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国外也有不少相关论著。然而在一些并非细节的问题上还有不少的认识差异，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大问题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前提性的问题，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1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

也许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又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再去研究它的可能性就是多余之举。我们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从理论上说，事实的存在并不等于学理的成立。例如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成功虽然也是事实，但康德去研究它们何以可能并非多余之举，何况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础至今也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不例外。第二，从现实上说，承认中国革命建设成功的人们中间也还有不少人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建设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无必然联系，承认前者和否认后者并无逻辑矛盾。因此，弄清楚这一前提性的问题还是完全必要的。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持否定看法的论者往往并不直接摆出结论，更多的是采取迂回的方式，让读者从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中得出他们需要的一般结论。这种具体理由很多，说法也不尽相同，但归结起来不外三条：一是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人要想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可能；三是即使中国人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使它中国化也几乎不可能。

在此我们想对这三条理由提出不同的看法。

1.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有的论者在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写了大量的文章，而且一写就是几十年。这种文章在国内外可以说得上汗牛充栋，其精华所在概括起来无非是认为只有马克思本人亲笔写的论著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统统不算。据说恩格斯与马克思是有原则分歧的，经常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以哲学为例，马克思是“实践本体论”和“人本主义”，而恩格斯是“物质本体论”和“物本主义”。列宁的哲学是旧唯物主义，是机械反映论。至于斯大林的哲学更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根本就是赝品。而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俄学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无非是苏俄的教科书，是宣传列宁思想特别是斯大林思想的东西；他们充其量也只读过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本书，马克思本人的书读得很少很少，连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知道。他们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简直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拿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处理中国的问题，怎能谈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以为这些看法不能成立。

（1）只承认马克思一人写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马克思的毕生合作者恩格斯的论著排除在外，甚至把恩格斯说成是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和篡改者，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个人风格上当然有区别，他们的研究领域和战斗的具体任务有时也有必要的分工（恩格斯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称自己为“第二提琴手”），但他们自合作以来在理论原则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1844年9月至11月写的以批判鲍威尔兄弟为主题的《神圣家族》（1845年出版）、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都是他们两人的合著。这些著作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1845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在1888年首次发表的，并认为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的歪曲何在？有人把《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当成恩格斯与马克思“分歧”的“铁证”。然而《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是念给马克思听过的，而且经济学那一篇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还是马克思亲自写的。[20]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1]。马克思在1880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法文版写的前言中还高度赞扬《反杜林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2]。哪里有什么“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歧”？在事关党的命运的严肃斗争中，在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如果马克思竟然赞同恩格斯发表歪曲自己思想的论著，还亲自参加写作，还给予高度评价，岂非天方夜谭？至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是恩格斯为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刻苦研究自然科学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3]这部著作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写信向马克思详细谈过它的计划和基本构思。[24]在这里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也是毫无根据的。[25]

（2）把列宁说成马克思的篡改者也是毫无根据的。这里且不说列宁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只就哲学方面作出说明。有人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大加指责，并据此断言列宁的哲学思想是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反映论，列宁的物质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忘记了（或者故意不提）列宁写这本书时的背景和任务。当时列宁面对的是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泛滥成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是连“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和“人是用头脑思想的”都不承认的荒谬理论，这种时髦的荒谬理论把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成为反动势力向布尔什维克大举进攻的重要方面，党内一些大知识分子群起附和，危及党的生存。在那种情况下列宁理所当然地要突出强调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在一定的场合肯定旧唯物主义的基本合理成分也是必要的（旧唯物主义也决不是一切皆错）。即使如此，列宁对旧唯物主义合理成分的肯定也是有严格条件的。正是他非常清晰地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的首要地位和缺乏辩证法的根本缺陷，揭露了旧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的软弱无力。何尝有什么机械反映论？至于列宁在1895～1916年写的《哲学笔记》中那些充满辩证法的精彩分析和论断，例如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同一的思想，关于辩证法要素的思想，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思想，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指辩证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指旧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指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关于黑格尔《逻辑学》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的思想等，更充分说明了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完全一致而又有所发展的，与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3）斯大林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很多错误，这是事实。但把斯大林说成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典型、错误的渊薮，而且祸延中国达数十年之久，也不是实事求是之论。仍仅以哲学理论为例。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几乎被说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有的论者还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直接间接地来自这本“小册子”。我们对此只说三点看法：

