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中，俄罗斯哲学家，尤其是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家，贡献最大。尽人皆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便是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的重要尝试，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多数人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义语而流行于世。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乃至对整个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随着1991年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而宣告结束，苏联哲学也随之终结。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俄罗斯并未结束。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发动改革至今的二十多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受到冲击并逐渐被否定的二十多年。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往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而且被日益边缘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更是无可挽回地趋于衰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二十多年来，哲学家们又以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持续的、深入的、创造性的反思，对它发展历史中的经验与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就理论深度而言，在许多问题上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反思是这些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

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阶段相一致，这二十多年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鲜明的特色，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

一

第一个时期是1985年到1991年。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苏联解体。这是苏联社会因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而剧烈变化的几年，苏联哲学，也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几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苏联改革始于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对苏联历史的批判反思，由此引起了哲学家们对苏联哲学历史的反思，进而引发了苏联哲学的剧烈变化。这不是以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继续，而是对它的批判否定。这一时期苏联哲学家在这个方面发表了难以计数的著作，进行了多次讨论乃至激烈争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齐普科的一篇文章和在当时主要的哲学刊物《哲学问题》与《哲学科学》上进行的两次讨论。

齐普科的文章，题目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发表于《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12期和1989年第1、2期上。这篇文章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直接的关系，其主题是反思斯大林主义的由来，主要是一篇政治学方面的论文。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突出强调，苏联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总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上，也即还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束缚，因此苏联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对这一思想加以反思批判。这篇讲话以及在这次全会上确定的社会改革的基本方针——民主化、公开性，在苏联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历史反思运动的先河。在历史反思中，批评斯大林是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当时发表的所有文章中，齐普科的这一篇不仅篇幅长，而且最具理论深度。它结合俄罗斯文化与历史传统，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俄罗斯演变为斯大林主义并给俄国革命与俄国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的。这里涉及的已经不只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且也涉及整个俄国革命的合理性问题。文章一出，舆论哗然，人人争说齐普科，一时洛阳纸贵。人所共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紧密相连，是为它们服务的，无论其理论特点还是它的社会使命，以及它的整个形成历史，秘密都在列宁、斯大林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当中。因此，理解俄国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理解与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齐普科的文章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在这里。

应该指出的是，齐普科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态度是肯定的。这也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普遍态度。随着历史反思思潮的泛滥与自由发展，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批评也一步步升级，这从齐普科的另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齐普科历史反思的触角已经越过斯大林涉及马克思了。

在这一时期苏联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哲学问题》杂志召集的题为“哲学与生活”的圆桌会议。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一致，这次会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对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的深刻反思。从理论的角度看，与会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点上，即批评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没有人的地位，他们强烈呼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哲学界也时有所闻，对人的问题、人的主体性等关注不够也确实是以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不足之处，这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已是共识。

哲学为政治服务，是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使命。这是该圆桌会议批评的另一个焦点，也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哲学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深层联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承认的。但是哲学应当怎样为政治服务？需要研究。苏联那种哲学政治化的做法，事实证明并不成功。哲学与政治没有了距离，负面影响颇多。会议强调这样做不利于哲学家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扼杀了哲学的生命，这固然有道理，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另一方面看，政治家也必须自觉地与哲学保持一定距离，对哲学家的意见持分析态度，仅供参考，不然会使自己的政治实践“书生气十足”，脱离实际，并为此付出代价。“人道化”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苏联改革的失败，苏联这个国家的解体，究其原因与戈尔巴乔夫在人道主义思潮左右下制定的从理想出发脱离国内外实际的改革方针，有直接关系。

本书的《哲学的新思维》一文是“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俄文材料的节译，讨论会的一些内容未能得到反映。例如，没有涉及讨论会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建设的意见。发言人提出，哲学队伍的老化、僵化、官僚主义化是阻碍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哲学问题》主编В.С.谢苗诺夫说：

至今还有不少吹起来的大人物基本上保持着所占有的位置和称号。实际上的哲学工作，他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也没有做。

