样埃及开始被纳入伊斯兰文明的范畴，其固有的文明特征基本消失。

（二）古埃及文明成就及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古埃及作为传统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就。本书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探讨那些对西方文明具有长远影响的基本观念。

1.古埃及象形文字在西方文字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重要标志的文字，在其起源与发展演变中，埃及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近代以来考古学发现的不断增多，现在我们已经能基本勾勒出文字的演变历史。这其中主要线索我们在两河流域文明成就的介绍中已经进行了总结。这里我们要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埃及文字的成就。如果说西方文字的起源经历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拉丁字母这样一个大致的演变过程的话，那么埃及的贡献是在楔形文字基础上，加强了其表音的功能，并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表音系统，为腓尼基文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2.古埃及的神话与宗教成就及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埃及的神话与宗教基本上来源于其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其宗教观基本上是多神教的（只有在埃赫那吞改革时期有过建立一神教的努力）。对这一个整体观念，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文献学与考古学的根据。这一基本观念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埃及的宗教成就的评价，限于埃及学研究程度的限制，早先时候的一些结论就有必要根据最新的学术进展加以修订了。比如，人们一度认为“古埃及的宗教总的说还是很原始，其宗教学说中只有保护或惩罚，或神带来恩惠的说教，而没有救赎的理论，可以说它是不成形的宗教。另外，埃及的神虽已从氏族部落神发展成了国家神，但还未发展成世界神，因而是不可传的。”[17]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修正。

首先，古代埃及的神话与宗教是“可传”的。最近有研究表明“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自己断言他们的宗教来自埃及，希罗多德甚至明确说明除了一两个例外之外，神灵的名字都是埃及的”[18]。在《黑色雅典娜》一书的第3卷，作者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对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名字与古代埃及神话的众神名字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显示出二者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这就说明埃及神话对希腊神话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其次，古代埃及神话与宗教不但是“可传”的，而且还是“世界神”的来源。如前所述，朱利安·鲍尔迪（Julian Baldick）的《黑色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通过非洲的神话、传说、礼仪、宗教等的研究，发现它们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都是来源于由希伯来《圣经》和古代埃及所共享的宗教体系--非洲亚洲宗教体系。这就说明，古埃及宗教是古代宗教的两个古老的源头之一。

当前，在文化思想观念上，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文化两个传统来源是：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这种概括虽然较为宏大，但也基本上符合历史演变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这两大源头之根源的探讨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以埃及文明为例，从其文字成就及神话宗教成就两个方面可以发现，古代埃及对两大文明传统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三、希伯来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希伯来是历史上对古代犹太人的称谓，意为“来自河那边的人”（这里的河应该是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也向我们透露了犹太人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信息。今天“犹太人”的称谓，则是《圣经》时代之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这里用希伯来文明来叙述早期犹太文明史，更加符合历史事实。需要格外说明的是，关于早期希伯来历史的记述，《圣经》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依据。

（一）希伯来历史发展的脉络

希伯来的早期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祖先时代、士师时代、第一圣殿时期、第二圣殿时期。

1.祖先时代（约公元前1900-前1230）

这一时代也被称为“族长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述，往往是与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著名的部落族长的英名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圣经》的记载，希伯来人的祖先原来生活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的一个叫作乌尔（Ur）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一说公元前1800年）左右，希伯来人在其祖先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来到了迦南地区。“希伯来”正是迦南人对这些来自于两河流域者的称呼。迦南地区即今天巴勒斯坦地区的古称。这一称呼大约始于公元前13世纪末来自于海上的腓力斯丁人入侵后。当时，腓力斯丁人占领了迦南的西南沿海地区，被称作“巴勒斯坦”意为“腓力斯丁人的土地”。后来，希腊的历史学家逐渐将整个迦南地区都称作巴勒斯坦。

希伯来人在迦南地区度过了由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共3个族长领导的时期后，有可能是遭遇了自然灾害，在族长雅各的领导下迁入埃及生活。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大约400年时期，受到了埃及法老的压迫，甚至于到了民族灭亡的危险境地。于是，希伯来人又在其领袖摩西率领下离开埃及，并在其继承人约书亚的继续率领下返回迦南。

2.士师时代（公元前1230-前1020）

希伯来人返回迦南受到了迦南人的抵制，于是发生了战争。战后，希伯来人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同时也形成了两大部落联盟：南方的以色列和北方的犹太。从这时起到扫罗称王，希伯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士师时代。

所谓“士师”，乃是希伯来人的先知、统帅和救世主三位一体的，被看作是上帝选定的、被赋予上帝智慧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部落中起到了组织、领导和协调矛盾的作用。当时，在希伯来人中主要有12个较大的部落。这些部落在应对外族入侵中，逐渐意识到形成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希伯来人就开始向统一王国演变。

3.第一圣殿时期（公元前1020-前516）

由于民族利益与抵御外族侵略的需要，在士师时代末期，德高望重的士师撒母尔根据大家的共识，主持挑选出了扫罗作为希伯来的第一个国王。这样，希伯来人就由士师时代进入到君主制时代。扫罗王进行了大量的统一战争，最终战死疆场。其后，大卫王统一了犹太和以色列，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统一王国。大卫王死后，其子所罗门王在公元前956年于耶路撒冷建立了犹太教圣殿。由此开始，耶路撒冷成为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中心，确立了“圣城”地位。希伯来也开始进入第一圣殿时期。

