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理论。然而，在对他的思想的大多数解释和进一步发展中，这两个本质特征中的一个却一直被故意忽视了。在那些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讨论或自以为是他的理论追随者的人当中，某些人只接受了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彻底批判，某些人则把重点放在了他关于当代社会结构和过程之实证的科学知识的贡献上。

属于前一个群体的人，一方面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辩护士，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把实证知识看作给定的社会框架的理论附属物，并只接受青年马克思人类学观点的具有浪漫头脑的人道主义者。

属于后一个群体的人，是那些赞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但他们又未能认识到马克思的观点和孔德（Comte）、穆勒（Mill）、李嘉图（Ricardo）及其他古典社会科学家以及现代实证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总是对现存的理论和现存的实在形式提出在场的、彻底的批判。

马克思的大多数当代解释者们之所以未能把握他的学说的一个基本创新，其深刻根源在于我们时代的理论氛围，而且只能通过说明当代理论思维中的某些根本的区分和分化得到解释。

一

20世纪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一直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决定性影响：（1）那种引起了一场以自动化、巨大的新能源的使用和新的严格管理方法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科学知识的加速增长；（2）通过心理分析、对原始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超现实主义和现代艺术的其他潮流，而且特别是通过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直到今天的前所未闻的兽行大爆发（mass eruptions of brutality），对人性之黑暗的非理性方面的发现；（3）阶级社会的各种现存形式的解体过程的开始，以及意识形态与政治的作用的急速增长。

作为技术飞速发展和现代工业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劳动分工的结果，科学的合理性逐渐被还原为那些只对促进和传递很特殊的领域中的实证知识感兴趣的专家们的一种狭隘的技术合理性。在使其自身摆脱神学和神话学统治的努力中，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清除各种不可证实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结果，便创造了一种精神真空（spiritual vacuum），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真空只能用各种形式的对权力的信仰和对成功的信仰来填补。这种成功哲学，这种对手段的效用的迷恋，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目标合理性和人性问题的毫无兴趣，是当代工业社会之精神氛围的本质特征。

现在，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虽然日益增长的施加于自然的力量、物质财富以及对某些盲目的历史力量的控制，为人类解放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但实证科学（工业）的物质形式却忽视了许多基本的人类需要，并为操纵人类拓展了各种可能性。技术对所有社会生活形式的普遍渗透，伴随着常规化、齐一性（uniformity）和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的渗透。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人更加幸福；自杀、酗酒、精神疾病、少年犯罪等方面的材料，甚至表明了技术发展的程度和社会病理现象之间的一种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

显然，实证的科学技术引发了各种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社会过程。那些并不关心其研究的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的科学家们，完全失去了对其劳动产品的控制。创造和运用核武器的历史就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另一个例证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滥用科学。因此，最有效和最危险的宣传不是那些以明显的谎言为基础的宣传，而是那些为了特权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合理化而使用通过科学确立的片面真理（partial truths）的宣传。

如果科学被原子化，被分化，失去了对整体问题的兴趣，对人的普遍价值如解放、人的协同性（human solidarity）、发展、符合“美的规律”的生产和消除异化等保持中立，那么科学对反对这些滥用就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当代科学中最有影响的哲学是实证主义，根据这种学说，科学的唯一功能就是描述和说明存在（there is），或至少在已知某些规律的情况下推论可能的存在。从科学的观点看，所有根据需要、感情、理想、伦理标准、审美标准和其他标准进行的评价，基本上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和无意义的。因此，科学的唯一功能就是为了实现别人已经制定的目的而研究最恰当的手段。以这样一种方式，科学便失去了取代历史实在之现存的各种形式并规划新的、在本质上不同的、更为人道的历史可能性的能力。由于其对目标的冷漠，它导致的只是一种权力的抽象增长和在给定的社会生活框架中的一种更好的调节。真正的框架仍未受到挑战。所以，在这种明显的中立性和所有价值取向之明显缺失的背后，人们发现了一种毫无疑问的保守取向。甚至对把科学降格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纯粹奴仆的一种消极抵抗，也可能为统治精英所接受，因为纯粹的、实证的和分化的知识总是可能以任何一种合适的方式得到解释和运用：社会最终将缺乏其批判的自我意识。