……

某些人物一辈子总想当“第一名”，“总是走在前面”。他们在积极妨碍哲学的创造性的、勇敢的发展和尖锐地提出哲学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由于缺乏创造性和不敢尖锐提出问题而受到毫不手软的批判和打击的时候，还是这样。现在当他们又一次“首先”号召我们要勇敢的时候，他们又走在公开性和改革的“最前列”，没有一句自我批评，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1]

就苏联而言，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不断创新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米丁等人占据哲学领导岗位几十年，早已成为哲学官员，丧失了学术创造能力，而几乎所有勇于创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压制，如伊里因科夫、季诺维也夫、凯德洛夫、柯普宁、凯列……

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国开始的几乎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它要求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认识，其中也包括总结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宝贵历史机遇。迄今为止，真正大规模地、深入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只有苏联，只有这次“哲学与生活”讨论会。讨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内进行的，一些意见虽然不尽客观公允，但整个讨论的意义不言而喻。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第三件事，是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如果说齐普科的文章和“哲学与生活”的讨论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评的话，开始于1989年的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已经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客观”立场上进行的了。这种变化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方针和历史反思运动的产物，表明苏联的社会思潮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尽管如此，讨论是纯学术性的，发言中绝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恶意攻击。这次讨论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它把一个过去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科学的”哲学能否存在，暴露在世人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会引起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其范围远远超出苏联哲学家们自己所预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1992～1999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戈尔巴乔夫发动的历史反思运动，在公开性方针的推波助澜之下，到1991年已经成为涉及一切领域的对苏联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持久而公开的批判。苏联人的精神支柱垮掉了，这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直接的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改革和历史反思运动的发动者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对社会局势的控制，国家解体，苏共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但实际上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此。公开性方针否定了对新闻、出版、舆论的一切引导与控制。正面的宣传民众早已耳熟能详，不感兴趣，长期以来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或者以往因严格保密人们不知道的种种负面情况，一旦公开曝光，不胫而走，人们趋之若鹜。再加上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多种渠道的影响，新闻宣传领域事实上成为反苏、反共的单行道。俄罗斯学者一再讲，对一个事物或者全盘接受，或者彻底抛弃，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和历史传统。上述单行道现象与这种传统共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理智，情绪化了。人们被情绪所裹挟，很难心平气和地对自己的过去作出理性的分析。1917年十月革命后74年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被全盘否定，简单抛弃；政治上照搬美国式的民主，经济上试图“一夜之间”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休克疗法”纷纷出笼。社会改革被当作收拾房间，似乎只要把苏联式的旧家具全部扔掉，摆上西方的进口货，俄罗斯就可以成为西方式的文明国家，加入它们的俱乐部。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命运可想而知。

苏联解体前及解体后的最初几年，与苏联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苏联这个国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夜之间”便几乎在俄罗斯销声匿迹。相关的研究机构被解散，课程被取消，至少是课程和教材名称中“马克思主义”几个字被抹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店。1994年莫斯科的主要书店连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都见不到，就连旧书店里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真研究，无从谈起。

这种情况到20世纪90年代末有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不在哲学本身，还是在政治。

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反共旗手的叶利钦，1991年5月高票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上台伊始便极力推行反苏反共全盘西化的政策。但是他的政策对内而言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对外而言向西方示好只是一厢情愿，同样脱离实际。几年之后，急剧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使俄罗斯经济彻底陷入混乱，西方答应的帮助口惠而实不至，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味强调民主、人道、对话，使俄罗斯政府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武装叛乱面前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国家爆发内战；像雨后的蘑菇一样遍地涌现的政党和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局动**，社会秩序混乱，人人自危。在国际上，西方把俄罗斯的友善视为软弱可欺，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北约东扩步步紧逼。事实教育了俄罗斯人，物质生活的困难使他们摆脱了情绪的支配，从昔日的狂热中冷静了下来。在对待自己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也走出了回到过去的保守派与简单抛弃过去的激进派的两极对立，开始了理性的分析与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回到俄罗斯哲学界的学术视野之中，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