第一，这本小册子是1938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26]，是为了说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写的，篇幅只有25页。它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或专文，而只是由12章组成的党史教程中的一节，目的是向党员简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发挥得很充分。作为这种性质的小册子，应该说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并非一无是处，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当然，这本小册子也确实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简单化、绝对化的东西太多，辩证法的精神薄弱，其中也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这本小册子确实被抬到了不适当的高度，被说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对苏联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束缚作用。但斯大林在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些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有贡献的，不应该对他全盘否定。

第二，斯大林的“小册子”出版之前20年，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开始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了。那时当然没有斯大林的“小册子”，也没有“苏联教科书”，中国先进分子向国内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许多甚至并不是苏俄的著作。以李达同志为例，他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翻译、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不是苏俄的作品：《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作者是考茨基，《社会问题总览》的作者是日本人高畠素之（他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唯物史观解说》的作者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当时汉译名郭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成立的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绝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其中已出版的不少原件现在还陈列在“一大纪念馆”里。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十多年，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例如李达同志1926年发表并再版达14次的《现代社会学》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联系中国实际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专著。1929～1930年李达同志翻译出版的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上篇为《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都不是苏联人的作品，只有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10月出版）、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2年9月出版）是苏联人写的，但这些书有各自的体系，都与以后发表的斯大林的“小册子”并无关系。至于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的讲义印行，1937年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1936年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1937年出版），当然更与斯大林的“小册子”无关。以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为例，这本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长达425000字的名著就反映了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这本书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二节“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时，不仅分析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还分析了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对这部手稿作了长达两页的分析。这本书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前5年就印行了，怎么能说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呢？

第三，即使在斯大林的“小册子”发表之后，它的体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教科书的编写）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事实上，除了20世纪50年代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在讲课时一度采用过这种体系外，中国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并没有采用过这个体系，这是有书为证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对斯大林的这本“小册子”的缺点错误提出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尖锐地批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事物的“联系”时没有说明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联系，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而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他还批评了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第四版中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27]当时中国的青年助教也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简明哲学词典》中的观点。[28]可见，说中国人把斯大林的哲学理论和苏联教科书奉为圭臬，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2.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吗

有的论者更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即使读了马克思的原著也会读不懂，因此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理由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得读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产生于西方“语境”的学问，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西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都与中国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与中国哲学没有共同语言。中国人如果不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改变得与西方人一模一样就读不懂古希腊哲学，因而也就读不懂全部西方哲学，当然也读不懂马克思的哲学。中国人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得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跨越这个鸿沟，否则即使把马克思的文本摆在面前也读不懂。而跨越这个鸿沟至少也要在书斋里磨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几个急于为中国的救亡图存的实务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怎么可能做这件事？不做这件事又怎么能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怎能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又哪里有资格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把这个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已。于是结论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虚构的东西，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回事，将来即使可能，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我们认为这也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不错，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无可否认（我们在后面还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中西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别也是事实。但也不必把这一点夸大到玄之又玄神乎其神的程度。既为哲学，无论“形而上”到什么程度，所论的总还是宇宙人生的大事，概括的总还是有普适性的内容，而不可能是一个文化圈里的秘传暗语，更不可能是哲学家私人的自言自语，否则算什么哲学？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民族特征，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方式也并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不会绝对地格格不入、不可通约。假如有一天真有“外星人”同我们打交道，我相信他们的逻辑与我们还是相通的。同在一个地球上的人，彼此的思想何至于就不可以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呢？那鸿沟就真的巨大到几乎不可逾越？倘真如此，现在大家提倡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等等岂非痴人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它的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的解读而面目全非。产生佛教哲学的印度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并不小，然而佛教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说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中国以后，经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天台、三论、华严、法相、律宗、净土、禅宗、密宗等许多学派，经过与儒、道的渗透融合，其中大都具有了中国民族特色，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极大影响。谁也不会说这些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就不成其为佛教哲学。佛教哲学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何独不然？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批中国人诚然不是西方哲学的专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也与地道的西方人有所不同，但他们也决非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冬烘先生，而是相当熟悉西方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一些，也不见得处处准确；但总的说来还是得其要旨，并无重大误解，何曾像某些论者描绘的那样一窍不通？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即使还不够深刻，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已经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了。何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止于起点，它还在不停顿地发展。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在进一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以新的内容补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如果看轻了这个过程的意义，甚至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那就未免远离事实了。

