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和普卢塔克,除了对有关美和艺术的一般理论进行过探讨外,还曾分别对诗和音乐进行过探讨。
西塞罗本人是一个散文作家,但他从小就爱好诗歌。早在少年时期就撰写过扬抑格四音步的诗歌《蓬提乌斯·格劳库斯》。[72]后来又翻译过希腊西利西亚的索里的诗人阿拉托斯(创作时期约前315—约前245年)一部有关天文学的六音步说教诗《物象》,现存约六百行。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引证荷马和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以及引证被公认为罗马文学之父、叙事诗人恩尼乌斯(前239—前169年)、泰伦斯等早期诗人的作品。更其值得注意的是,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正是作者去世后由西塞罗整理定稿的。由此也足以表明,西塞罗对诗是有高度修养的。
首先,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注意到诗和其他文体之间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必须依照史实记载,史学家并无自由创作的余地,而诗人则可以凭想象进行自由创作。西塞罗大体持相类似的见解,声称:“在历史中判断一切的标准是真实,而在诗中,标准通常是诗所引起的快感。”[73]这里表明他注意到诗的娱乐功能。他在另一篇论述中再次提到这一点:“诗若有益,固然最好,否则作为一种正当娱乐”。诗“可陪我们度夜,可伴我们旅行,可供我们消遣”。[74]
其次,肯定诗的教育功能。西塞罗在肯定诗的娱乐功能的同时,更强调诗的教育和政治功能。当古希腊诗人阿基亚斯(约前120—?年)于公元前62年在罗马被指控冒用罗马公民权时,西塞罗为之辩护并撰写了《阿基亚斯辩》。他声称:文学的研究是教育的一部分,诗可以宣扬“伟人之殊迹”。由于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崇尚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事项都不可违背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西塞罗认为,诗和演说对于国家是有益的,所以诗人和演说家是国家的组成分子,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诗和演说的最大效用,也就在于它们对国家有益。
此外,西塞罗对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也进行过比较研究。他声称:诗的音节有一定的规律,而散文则变幻无穷。由此表明,他在区别诗和散文这两种文体时,比较强调形式。这种特征也同样体现在西塞罗本人的作品中,温德尔也正是以此评论西塞罗的文体风格的:
罗马的古典文学,固乏希腊之自然的美,但有一种严谨的修饰,绝非后之仿效者所可企及,此种修饰称之为西塞罗式实最洽之名称也。[75]
普卢塔克也是比较关心诗歌的,在他的《道德论集》中就有一篇专门讨论诗的论述:《青年人应该怎样读诗》。综合他的其他有关论述,普卢塔克就诗歌大体提出了如下一些见解。
首先,诗与散文。亚里士多德在探讨诗的本质特征时曾经指出,诗人之所以被称为诗人,不是因为他是某种格律的使用者,而是因为他是模仿者。[76]诗人荷马固然用格律写作史诗,哲学家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等同样也用格律来写作哲学论述,循此,普卢塔克同样也认为,诗和散文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性质,并以此来批评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等用诗的体裁来撰写哲学著作。他声称:凡属说理的和教训性质的文字,适宜于用散文体裁,其特征是明晰。诗的性质是和散文不同的,除了理智的成分外,还必须要有情感的成分。正因为这样,普卢塔克认为诗是理智和情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他反对柏拉图所主张的诗的创作来自迷狂。并把他的这种观点推广到音乐,认为音乐也是与判断力密切相关的。因为诗的性质如何,以何种写法为适宜,内部结构如何等,都要凭借判断力。也就是说诗和音乐的创作,除了情感的因素,还有赖于理性、理智的因素。这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普卢塔克在《宴会上的问题》中,反对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将美的范围限于感官的快感的观点是一致的。
其次,模仿。古希腊思想家习惯于用模仿说来解释文艺创作,但他们对模仿本身的解释和评价却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普卢塔克提出了既不同于柏拉图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声称:当我们看见一幅蜥蜴或猴子的图画时,我们所感到的惊奇和喜悦,并非来自蜥蜴或猴子本身的美,而是来自这幅图画的逼真。因为蜥蜴本身是丑的,而丑的蜥蜴不可能使我们感觉到美,丑的东西也不可能变成为美的。所以我们所赞美的是这幅图画的模仿,不管这幅画所模仿的对象是丑的还是美的,要是模仿得真实,我们便加以赞美。反之,要是画家将原来是丑的东西表现成为美的,这幅图画便是不真实的,有些艺术家描绘卑劣的动作,例如公元前1世纪画家蒂莫纳科画的《美狄亚杀子》。我们并不赞美画家所模仿的美狄亚杀子行为本身,而是赞美画家所画的这幅图画的艺术,赞美这幅画将美狄亚杀子行为模仿得真实。诗也同样如此。诗当然也常常描写卑劣的动作和情感,因此青年人在听这些诗歌时要善于区别:一方面,不要将艺术的动人处,与其对真理的成功宣扬相混淆;另一方面,不要将所描绘、所模仿的行为本身误认为是美的,而是赞美这幅画是一种确切的、逼真的模仿。[77]由此可见,普卢塔克以模仿得是否逼真来作为评价的标准。这显然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柏拉图认为画家模仿可感的对象,模仿得再逼真,仍然是与真理隔三层的。