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马克思的探讨

关于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家们对他的著作的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根本的人道主义连续性的论断，现在已经牢固地确立并得到详细的阐述。甚至“认识论断裂”这一论题最有才干的当代捍卫者，在认为这种解释存在着严重问题时也未成功。阿尔都塞（Althusser）实际上就坚持这种在第二国际时期，甚至在第三国际时期占优势的马克思观。区别主要在于这一事实，即阿尔都塞的概念框架更发达、更时髦，因为其大部分理论来自精神分析学说、语言学和当代结构主义，而且他的论据得到了加强。当然，他被迫承认，在马克思“完全成熟”（1857～1883年）的著作中，更不用说在“趋于成熟的时期”（1845～1857年）的著作中，有许多与1845年以前的著作相联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即使在《资本论》中（例如，在有关商品拜物教的部分中），黑格尔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是，阿尔都塞不但没有取消在本质上两种相反的马克思观，反而宣称，任何不赞成他的解释的观点都是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发展的非马克思阶段的“残余”。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认识论断裂”可能谈论如此之多的先前阶段的“残余”吗？！[2]

但是，如果不存在两个马克思——一个先于所谓的“认识论断裂”，另一个后于这一“断裂”——人们能通过“只有一个马克思”这一相反的简单论断把握全部真理吗？换言之，大量论述马克思的当代文献不正处于忽视马克思著作中明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危险之中吗？问题既不在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变得更为彻底（从自由的共产主义者到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更为具体（从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到历史的和科学的精神），也不在于他的兴趣和重点发生了变化或他的理论视野更为开阔了，而在于某些更重要的问题尚在争论中。

如果说完全一致和缺乏歧义是杰出思想家的必要特征，那么马克思决不可能跻身于他们的行列。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只能通过那些——除了他的基本的人道主义连续性以外——在他那里发现了其他种类的矛盾心理、非连续性、内在张力，以及多种倾向、冲突甚至矛盾的人，才能达到。否则，怎样才能真正地解释以他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运动和理论倾向中的巨大差异呢？大思想家的区别并不必然地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缺乏巨大的张力、冲突，或者矛盾，而在于他们的著作令人感兴趣，能启发人、激励人，而不是——像其他人的著作那样——基于纯粹的逻辑矛盾和混乱窒息人。

在我的著作《理想和现实之间》[3]当中，我试图以这种方式探讨马克思。我尤为注意对他的著作中的各种冲突的考察，如他的辩证法与偶然的绝对乌托邦之间的冲突、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方面与其反伦理的观点之间的冲突，以及严格的决定论和受到限定的决定论之间的冲突。在此我将讨论这样一些方式，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是以关于历史的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和关于历史的一种经济的、人道主义—决定论的探讨之间的冲突为特征的。

二、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

但是，当我们自由而富有同情心地阅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段落时，我们必然得到这一印象，即他所说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之间的严格平衡，其中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无疑，他片面地描述了法律、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后者决定前者。而且，马克思最终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的生产力和作为社会革命之必要条件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们也注意到，这一段落并不是一种例外。这又是一个把社会进程简化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图式的段落：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4]

这段引文表明，马克思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式（这两种公式均用着重号标明）。第一个公式较为有力——即肯定的决定论和绝对的公式，而另一个公式则微弱得多——即否定的、决定论的和假设的公式。当我们（在第五部分）试图把马克思的洞见重新表述为社会—历史的进程时，我们将根据后一个公式。然而，在我们现在要引用的段落中，我们只发现了肯定的、决定论的和绝对的公式。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

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6]

最后，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7]

这里必须肯定，正如在许多其他段落中一样，人们并没有得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一种片面关系，以及只有后者才能决定前者的印象。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所说的这种图式论还具有这一特征，即马克思的严格的历史决定论偶尔甚至披上了自然主义的色彩。如果有人说明马克思——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的烙印——选择自然主义为其“科学的”范式这一事实，这并不奇怪。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中，在严格的决定论出现危险之前，仅仅过去了几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记住马克思的这段名言：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8]

在第二句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作为“铁的必然性”的严格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社会规律观，而且发现了作为“趋势”的这些规律的更为现代的特征。

而且，几乎是紧接着那段话，马克思指出：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

在《资本论》本身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

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科学的洞见方才由经验看出，各种相互独立经营但在社会分工中当作自然发生的部门而全面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会不断还原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因为在劳动产品的偶然不断的交换关系中，它们生产上社会必要的时间，会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而强制贯彻下去，和重力规律在房屋向人头上倾倒的时候一样。[10]

三、对作为社会之具体研究结果的图式论的压制

然而，事实还在于，在他们对各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事件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这种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面对历史生活的复杂性，理论的图式化必然受到损害。这不仅为他们的一些个别著作的许多篇幅所证明，而且为其全部著作，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证明。