3.中国人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吗

有的论者说得更为彻底，干脆认为中国人即使读懂了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欧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产物，是离不开西方土壤的东西。一搬到中国就水土不服，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儒家化”的、“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这种说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老调新弹，在理论上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的视域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而不仅是西欧。它决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不只是西欧情况的概括，而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中国情况的特殊性并没有否定这些根本原理的普适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性来取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普适性，而恰恰是以这些根本原理为指导来具体分析中国的特殊情况，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积极合理的成分，当然也包括儒家学说的积极成分，得出新的结论。在这种新的结论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了证实、发展和丰富。这与“儒家化”、“封建化”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家化”、“封建化”，岂非不顾起码的事实？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使马克思主义“走样”了呢？那要看对“走样”这个词怎么理解。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爽毫厘才算不“走样”，那么“走样”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走样”：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首先是背离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走样”。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思维水平的降低。另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而又有所前进。这是极大的好事。不允许这种意义的“走样”，就等于禁止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化石，变成教条。如果把这种“走样”也看成罪过，那么第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也是不断发展的，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不仅批判别人，也经常自我批判，自己也常常“走样”。如果马克思今天还健在，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吗？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做一些“走样”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确实极为重要，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理解如果发生偏差，势必妨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甚至出现重大失误。我们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理解基本正确，并不是说从来没有任何偏差和误读。事实上这样那样的偏差和误读确实发生过，并且造成过很大的危害，这个教训应当永世不忘。因此马克思著作文本的精确翻译和系统研究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的工作，今后还需要下大气力解读马克思的原著，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可是，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原意还是为了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而不是为理解原意而皓首穷经，不是为了停留在原意上，更不是为了以保持原意为理由而限制我们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问题

有人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但却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我们认为有两种观点值得澄清：

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在几十年前曾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由出现过，现在又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起了变化为理由再度出现。这些论者一再强调时代和国情，可是他们的失误恰恰在于无视或曲解了时代和国情。马克思主义当年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正是时代的选择、国情的需要。中国人曾经选择过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之所以逐一破产，是因为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之所以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辩护的理论，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昭示社会主义前途的理论；不是停留在事物表面现象的理论，而是为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提供科学方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的时候只有13位代表，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全国也只有50多位党员。然而这样一个党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发动和率领了千百万群众，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彻底破产。有人说这是因为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乘虚而入。这实在滑稽至极。且不说断裂说本身就大有可议之处，就算断裂吧，那么别的理论为什么不能乘虚而入大显身手，而马克思主义独能如此？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靠武力。这种说法也是滑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恰恰没有一枪一弹，后来被迫建立了军队也比敌人的武力弱小得多，军事上压倒敌人是很晚的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赢得千百万群众的结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来解释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变，怎能自圆其说？现在的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更加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振兴中华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只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倒退，沦为资本霸权主义的附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不是减轻了，更不是取消了，而是更必要、更迫切、更艰巨了。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排斥西方理论中一切有用的成分，而且还必须有条件地吸收和借鉴它们。但是现在有人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为借口，把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整个体系成龙配套地当作灵丹妙药向国内推销，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头脑，在这个问题上就会吃大亏，上大当。

另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原原本本地照着马克思的本本找答案，一切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似乎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老教条主义的翻版。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或地域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土壤虽然在西方，但它的理论内容本质上却是世界性的，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现实上成为世界性的理论，还必须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域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这就需要有一个世界化的过程。而这个世界化的过程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世界化过程是不同的，它必须结合各国、各民族、各地域的特殊实际，实现本土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国家、民族和地域就还是外在的东西，不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可能现实地世界化。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反映普遍规律的根本原理，不可能给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域发生的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与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停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否则就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造成的危害，必须永远引为鉴戒。

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好：“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29]黑格尔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应该说，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这个工作必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 选自《现代哲学》，2002（2）。原标题为《从马克思的两段话引起的几点看法》。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同上书，89页。

[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选自《哲学研究》，1981（1）。

[10] 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02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11] 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02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12] 同上书，102页。

[13] 《列宁全集》第55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 同上书，160页。

[15] 《列宁全集》第18卷，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 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3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17] 同上书，3页。

[18] 选自《武汉大学学报》，2005（2）。原标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19] 参见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学术月刊》，2003（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4-04-13。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同上书，347页。

[22] 同上书，689页。

[2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三个版本的序言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参见《1873年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14～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朱传教授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同研究论纲》（载《武汉大学学报》，2002（1））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

[26] 第四章的标题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马克思主义政党（1908至1912年时期）”，此章第二节的标题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27] 《毛泽东文集》第7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8] 参见陶德麟：《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载《哲学研究》，1956（2）。

[29] 黑格尔：《黑格尔致沃斯》，参见《黑格尔通信百封》，2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