亚里士多德则更强调所模仿的对象本身。前面已经讨论过,他将诗分为两种,这是由于它固有的性质,而性质不同,是由于所模仿的对象不同。所以,比较严肃的诗人模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诗人则模仿卑劣的人的行动。但在普卢塔克看来,模仿的对象在价值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关键在于诗人模仿得是否确切。所模仿的对象即便是丑的,只要模仿得逼真,这件艺术作品就是美的。反之,所模仿的对象即便是美的,要是模仿得不逼真,那么这件艺术作品就成了丑的。普卢塔克的这种观点,接近于后世的自然主义的主张:“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普卢塔克的这种模仿观,实质上是柏拉图的否定模仿和亚里士多德的肯定模仿这两种观点的折中的混合物。
再次,诗与舞蹈。普卢塔克对诗和舞蹈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诗和舞蹈是紧密联系的。
古希腊抒情诗人西摩尼德(约前556—约前468年)在比较到诗和绘画时指出:绘画是无声的诗,诗歌是有声的绘画。[78]但是,普卢塔克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不同意人们将西摩尼德的观点移到诗和舞蹈的比较中来,不同意人们将舞蹈称为无声的诗,把诗称为会说话的舞蹈。因为,西摩尼德的见解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似乎诗里没有绘画,在绘画中也没有一点诗的气息,甚至这两门艺术中没有一门利用哪怕一点点另一门中的东西。”[79]
普卢塔克的这种解释,显然是对西摩尼德的见解的曲解,西摩尼德之所以将绘画称作是无声的诗,所以将诗歌称作是有声的画,正是肯定了诗和画之间的紧密联系。循此,人们也肯定诗和舞蹈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曲解可以撇开不谈,我们这里重视的是普卢塔克本人的观点。他将诗和舞蹈之间的紧密联系,理解为两者融为一体,融合成为“一种单一的作品”:
舞蹈和诗是紧密联系的,并且一方包含着另一方。当它们在称为“希波刻玛”(hyporchema)[80]的那种类型的创作中结合起来时,情况尤其是这样。在那种创作中,结合在一起的这两门艺术,借助于姿势和语词产生了一种单一的作品,成为一种艺术表现。[81]
普卢塔克将诗和舞蹈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艺术的见解,是符合希腊的传统的。古希腊一开始时只有两门艺术:(1)表现艺术,由诗歌、音乐和舞蹈混合构成;(2)造型艺术,包括建筑、雕塑和绘画。普卢塔克将诗歌、音乐和舞蹈看作是三位一体的。
最后,诗与哲学。在诗和哲学的关系上,古代有两种值得注意的观点:一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可以以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论学派为代表。前者责备诗,以一种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描述事物。后者则认为,要是任何一种哲学完全能在诗中发现,那么它多半是一门糟糕的哲学。另一种观点是将诗和哲学结合起来,实质上也就是将诗和知识结合起来,可以以斯多葛学派、西塞罗和普卢塔克为代表。普卢塔克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与他认为诗本身并没有它自身所特有的目的的观点相关联的。他在《青年人应该怎样读诗》中的结论中曾这样讲过:
且诗也者,可为青年人领悟哲学之预备,以免读哲学时格格不入,以免心中仍存幼时所得之误解……故青年人读诗,宜慎加指导,勿令存对哲学之偏见,而应先加以教导。能为是者,则由读诗方可近于哲学之研究,且出之以冲和适当之态度也。[82]
普卢塔克之所以将诗看作是青年人领悟哲学的准备,是与他将诗看作有理智的成分有关的。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普卢塔克不同意柏拉图主张的诗的创作来源于迷狂,而是认为,诗是理智和情感的共同的产物。但也必须指出,普卢塔克这里所讲到的哲学,正如克罗齐指出的那样,不是人们觉得的那样的哲学,它被寓言变得甜蜜;哲学家为了规劝和教育,只能从真实的东西抽出一些例证;为了同样的目的,诗人杜撰和编造寓言。[83]也就是说,普卢塔克这里所讲的以诗为准备的那种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杂拌的通俗哲学。
[1] 策勒等:《古希腊哲学史纲》,26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2]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西塞罗”词条,1910。
[3] 西塞罗:《图斯库兰的谈话》,第1卷第4章第7节;并参看策勒《希腊哲学中折中主义史》,152页。
[4]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章第8节。
[5] 吉尔伯特等:《美学史》,136页。
[6] 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201页。
[7]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1095页。
[8] 参看鲍桑葵:《美学史》,141页。
[9]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286页。
[10]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普卢塔克”词条。
[11]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290页。这里所讲的“数论”,意指柏拉图晚年在“不成文学说”中提出的有关“数论”的理论。内容详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1122~1148页。