二

目前，实证主义和哲学理智主义、遵奉主义（conformism）及功利主义的其他变种，在所有那些更倾向于“心灵的逻辑”而非“理性的逻辑”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以及那些反对展望未来富裕的大众社会中的一种非人格的、非本真的生活的人当中，正面临着强烈的反对。他们清楚地看到，权力和物质财富本身无助于人克服其焦虑、孤独，其困惑、厌烦、绝望，其精神的和情感的贫困。政治生活、现代艺术和科学中的新经验，表明了世界中的秩序和稳定性的普遍匮乏以及人之基本的非理性的在场。因而，他们强化了这样一种感受，即在实证的科学技术的所有成功之后，一个脆弱的、不可理喻的和自取灭亡的社会出现了。

作为对启蒙运动（它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形式幸存了下来）精神的一种反动，一种强烈的反启蒙运动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根基。世界没有意义，没有一种个人借以可能希望掌握它的合理模式，没有一种因果解释可以允许他预测未来。历史中没有决定和进步；全部文明史都只是日益增长的人的疏离和自欺（estrangement and self-deception）的历史。人的存在是荒谬的和十分脆弱的。面对纯粹偶然的宇宙，其存在缺乏任何稳定结构，人过着一种充满了恐惧、内疚和绝望的无意义的生活。没有理由相信人在根本上是善的；恶乃是其存在的一种永恒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和反启蒙运动的哲学——它在《生活哲学》（Lebensphilosophie）杂志和各种形式的存在主义中得到了最一以贯之的表达——显然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它关注的是人的个体存在的问题。然而，对“给定的”和“现存的”东西的这种反抗，倾向于成为尽可能是直接的，并避免经过实证知识和逻辑的任何中介。这种明显反理性主义的批判形式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依赖经验科学就意味着被卷入了目前给定的实在的框架之中。另一方面，正如历史过程和人类都没有先于存在的任何确定结构一样，所有普遍知识都是无意义的。关于现在的一切都不可能从过去推出，未来也不可能基于对现在的认识而被确定。所有可能性都是开放的。设计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

这种浪漫的反叛的批判是完全无力的。假定的绝对自由只是思想的自由；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gie des Geistes）中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乃是一个奴隶想象的自由。真正的批判必须从发现奴隶制之具体的实践形式开始，从考察人的束缚（bonds）和解放之现实的实践可能性开始。没有这样一种要求运用所有相关社会知识并应用科学方法的具体的实践考察，批判就只是一种异化了的去除异化（disalienation）的形式。

三

在一个根本的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一种表达了各种需要以及各种有力的社会力量之可接受的行动纲领的理论，便成为各种极为重要的历史决定性因素之一。

马克思的理论对人摆脱异化劳动的整个历史时期来说，就起着这样一种革命作用。它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切当代形式的积极的和战斗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是最完整的，而且是历史上人的理性之最发达的表达。在一种辩证扬弃的形式中，它包括了古希腊理论（theoria）的所有本质特征：即关于世界结构的一种理性知识，通过它，人才能改变世界并决定其自身的生活。黑格尔的辩证理性已经是对希腊人的理性和理论概念的一种真正的创造性否定：在此，静态的理性思维和非理性的动力之间的矛盾，实证的论断和抽象的否定之间的矛盾被扬弃了（aufgehoben）。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在辩证理性之总体化和具体化的过程中是一个决定性的进一步的步骤：它不仅包括了一般的变化，而且包括了变化之特殊的人的历史的形式：实践（praxis）。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提出了个人的合理性问题，而且提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合理性问题；不仅提出了一种给定的封闭制度中的合理性问题，而且提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制度的真正局限（very limits）的问题；不仅提出了作为思维的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而且提出了作为物质活动、作为时空中的现实生活模式的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在历史中，辩证理性只是在它为历史创造了一种合理现实的意义上才存在。