我们在此发现，马克思并不倾向于图解两个基本阶级的冲突（如《共产党宣言》中所使用的模式）这些历史现象。例如，根据他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的分析，人们可以发现六种阶级集团；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甚至一共发现了九种阶级集团。而且，马克思经常作出让步，承认国家因素和政治因素一般来说要比他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图式可能推出的因素具有更加独立的作用。我们顺便应该提醒读者的是，这种公式是从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推导出来的，在这一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经济优势。然而，与此相反，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却走向了他自己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图式二分法的反面，而且似乎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假定，即国家政权代表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之独立的和主要的来源。

在马克思对特殊的历史事件的解释中，即使是最重要的活动家的个人因素也未被忽视。关于这种偶然性，他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1]

与其严格的决定论图式相反，马克思又经常强调，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且，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2]

但是，既然我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一书中已经论述了马克思思想结构中的这种严格的决定论和受到限制的决定论之间的对立，关于这一主题也就无须多费笔墨了。

马克思多次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其他人类活动是互为条件的。例如：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13]

众所周知，即使是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他的许多追随者就过分地看重了他的经济主义图式。恩格斯为了将自己和马克思与这些追随者们区分开来，曾经说道：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14]

我并不十分同意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即他和马克思本人都分别谴责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屈从于经济主义这一事实。然而，不同意这种说法的理由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在反对自己的论敌时，缺少时间、地点和机会去论证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事实是，并没有人很不公正地把经济主义的图式归咎于他们，尽管这种图式偶尔也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

当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立即补充到“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5]时，他并非是在简单地谈论整个真理。无疑，这一主题在许多段落（其中有些我们在本文中已经引用）中是非常极端的。

在强调这一点时，我绝非是在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的庸俗者们辩护。毕竟，恩格斯实际上区分了他本人和这种解释，这可以从下面两个恰当的段落中看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6]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17]

四、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两种倾向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历史过程进一步图式化的倾向已经开始和遵循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历史研究足迹的创造性努力发生冲突，并被取代。

在第二国际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日益依赖于这种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那些“清除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以及全部哲学之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还能期望些什么呢？例如，人们都还记得，甚至考茨基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绝非一个哲学家。

斯大林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使历史现实完全被推入了赞成这种图式的背景之中。斯大林主义者倾向于用几个图式从其总体性上说明历史和全部特殊的历史事件，历史学，甚至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受到这种关于历史的伪哲学的损害，也就并不奇怪了。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有任何一种刻板的图式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社会辩证法在本质上被归结为一种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18]现实的人和事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武断的应用和实体化了的抽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的阶级及其冲突，等等。因此，物化成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的另一特征。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19]的观点。斯大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犯了类似的错误，区别只是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人们能够正确地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图式时，正是由于其经济主义，而并非由于物化的历史或忘掉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毕竟，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人自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且几乎是全部历史之最重要的生产力。根据这种精神，他甚至把革命阶级称作最伟大的生产力。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从未完全陷入这种图式论中。多年来，一批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站出来证明了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力［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Horeheimer）、本亚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弗罗姆、哈贝马斯（Habermas）、列斐弗尔（Lefebver）以及最近的萨特（Sartre），等等］。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重新认识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口号下，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倾向发展起来了。这场复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明确地抛弃和废除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和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所以这类思想已经被宣布为是对真正的马克思的一种歪曲。然而，事实在于，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图式中，就潜藏着后一种理论歪曲的可能性。因此，真正富有创造性地回到马克思只能有一种选择：洞察应该摆脱这种刻板的图式并得到系统的表述；这些洞察必须依赖于对社会和历史的未来研究。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些附加的说明和改进，但马克思的图式仍然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他们多么强调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甚至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间的“互为条件”，但只要仍然停留在这种图式的框架内，就必然断言物质生产总是决定着——即使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人的所有其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恩格斯的下述论断中，这种最终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20]他甚至更明确地说：“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21]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这两种基本倾向，即图式论的倾向和创造性的倾向之间的争论中，前者在理论上已经失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家的分析已经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绝不是严格平行的，更不必说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之间发展的严格平行了。和我们刚才引用的恩格斯的论断相反，事实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和因素并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换言之，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形式都可从物质生产的状况推演而来，是不正确的。同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被证明为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必要条件。而且，当人们试图根据“上层建筑”准确地描述“经济基础”时，他们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也是尽人皆知的。例如，J.普拉米那茨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1954年）中已经证明，“上层建筑”不仅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同时又代表着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的这种刻板的决定论方面，在批判者手中遇到了麻烦。对任何以“铁的必然性”作用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信仰，都已被证明为一种幻想。简言之，任何认为人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观点都不正确，因其方向和结果在根本上是被决定的。