[12] 收入著名的希英对照版的“洛布古典丛书”,共十六册。
[1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139页。
[14] 西塞罗:《论演说》,第3卷第46章第179节。
[15] 同上书,第3卷第46章第179节。
[16] 普卢塔克:《论哲学家接受的意见》,879C。这里所标的标准页码,系指普卢塔克的《道德论集》中的总编码。
[17] 西塞罗:《论神的本性》,第38~39节。参看鲍桑葵:《美学史》,138页。
[18] 西塞罗:《论目的》,第1卷第7章第25节;《图斯库兰的辩论》,第5卷第24节;《论神性》,第2卷第1章第3节。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第14卷第19章第25节。
[19] 策勒:《希腊哲学中折中主义史》,159页。
[20] 西塞罗:《论法》,第1卷第8章第24节。
[21] 西塞罗:《图斯库兰的谈话》,第1卷第12节。
[22]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章第8节。
[23]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章第8节。
[24] 同上书,第2章第8节。
[25] 同上书,第2章第8节。
[26] 西塞罗:《图斯库兰的辩论》,第4卷第13章第30节。
[27] 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28章第98节。
[28] 鲍桑葵:《美学史》,104页。
[29] 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36章第130节。
[30] 普卢塔克:《希腊罗马人物对比传记》,《西方名著丛书》,第14卷,757页。
[31] 亚里士多德:《诗学》,1449a34。
[32] 普卢塔克:《宴会上的问题》,第5卷第1章;参看鲍桑葵《美学史》,141~142页。
[33] 参看克罗齐:《美学的历史》,11页。
[34] 普卢塔克:《宴会上的问题》,第6章第1节。中译文系根据商务印书馆中文版第143页。
[35] 鲍桑葵:《美学史》,107页。
[36] 同上书,108页。
[37] 西塞罗:《论演说》,第3卷第50章第195节。
[38] 西塞罗:《论得体的本性》,第2卷第48章第145节。
[39]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60章第203节。
[40] 同上书,第53章第178节。
[41] 普卢塔克:《宴会上的问题》,第704节E。
[42] 同上书,第673节E。
[43] 普卢塔克:《为了美》,第2节。
[44] 西塞罗:《致阿底库斯的信》,第1卷第8封信、第4卷第4封信等。
[45] 西塞罗:《论演说》,第2卷第7章第30节。
[46] 西塞罗:《学园问题》,第2卷第7章第22节。
[47] 泰伦斯(前186/185—前161年)出生于北非迦太基的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共写了六部诗剧,全部保存下来。
[48] 西塞罗:《论义务》,第1卷第42节第150—151节。
[49] 西塞罗:《论演说》,第3卷第7节第26节。
[50] 西塞罗:《论得体的本性》,第2卷第14章第37节。
[51] 同上书,第1卷第38章第92节。
[52] 同上书,第2卷第32章第81节。
[53] 西塞罗:《论神的本性》,第3卷第10章第24节、第3卷第11章第37节。
[54] 西塞罗:《论得体的本性》,第2卷第7章第18节。
[55] 西塞罗:《论演说》,第3卷第57章第215节。
[56] 西塞罗:《论演说》,第2卷第46章第193节。
[57] 西塞罗:《论创造》,第2卷第1章第2节。
[58] 同上书,第2卷第1章第3节。
[59] 西塞罗:《图斯库兰的谈话》,第1卷第26章第64节。
[60] 西塞罗:《论得体的本性》,第2卷第66章第167节。
[61]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卷第46节。
[62] 同上书,第2卷第35章第150节。
[63] 梁实秋:《西塞罗的文学批评》,见《浪漫的与古典的》,120页。
[64] 阿白里斯,小亚细亚地区爱奥尼亚十二殖民城邦之一的科罗封的画家。
[65]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22节,转引自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120页。
[66] 西塞罗:《辩论篇》,第1卷第3节。
[67]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3卷第6节。
[68] 同上书,第3卷第14节。
[69] 同上书,第3卷第14节。
[70] 西塞罗:《论演说家》,第3卷第52节。
[71] 同上书,第1卷第35节。
[72] 普卢塔克:《希腊罗马人物对比传记》,《西塞罗传》,第2节。
[73] 西塞罗:《论创造》,第1卷第19—28节。并参看《论法律》第1卷第5节。
[74] 西塞罗:《阿基亚斯辩》。第7节。转引自《浪漫的与古典的》,121页。
[75] 温德尔:《欧洲文学正统》,193页。转引自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118页。
[76] 亚里士多德:《诗学》,1447b。
[77] 普卢塔克:《青年人应该怎样读诗》,第58—60节。
[78] 参见普卢塔克《论雅典的荣誉》第3节。
[79] 普卢塔克:《宴会上的问题》,748A。
[80] “希波刻玛”,指古希腊时,希腊人向阿波罗神或狄奥尼索斯神致敬时献上的合唱歌舞。
[81] 普卢塔克:《宴会上的问题》,748A。
[82] 转引自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111页。
[83] 克罗齐:《美学的历史》,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