关于人和人的历史的这种理论—实践的概念，并没有被马克思的后继者们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总体性，而是经历了一种长期的分化变成了其各个组成部分：社会科学不同的分支、哲学人类学、辩证法、历史哲学、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以及作为实践行动之具体纲领的社会主义，等等。

那种没有将辩证法和人道主义哲学整合在其目的（telos）中，整合在其所有假定、标准和研究方法中的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在资本主义中所经历的类似的过程：它作为部分的、实证的、专业的知识得到了发展，这些知识传递的是关于给定的事物的信息，但又不寻求发现其本质的、内在的局限并从根本上克服它。和哲学的关联仍然是双重外在的：第一，因为它以一种固定的、完成了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化为（assimilates）某种给定的、强制的、由权威强加的、抽象的、脱离文本的、简化的、庸俗的东西；第二，因为这些被外在地应用的原理没有活生生的科学生命，不服从规范的批判检验、重新考察和修订的过程，因而成了一种僵化学说的教条。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成为更为抽象、无力、保守的原因。它的一部分自命为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它越看越像是一种使人厌烦的、旧式的、原始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另一部分本应表达解释社会现象和革命行动的一般原理，却日益具有那种被指望当作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础和对过去及现在的各项政策的证明的实用辩护的特征。

这种暂时的退化（temporary degeneration）乃是某些重要情况的结果：

——马克思的理论成了胜利了的工人运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这一事实；

——革命只是在东欧和亚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在这些国家，除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外，还必须实现先前的原始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这些条件中，必然把优先性放在快速的技术发展上，以建立一种集中化的制度并把一种权威结构强加给所有思想和社会行为。

因此，需要回到马克思并重新解释他的思想，以便恢复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理论思维的批判方法。

四

马克思的科学概念之本质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是由下列特征构成的：

首先，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从尚未分析过的给定的具体现象（如人口、财富等）转向抽象一般（如商品、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并从它们再回到（这时）已经分析过的经验—理论具体，马克思在克服经验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传统二元论方面获得了成功。毫无疑问，他做出了巨大努力，以便用尽可能充分的证据支持他的每一个论点。他的所有主要著作都是以多年研究各种材料和确定的事实为先导的。但是，在和经验论的尖锐对立中，马克思的科学既不是从**裸的事实开始的，也没有满足于对它们的简单归纳概括。他的现实的出发点，是一种哲学远见和对所有先前相关的特殊知识的一种彻底的批判研究。最初的证据只是背景之必要的组成部分，他据此构建了一整套富有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解释力的抽象科学概念。对新的概念构架（这里的“新”与其说是引入了新术语意义上的“新”，不如说是赋予了现有语词以新意义上的“新”）的这种阐释，乃是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之最为重要和最有创见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不应主要关注描述材料和解释孤立的现象，而应关注对整体结构、对其总体性中所呈现的社会状况的研究。这正是马克思的新科学并不认为各个分支和各个学科中有任何明显区分的原因。《资本论》不仅属于经济科学，而且属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然而，尽管总体性的范畴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起着这样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综合研究方法。马克思知道，任何直接把握总体性而又没有分析中介的尝试，都会导致神话和意识形态。因此，他的方法的一个必然阶段就是把最初直接把握的整体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研究的最终阶段必须被带回到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关系中，并只是被当作一个复杂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再次，社会形式之当代方面的某些变种以及只注意到其共时性（synchronic）方面的结构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方法的某些本质要素的退化的、片面的发展。然而，在马克思的新科学中，这些要素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对其先前的发展和它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的说明，总体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只有作为人的实践的过去形式的结晶（crystallisation）并和历史上可能的未来相关，才成其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另一方面，离开了对整个给定状况的确定的结构特征的说明，就不能把握历史上可能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结构中发现了各种自我解构的力量；不确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规律，他就不可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现实的历史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对历史没有一种深刻的感悟，如果他以一种和斯密（Smith）、李嘉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非历史的方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即把它当作人类社会之永恒的自然结构，那他就很难寻找并发现所有那些决定了整个制度转变之相对的稳定和终极的转变的结构性特征。