那些不懂得如何摆脱图式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定只能讨论一些伪问题和伪难题。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在跨越社会发展一定阶段（这一阶段在图式上已经预见到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最为突出的是，这种教条式的探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图式，而当发展采取了一种意外的进程时，又惊讶地对之予以怀疑。历史不可能自然地跨越自身——它只能超越图式论的思想家们。

让我们引证另一种无效的图式论。甚至在今天，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不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一事实中，发现了一个难解之谜：他们不是对其图式感到怀疑，而是对这一事实是“巧合”的结果这种“解释”更为满意。因此，在任何地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即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矛盾结果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规律”（甚至是“自然”规律）倒维护了其地位！而那些迄今在全部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实际发生的事情，却被当成了“偶然”（“巧合”）的结果！

在这个问题上，最好还是参考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旧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帝国主义国家从它们的殖民地和一些独立国家榨取超额利润，因而能通过产生“工人贵族”和收买工人政治领袖来安抚工人阶级。但是，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促进了那个阶层的不断增长，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是工人贵族还是那些虽然不断减少，但却仍然受到剥削的一部分人代表了“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其次，即使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那种解释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事实仍然是，它并不意味着与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相吻合。列宁是提供这种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然而，尽管他敢于与托洛茨基一起第一次从管理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贫穷落后的俄国的可能性，但当他试图为这种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预言的失败进行解释时，却同样达到了一种诉诸令人难以信服的辩解的水平。

经济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似乎被迫总是从人们的经济地位来推论社会各集团、各阶级的政治地位。我已经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是从马克思对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推演而来的，而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则揭示了另一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继韦伯、韦特福吉尔、穆勒、达伦多夫等人的分析之后，人们便能够不再根据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的观点观察政治了。如果人们不废除这种图式，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权的起源就不可能得到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例如，党政机构在它取得经济统治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政治统治。

五、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两种重新阐述了的洞察

的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但并不能由此推出，谈论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决定论优势都是不可能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种优势并不具有肯定的和绝对的特征，与其说它是一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的力量，不如说它是一种强大的趋势。

我们还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如在前面引述过的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柯夫（P.V.Annenkov）的信中）发现一种较弱的、否定的和假定的重新阐述的基础：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我认为，马克思的洞察应该这样表述：人类社会表现出一种变革生产关系、而非完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强大趋势。完全有必要重申，这不是一个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图式所说的“铁的必然性”的问题，而只是一种（强大的）趋势的问题。换言之，在某些社会里，尽管相反的趋势可能逐渐占优势，但这些社会通常注定要停滞，并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

在这种站不住脚的、通过基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地或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的图式中，同样存在着一种重要的观察。在迄今的一切社会中——包括那些最富裕的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已经代表了社会生活的焦点。[22]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类型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的经济秩序当作其标准）仍具有根本的意义。然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不能以一种肯定的和绝对的方式来表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所做的那样。它只能以一种较弱的、否定的方式来表述：即人类社会表现出一种变革社会整体其他要素（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等等）的强大趋势，而绝非完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在某些社会中，相反的趋势也很强大，但这些社会已经停滞了，因而衰落和灭亡了。换言之，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只是历史中的强大趋势和潮流，而决不是那种以任何形式的“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严格的经济决定论。

因此，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ik）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大贡献之一是：

消除日常生活和历史之间的矛盾，提出一种关于社会中人的现实性的一贯的一元论观点，只能为现代唯物主义所接受。只有在唯物主义理论中，全部人的事件才具有历史的特征。这样，非历史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历史性之间的二元论便被超越了。[23]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但克服了日常生活和历史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日常生活之最日常的方面发展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的决定因素——物质生产的方式。这就有效地使历史非拜物教化了。当然，在其肯定的和绝对的决定论公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分看重了经济主义。

六、列宁和托洛茨基对经济主义图式的否定

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明显地从经济主义决定论转向了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主体的决定作用。这是一个如此彻底的断裂，以致它有时接近而且陷入了唯意志论。

但是，他们的概念不乏任何经济主义和严格的决定论的痕迹。在他们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最一般的理论陈述中，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图式（尤其是在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展望方面）：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且，列宁从未修正过他在《谁是人民之友》（1894年）一书中表述过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他毫无保留地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原则，揭示了把社会学上升为科学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当一些特殊的现象和事件必须予以解释时，特别是当理论作为一种直接的原则应用于革命行动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又几乎完全摆脱了那种图式。

实际上，在讨论到俄国的时候，马克思本人时常背离了他自己的经济主义图式。例如，他在1881年写给V.查苏里奇的信中指出，俄国的村社并不一定会沦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牺牲品。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1月21日）中，他承认了村社发展为一种共产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较高形式的可能性。