公元前597年，这一地区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国领袖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犹太国王约雅敬，重新拥立了一个傀儡国王。十年后，犹太国企图反叛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出兵，攻毁耶路撒冷，一并毁掉了圣殿，并将犹太臣民悉数掳往巴比伦囚禁，史称“巴比伦之囚”。第一圣殿时期结束。

4.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16-公元135）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新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大帝以博大的胸怀释放了巴比伦之囚，并同意他们重建家园和自己的圣殿。公元前516年，希伯来人再次建立起圣殿，历史进入了第二圣殿时期。

这一时期，希伯来人先后在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盘踞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朝也先后控制了希伯来王国）的统治下。其间，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与宗教信仰，希伯来人同不同的统治者不断地进行斗争与博弈，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当罗马帝国接手统治这一地区以后，对希伯来人及其信仰进行了残酷迫害。这些迫害引起了起义。公元70年，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放火焚毁第二圣殿，将希伯来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公元135年，希伯来人的最后一次起义被镇压，第二圣殿时期结束。

希伯来民族从此进入了长达1800多年的大流散时期。

（二）希伯来文明成就及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希伯来人创造了对人类文明史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文明成就。这些文明直到现在仍然在影响着西方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希伯来文明所孕育的希伯来基督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一起，成为西方文明两大主要源泉之一。因此，我们通过对希伯来文明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分析，具体地掌握其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原因所在。

1.契约观与一神教

在希伯来宗教传统中，约、律法和先知是3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这里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择其要者，将其上升到观念层面，加以分析。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将希伯来宗教传统总结为两个紧密相关的观念：契约观与一神教。

关于这两个重要观念较为集中的记叙出现在《出埃及记》中：“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全一切所有的。’”

在前边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两河流域的立约观，并且提出它可能对希伯来人的契约观产生影响。这里，我们就沿着这样的历史思维，具体分析一下两者的关系。两河流域的立约观是其初级法律思想的重要基础，按照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分科标准，是属于社会科学中对社会秩序进行协调的法律思想之源。而希伯来人的契约观却是以宗教形式对这一思想加以深化，使之深入到人的精神与信仰世界。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分析出希伯来宗教传统的历史先进性：首先，希伯来宗教传统中的立约精神将两河流域的立约传统向人的心灵推进，提升到精神信仰层面；其次，希伯来宗教用一神崇拜取代多神崇拜，为国家统一提供了信仰基础，同时否定了“巫术”、“魔法”等迷信思想。

2.民族意识与复国思想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可以从精神信仰以外的领域进一步研究希伯来文明可能为西方文化思想传统所作出的贡献。例如，由于其独特的长期流散的民族历史特点，积累形成的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复国思想，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以来长期的专制统治，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作为“来自河那边的人”，希伯来人从其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从迁徙的记忆中走向我们的视野。来到巴勒斯坦地区不久之后，又由于自然灾害，大部分希伯来人迁入埃及，在那里生活近400年后，又返回巴勒斯坦。此后，先后经历了“巴比伦之囚”和罗马帝国之后近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正是在这种长期流离失所的经历中，希伯来人比其他民族更早地觉醒了民族意识。在此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强烈的复国思想。

早在士师时代末期，希伯来的12个部落正是认识到长期分裂割据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无穷灾难，才达成共识，形成了民族王的观念，[19]挑选扫罗作为大家公认的民族领袖。此后，正是在这一民族意识的主导下，希伯来人及其后代犹太人在历经多次的失国与漂泊流徙中，坚守信仰，弘扬民族文化，终于使自己民族的沧桑经历升华成西方文化的二大精髓源头之一。同时，在长期坚守民族意识下所形成的犹太还乡观也成为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运动的渊源所在。[20]

[1]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Ⅰ??Ⅲ，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2006.

[2] Julian Baldick，Black God：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Jewish，Christian and Muslim Religions，NY：I.B Tauris & Co.Ltd,1997.中文版：朱利安·鲍尔迪：《黑色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中文版：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于向东、王琛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4] ［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上），4版，董仲瑜等译，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乌尔是苏美尔城邦时期数一数二的重要城邦，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先后建立过三个王朝。乌尔第一王朝和乌尔第二王朝都是在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先后存在的割据性政权，而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则属于基本上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王国性质的政权。

[8] Steven Roger Fischer, A History of Language,London：Reaktion Books Lfd,1999, pp.89??90.

[9] 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13~14页。

[10] 同上书，73页。

[11] 《赫拉克里特残篇》，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 参见H.W.Saggs,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London,1962,p.196.

[13] 参见R·维斯特布鲁克著，白钢译：《十二表法的本质与来源》，见《希腊与东方》，144~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 徐新编：《西方文化史》，17页。

[15] 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3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6] 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49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17] 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84页。

[18] 马丁·伯纳尔著，郝田虎选译：《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1卷：构造古希腊1785-1985·绪言，载“思想史研究”第6辑《希腊与东方》，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9] 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33页。

[20] 同上书，36页，页下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