最后，历史的真正意义包含了一种不仅和所有竞争性理论相关，而且和被考察的社会相关的批判成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和革命实践的方法。他本人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了他的方法的这种根本的特征，即“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9]。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早地得到了表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把现实仅仅理解为客体，而不是实践。[50] 这种实践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而人不只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而且是能够改变这些条件的存在。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中，但他又能解决并实际地消除它们。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人的“现实本质”，但这种本质不是某种非历史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总之，现实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从这些行动主义的假定中必然推出一种新的科学功能观。根据这种观点，科学不仅提供实证知识，而且发展了批判的自我意识。它不仅描述和解释历史状况，而且评价它并指明了出路。它不仅发现规律并确立了未来的可能性和概然性是什么，而且表明这些可能性最好符合某些基本的人类需要。因此，批判的科学思想仍不满足于表明人如何才能最佳地调节一种状况之主要的倾向和整个社会框架，它还通过表明人如何才能改变整个框架并使之适合人自身而表达了一种更高级的合理性观念。

有两个例证应该足以阐明这种批判的科学的概念。

在其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他是以一种与他那个时代科学方法的所有要求相符合的客观方式来进行考察的，但又总是显现出一种批判的人类学观点；这就是把人当作“类存在”（generic being）即一种潜在自由的、创造的、理性的社会存在的观点。从人可能是什么的观点看，即从他如何可能生活在一个高度产业化的和整合了的工业化的社会中的观点看，马克思表明了完全受到限制和束缚的人是如何处在一种他在其中被还原为其劳动力，而且其劳动力被当作一个物即不是被当作一种创造力，而只是被当作一种能被有效地对象化并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的能量的制度中的。马克思的理论的启示不在于工人可能通过对他的劳动力的较高价格的要求来更好地适应这种状况；因为他的劳动力是一个单纯的商品，他已经获得了与它相等的东西。马克思的理论的意蕴在于，工人应该拒绝一种物的地位、一种商品的地位，并改变他的劳动在其中如此被异化的整个社会框架。

另一个例证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人的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不可能是由关于一个理想的、合理的国家的抽象概念构成的。因而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而且每个个人和社会集团都只追求某种特殊利益，真正的人的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还没有形成。黑格尔式的国家，被构造为客观精神的一个要素，只存在于抽象的思想中。现实中存在的则是在所有其他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之外的（beside）和之上的（above）异化了的政权。这种把社会当作其活动的简单对象的异化的政权形式，就是国家及其官僚政治。现在，马克思对职业政治家、国家和官僚政治的本质的解释还没有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人只是通过使国家更为民主或增加对官僚政治的控制，他会更自由。马克思没忽视这些修正的暂时意义，但他开始通过完全废除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国家和政治官僚来展望一种彻底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组织起来的工人，即唯一一个其终极利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实践上消除了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的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那么这种解放就是可能的。这样，原子化的、分化的商品所有者的世界就可能被一种整合了的生产者的共同体所扬弃，国家就可能被自治组织所代替，即被普遍的自由投票选出来的、对其选民直接负责的、可替换的并对其所履行的职责不享有任何特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所代替。

五

马克思的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中的关键概念的本质，最好地表明了他的理论思维的特征。这些概念不仅是描述的和解释的，而且也是承载价值（value-laden）的和批判的。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只能在他对一种真正的人的生产（其中，人以双重方式肯定了他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假定下得到理解：

——通过使他的个体对象化，并把他的个性（personality）经验为一种客观的、感性的力量；

——通过一种直接意识即通过他的活动并使用他的产品，另一个人的需要才可能得到满足；

——通过其他人和人的类存在之间的中介：他的活动成了其他人的组成部分并丰富和补充了它；

——这一中介允许人直接肯定并实现他自己的真正的类存在。[51] 异化劳动则是缺乏这些性质的劳动。

同样，社会的人、人的需要、历史、自由、国家、资本、共产主义等概念总是包含了现实和可能、事实和理想之间的一种区别。

社会的人不只是与其他个体一起生活的个体，或只是遵守一个社会既有规范的人。这样的人可能远未达到一种社会存在物的水平。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被迫生活在孤独中却仍很需要其他人，并在他的语言、思想和感受中具备了人的类存在的所有本质特征。