1998年4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80周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学术讨论会，当时俄罗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兴趣的所有重要哲学家，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几乎尽数出席。1999年，提交大会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结集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著名哲学家Н.И.拉宾在以“不是群众集会，是学术研讨”为题的该书前言中说：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很少有人敢于对马克思主义说“不”，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在90年代初，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出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攻击。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基本上站不住脚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马克思应该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负责。……

已经到更为客观地说明我们当前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时候了。1998年4月，马克思诞辰180周年的前夕，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了题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的学术讨论会。它的基本目的是，使与会者能够重新反思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使这种态度理性化，尽可能使它摆脱对马克思哲学的神话化以及与以往那种思乡病一样的认同，使自己不论是热衷于马克思的学说，还是疏远这一学说，都言之有据。[2]

这番话是对当时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形势的很好说明。事实上该文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真的是百花齐放，作者中既有坚持传统观点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有主要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的人。

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例如В.С.斯焦宾的技术文明思想、В.М.梅茹耶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的分析、Л.Н.米特罗欣有关马克思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的思想、А.А.古谢伊诺夫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简要但极为深刻的阐述，等等。其中特别是斯焦宾的文章，尤其值得重视。

斯焦宾的文章标题是《马克思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基本思路是把马克思的思想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考察，分析它的得失。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着重阐述的是作者的“技术文明理论”。“技术文明”一词，本义是“以技术为基因的文明”，也即一切取决于生产技术的文明。这是斯焦宾在20世纪90年代反复论证和使用的一个概念，被他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等等。斯焦宾本人是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哲学专家之一，对自然科学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技术文明”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就是证明。但是斯焦宾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在对技术文明的阐述中运用生物遗传学的方法对唯物史观的分析。斯焦宾提出，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很正确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两种理论都表现出了历史的局限性。达尔文主义正确地强调了自然环境对生物特性的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但是现代遗传学证明，物种的特性及其发展的基础是基因，是基因及其变化决定着生物的特性和这些特性的变化，从而决定了物种的进化。斯焦宾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与此相似，它的基因就是文化。文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文化的继承决定着社会的稳定，文化的进步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他指出，正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基因作用，唯物史观没有涉及，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不足。[3]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研究制订的关于社会发展机制的公式整个都是无可挑剔的，无须任何补充，尤其是不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公式的重要弱点之一是，它没有阐明作为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生命活动的超生物学程序）的传递方式的文化的功能，没有阐明文化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以及各种社会形式的产生中的作用。[4]

应该承认，斯焦宾是对的，而他对文化基因的研究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家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宝贵成果。

三

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普京取代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举世公认的变化。这一变化被许多人认为是普京开历史倒车，倒退回斯大林时代的证明。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普京在就任总统的前夕，1999年12月30日，发表文章指出：

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公式和模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不付出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顺利，只是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5]

这番话清楚地表明，普京的确否定了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政策，更多地考虑俄罗斯的特点，但其中丝毫没有出自意识形态的考虑。他追求的是俄罗斯的光明、强盛，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从俄国实际出发。普京绝不是要回到斯大林时代，只是因为斯大林时期俄罗斯的强盛让他难以忘怀，从俄罗斯的实际出发使他制定的政策表现出某些与斯大林的做法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这番话同样告诉我们，普京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他不要任何既有理论的指导。

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一时期，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一步边缘化，相关论著越来越少，1998年那样的讨论会再也没有举行过。当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消沉，他们仍在努力。他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仍在坚持原有的观点，相当正统，但有些保守僵化。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毫不气馁，绝不放弃，例如Д.В.赵哈则和Р.И.科索拉波夫。但是客观地讲，他们的学术成果数量不多，而且质量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几乎等于自说自话，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第二类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现代西方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思想理论以及俄罗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努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B.Л.伊诺泽姆采夫和A.B.布茨加林。这是一些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人，成果众多，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问题是他们的成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不多，甚至这些成果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俄罗斯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第三类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度解读，分析批判，力图在这些“老问题”上有所前进。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Т.И.奥伊泽尔曼院士。