作为面对革命实践需要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创造性理论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划时代的变革，其主要的倡导者一个是列宁，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与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及领袖们相反，列宁不再强调革命的经济前提和其他客观的前提，而强调一种作为倡导者和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积极力量的职业革命者的非法和集中的组织。[24]这样，他就使得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非决定论图式摆脱了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前定的、刻板的决定论图式。但是，这种分离在理论上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只是在和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观点（这一观点部分地来源于马克思和帕尔乌斯）的结合中，列宁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俄国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

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应该注意，托洛茨基最初坚决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的组织。在《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年）中，托洛茨基严厉地批判了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发展起来的一种雅各宾派的组织概念。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首先，党的组织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党；接着，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的组织；最后，一个‘领袖’又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在他的所谓“遗嘱”（1922年12月24日）和后来的“补充”（1923年1月4日）中，还记得托洛茨基的这个警告吗？撇开托洛茨基同时在建立党内关系（这种关系使他提出1904年的警告成为可能）方面已经作出的许多贡献这一事实不谈，这确是一个恰当的问题。面对死亡的忧惧，列宁写下了些什么呢？他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的几位领导人的个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布哈林（Bukharin）和皮达可夫（Piatakov）。列宁之所以担心党的分裂，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党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列宁告诉我们，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问题在于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指出，托洛茨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甚至在“对遗嘱的补充”中，列宁还致力于心理—伦理的分析。在此，他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太粗暴，而且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他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任命另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简言之，较少任性的人替换斯大林。在列宁看来，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一看法显然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处于顶峰时期掌握了极大权力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毋庸置疑，列宁的观察实际上等于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托洛斯基（在1904年）的警告已经得到证明。

这就是列宁面临具体情况时所作的思考。然而，在抽象的理论化水平上，他从未修正那种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伟大人物或多或少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过程，尽管上面引证的对领袖的性格及其相互关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观察与这种观点并不一致。作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各自观点的简短回顾，最好是引证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在那封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致路德维希·库格曼（L.Kagelmann）的信（1871年9月17日）中指出：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25]

恩格斯在他给瓦·博尔吉乌斯（H.Starkenberg/W.Borgius）的信（1894年1月25日）中，以一种更具决定论的方式说：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26]

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则以一种极端的决定论的精神写道：

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情形大致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假定他在他的党内是个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毕竟不是这个党内唯一的力量。假如他在1793年1月间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了，那么当时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物来替代他，但事变进程毕竟还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种方向发展下去的。譬如说，吉伦特派在这种场合也会不免要遭受失败；不过，罗伯斯庇尔的党丧失政权也许来得更早一些……

他总结道：“但既然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27]

无可否认，在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和经济主义的图式之间的理论拱门中，也存在着一种大的张力，而且，承认领袖的个性可能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现在知道，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对斯大林崇拜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解和后来赫鲁晓夫对这种崇拜的同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无疑是进步的）批判的结果，这座拱门不久就崩塌了。

下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反思：一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在理论上强烈地坚持一种经济主义的和决定论的图式及其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铁的必然性”，而又在实践中时常认为党甚或个别领袖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呢？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运动，其理论如此削弱个人的作用，强调集体的、非个人的社会力量的作用，而领袖个人的作用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又显得如此之重大。这部分地是因为伟大人物的作用在理论上一直受到削弱（经济主义的图式不利于把握和研究这些个人，尤其是个别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的作用），以至于在实践中却削弱了对他们的行为的控制。而且，作为历史之自觉创造者的开端，这场运动的成员常常成了这种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独裁者）的拥护者、追随者和支持者。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1] 选自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 对阿尔都塞的毁灭性批判，见L.科拉科夫斯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载《社会主义年鉴》，1971（L.Kolakowski，Althusser's Marx，The Socialist Register（1971））。

[3] Svetozar Stojanovic＇，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tr.G.Sher.（Oxford，New York，1973）.

[4] 参见《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1～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同上书，152页。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参见《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同上书，695～696页。

[16] 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一般认为，这种表述最早是由普列汉诺夫在1891年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来源于恩格斯，马克思表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0]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参见《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只是在最近，一些较富裕的国家才有过一些对经济发展在其中不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之前景的严肃讨论。

[23] 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ete;translated from the Serbo-Croatian edition（Dijalektika konkretnog，Beograd：1967），p.96. in∶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Robert S.Chen and Marx W.Wartofsky，vol.LII.Dordrecht，Boston，D.Reidel Publishing Co.1976;emphasis added.

[24] 在最近的讨论中，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已将列宁的这一贡献列为本世纪社会实践和理论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发现之一。在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最初来源于特卡契夫（Tkachev）和布朗基（Blanqui）。

[25] 参见《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6] 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G.Plekhanov，‘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in：Essay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ternational Pub.，New York，1940），pp.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