例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区分了那些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在这种自为存在中无限降格”的男人和那些其“自然的行为”使妇女成为人以及“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的男人。这种“最自然的关系”表明了“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52]。

进而，历史不只是时间中的一系列事件——它预设了“必然性的王国”的压迫和人之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有时把我们时代的历史称为“史前史”（prehistory）的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决不意味着几种可能性中的唯一选择，或从事任何对别人无害的事情的权利。在马克思的意义中，自由就是自决的能力和合理控制各种盲目的自然力量与历史力量的能力。“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3]

国家不只是任何一种指导社会过程并照料（take care of）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组织。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强制性特征。国家是工具化了的异化权力。因此，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人运动必须在革命成功后不久就废除国家机构，并用工人联合会来代替它。

资本不仅以货币或任何一种特殊商品的形式对象化、储备了劳动，它还是一种在物质生产之给定水平上占有了剩余价值的对象化劳动。资本的对象化形式掩盖并神化了笼罩在它上面的社会关系，这一对象把生产者和统治者联系起来了。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还是成熟著作中，共产主义的概念都不仅表达了一种可能的未来的社会国家，而且包括了对那个社会的一种评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甚至有三种不同的描述和评价：第一，“粗陋的共产主义”，其中“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第二，“共产主义（a）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b）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 第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4]。但是，即使是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否认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时，他也说过：“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5]在此，形容词“现实的”显然是一个价值术语。

因此，确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本质的任何尝试都应该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它既是一种知识，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作为知识，它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经验论哲学的知识观，原因之一是，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未来方案决定了现在和过去的万物的意义，而且对未来的这种初步展望不是对以经验的方式确定的当前趋势的纯粹外推（mere extrapolation）的表达，而是一种反叛的表达。然而，无论对未来的这种展望多么大胆和热情，它都不只是一种任意的梦想或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未来不是一种来自现状的逻辑推理，它既不是根据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标准作出的一种预言的结果，也不是从现在和过去推演而来的。在研究的伊始，它是一种相对先验的（priori）方案（更多地依据的是先前的理论而不是经验材料）。但在研究的末尾，人们看到，借助关于现实趋势的所有可利用的证据作出的这种初步展望成了现在的现实，因而是后验的（posteriori），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成了一种有意义的知识的组成部分。

未来和现在、可能和现实、哲学和科学、价值和事实、先验和后验、批判和描述的这种辩证法，或许就是马克思对当代科学之主要的方法论贡献——这是一个马克思的后继者们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充分说明的贡献。

六

为了澄清并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科学思想的批判性内涵，应该作出如下更进一步的限定。

（1）批判显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所有阶段的所有著作中。那种把青年马克思的价值承载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和成熟马克思的价值无涉的（value-free）科学结构主义截然区分开来的做法，是一种对他的著作的肤浅研究的灾难性错误。确实，在方法论上，在所运用的概念构架的丰富性和具体性上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理论是由经验证据支持的。然而，根本的批判立场是一样的。存在的往往只是一种语汇的变化，或是用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语汇代替了适用于一般社会的一般语汇。例如，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劳动”，将在《资本论》中用“商品的世界”来表示。或者，在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他说：“铲除官僚政治，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才有可能；而这又只有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56]在《资本论》和他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中，马克思则更为具体和精确了；联合起来了的生产者将废除国家，并将与自然的交换掌握在自己手中。

（2）马克思的批判是彻底的，当然不是虚无主义意义上的解构的。不理解黑格尔的“扬弃”（aufheben）概念，就很难把握这种批判的本质。

撇开黑格尔的方法和马克思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辩证的否定观既包括间断性的要素，也包括连续性的要素：就它是给定的而言，前者事实上是不可能被如其所是地接受的（正如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真理一样，正如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中令人满意的人的现实一样）；就它是给定的东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后者必须被保存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只是必须被克服的内在的局限。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本质——考虑到很少有人试图在他所属的整个知识传统的背景中来解释马克思，这并不奇怪。然而，大量的误解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例如，为了发展一种好战的乐观主义（militant optimism）或表达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天然的厌恶倾向，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便倾向于低估那些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文明形式、政治民主、教育和福利机构的意义。马克思考虑到了对私有财产的这样一种原始否定的可能性，并把它称为“粗陋的”和“非反思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以及“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57]。这样，就很难怀疑，在马克思看来，对阶级社会和异化劳动的真正否定只有在历史发展的很高水平上才是可能的。

这样一种否定预设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即人类行为的各种文明模式（它是在匮乏消失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除了其他条件以外，它预设了一种个体，它至少克服了对物质对象的各种基本的、最原始的贪婪形式。

而在这一方面，某些似乎是彻底的批判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意识到，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乃是任何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某些其他的本质方面，他们又可能给人以纯粹的改革者的印象，完全满足于某些最初的变化，而且很快就成了只关心维护现状而不是坚持其革命角色并致力于进一步的和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人。

当今的社会主义所提供的解决异化劳动和政治异化这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办法，离一种真正彻底的批判，离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真正超越还相去甚远。

因而，剥削和经济异化的所有其他方面的主要根源，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58]掌握死劳动的社会集团能够占有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结构的特殊的历史形式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本的配置：然而，私有财产不是异化劳动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废除死劳动对活劳动统治的一种可能的特殊形式。如果存在着任何其他社会集团，例如官僚政治，一般的结构仍将存在，这种官僚制保持了对处置累加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决定权的垄断。因此，只有这种批判才能被认为是彻底的和真正革命的，它使剥削彻底终结，并旨在创造联合起来了的生产者本人在其中将处置其劳动产品的条件。

另一个例证是，如果国家本身在历史上是一种异化了的政权形式，那么废除资产阶级国家就只是消除政治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马克思看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这样认为），这一步骤必定伴随着一个逐步消除任何强制性国家机构的转变时期，除非这样一种机构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所替代，否则，政治异化的所有征兆，如冷漠、怀疑、贪求权力、对魅力型（charismatic）领袖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需要、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来操纵大众等等，都将再现。

在人当中，有一种根本的浮士德式的需要（Faustian need）来反抗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中的任何一种永恒的、在历史上被决定的限制，他将在实践上力图扬弃这些限制，进一步发展其人的世界和他自己的本质。对世界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将总是需要对现存的现实进行大胆和彻底批判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

（曲跃厚 译 衣俊卿 校）

[1] 选自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 《老子》第五十六章、第八十一章。——译注

[3] 一种状态可能只包含一个成分，例如在一种刻板的决定论状况中；或者它可能是空洞的，例如在破坏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状态中。

[4] 在哲学文献中，辩证法有时也具有哲学家们（包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另一种含义，他们把哲学归结为逻辑，并倾向于把辩证法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逻辑。这种辩证法的概念比那种把辩证法当作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它包含着解决一切哲学问题——本体论的、价值论的、伦理学的、美学的、认识论的——原则）的观点更为狭隘。

[5] 就理论和方法的水准而言，方法论的水准显然是一种“元水准”。

[6] 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 Bewusstsein （Der Malik Verlag，Berlin，1923）.Unless otherwise noted，all quotations refer to the English edition，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he Merlin Press Ltd.，London，1971;MIT Press，Cambridge，Mass.，1971）.

[7] 《历史和阶级意识》，xliii页。

[8] 同上书，188页。

[9] 同上书，177页

[10] 同上书，180页。

[1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译注

[12] 《历史和阶级意识》，24页。

[13] 同上书，10页。

[14] 《历史和阶级意识》，6页。

[15] 同上书，6页。

[16] 同上书，7页。

[17] 同上书，10页。

[18] See Lukacs，German edition，p.17.

[19] 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抽象的学科：因为它不讨论任何现实的有限领域，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在此极不明显。然而，尤其是对数学的基础来说，它却是显而易见的。数学的三种基本观点——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建构论——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客观主义哲学、主观主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行动哲学之间的区别。所以，数学也有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地受到限定的前提。

[20] 依赖于朴素的、常识实在论的意识形态对接受新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巨大阻力。例如，D.伊万诺维奇的《论相对论》（On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Belgrade，1962）告诉我们：“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认为，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既没有赢得广大群众，也没有被接受，尽管在物理学、哲学和一般科学许多领域中许多最著名的权威作出了巨大努力。……人类通过经验获得了关于自然或一定的自然现象的观念，这些观念代表了一种关于客观存在的现实的适当图景。由于一定的数学对称性或一定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的细节（？！）而修改这种观念，是毫无根据的。”（468页）

[21] 卢卡奇在好几处声称，自然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就是推进科学（例如，10页）。

[22] 某些自然过程——包括质变——无疑要比严格的“社会”过程发展得快得多。例如，核子中分裂出的每一个介子以百万分之一秒的速度衰变为电子和中子。

[23] 作为一种方法，对一个过程的动力的抽象暂时是允许的，而且在全部研究和生活活动中甚至是必要的。

[24]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同上书，92页。

[27] 《历史和阶级意识》，3～4页。

[28] 《自然辩证法》1925年以前尚未全文发表，卢卡奇并不知道它。但这里的引文出自《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篇早在1896年就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论文。

[29]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83～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卢卡奇在“序言”中说：“在特定的意义上，捍卫反恩格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正确的。

[31] 卢卡奇认为：“伯恩斯坦从这种愿望——即把方法从黑格尔主义的‘辩证图套’中解放出来——出发，推演出真正现实的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表明……如果谁想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就能‘自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必定（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取消辩证法。”（《历史和阶级意识》，5页）

[32] 见I.Mészaros，Lukacs'Concept of Dialectic，The Merlin Press，London，1972，pp.127-134。

[33] 《历史和阶级意识》，xiiii页。

[34] “革命岁月的经验为正统的（即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本质方面提供了极好的证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xlii页）

[35] ‘Die Verdinglichung und das Bewusstsein des Proletariats’（pp.94-229）.

[36] 在他对恩格斯的（实际上是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例证（指水的变化形式的实例）的评论中，卢卡奇据此所作的理解是明确的。卢卡奇断定，这个实例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但恩格斯却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当这种观点改变时，甚至那些似乎是纯粹的量变现在也成了质变”（《历史和阶级意识》，德文版，183页）。这个评论是正确的，极其深刻的。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通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这是量变和质变自身的问题，与人对这些变化的评价的观点无关。然而，卢卡奇并没有在这些正确思考的基础上得出自然辩证法应该摆脱玄思冥想，并强调主体的积极作用的结论，相反却抽象地得出了“纯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必须与社会辩证法相分离”的结论。

[37] 《历史和阶级意识》，207页。除了卢卡奇用来强调对自然的认识不同于自然本身的“认识”之外，所有着重号都是笔者所加的。

[38] 《历史和阶级意识》，德文版，234页。

[39] 见Mihailo Markovic，FromAffluence to Praxi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1974，pp.13-15。

[40] Mihailo Markovic＇，FromAffluence to Proxi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1974，pp.64，67.

[41] K.Kosik，Dialektika konkretniho（Praha，1965）［see English tr.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Robert S.Cohen and Marx W. Wartofsky，vol.LII，D.Reidel Publishing Co.，Dordrecht，Boston，1976.］

[4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E.V.Ilyenkov，Dialektika abstraktnogo i konkretnogo v“Kapitale”Marksa（Dialectic of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in Marx's Capital）（Moscow，1960），p.195.［see German tr.Beitrge zur marxistichen Erkenntnistheorie，ed.A.Schmidt（Frankfurt，1969）.］

[4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English text from J.-P.Sartre，Search for a Method，tr.Hazel Barnes （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New York，1968）.See especially Part Ⅱ，‘The problem of Mediations and Auxiliary Disciplines.’

[47] J.P.Eckermann，Gesprache mit Goethe∶November 23，1813.

[48] 选自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2] 同上书，296～297页。

[53] 同上书，189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5、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5～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