奥伊泽尔曼关注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他的工作实际上是苏联解体以前学术界历史反思的继续，宗旨是要“正本清源”。他想分清哪些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哪些是列宁或者斯大林的；哪些方面至今都有价值，哪些方面或者原本就不够成熟，或者今天已经显得过时了、不充分了。时代和俄罗斯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有骄人的经验，也有令人痛心的教训，结合这些经验和教训重新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无疑都很重要。然而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们奉行实用主义，知识分子中则有许多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回到了“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更多的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偶尔关注而已，只有极个别的人，例如奥伊泽尔曼，最多再加上К.Н.留布金，将近二十年如一日，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这几乎是奥伊泽尔曼一个人的事业。

奥伊泽尔曼关于马克思主义反思的理论成果很多，主要思想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2002）和《为修正主义辩护》（2005）两本书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一书，用很大篇幅分别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详细分析。奥伊泽尔曼的基本结论是，不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都是不成熟的理论，它们的基本概念，例如物质、发展、生产力等，以及基本原理，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从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史哲学院哲学系毕业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至今已经整整70年，要说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对欧洲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了解，当今世界无出其右者。但是坦率地讲，在经历了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三十年紧张研究之后的中国哲学家看来，奥伊泽尔曼所做的工作，无论是理论视野还是思想深度，与想象中的情况有不小的距离。

这些年留布金一直在从事俄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发展，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他在2007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论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其中一篇从实践概念出发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在俄罗斯哲学界的类似成果中并不多见，可惜篇幅不大，而且仅此一篇，影响有限。

奥伊泽尔曼的工作在俄罗斯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他是今天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热点人物，2006年《哲学问题》编辑部还专门就他的《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召开了讨论会。遗憾的是，不论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关心奥伊泽尔曼的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

随着经济的好转以及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近年来俄罗斯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历史，不过这一次是“否定之否定”，遭到否定的是苏联解体前后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按照计划，2008年4月要在莫斯科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底以前要出版大约十位苏联时期重要哲学家的文集，出版一部由中俄两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合作的论文集。很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研究也将因此而升温。

四

上述三个时期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教益。

如果对这三个时期加以总结，有两个基本事实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衰落。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它的确是事实。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发动改革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的官方哲学；1987年的“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大家的发言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积极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到随后的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直接的批评与怀疑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大多数人的冷落与批判，进入21世纪，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几乎成为奥伊泽尔曼一个人的战斗。就目前而言，我们还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大规模复兴的可能。不仅看不到复兴的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这个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的世界上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受重视的程度连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在那里还有相当多的人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在俄罗斯，唯一全力以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奥伊泽尔曼已年过耄耋，在年青一代学者中则还没有见到谁有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情况令人费解，唯一可以用来解释它的，是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俄罗斯学者自己也承认，对于外来的东西，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否定，是俄罗斯人的特点。对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第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苏联改革以来全部研究工作的中心是历史反思，他们在反思的同时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 “哲学与生活”讨论会上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失的分析和奥伊泽尔曼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面所做的类似工作；斯焦宾、梅茹耶夫以及其他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检讨，等等。其中许多工作是我们也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但是客观地看，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不能对它评价过高。

首先是不够系统。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哲学界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它的重要形式苏联哲学，作过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奥伊泽尔曼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列宁主义、修正主义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因新颖独特而备受争议的观点，但缺少一个能把这些工作串在一起统一起来的中心思想，缺少灵魂。除此之外，虽然问题涉及不少，材料也比较丰富，但理论深度有所欠缺。1998年的讨论会虽然因其思想深度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它只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少数理论问题，而且缺少中心，没有思想交锋。会议只进行了一天的时间，会议一结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又告沉寂，系统研究是完全不可能的。苏联解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主要是1987年的“哲学与生活”讨论会及随后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涉及范围很广，但发言中充满了突然解除思想禁锢之后激动兴奋的情绪，人们所表达的是对各种问题的“意见”，还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这样的工作当时没有做，以后则因苏联的解体而不可能做了。

如果与这一时期我国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作一对比，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反思的上述不足就更清楚了。我国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是大力揭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然后很快掀起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热潮，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这一思想的人道主义实质、它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它的产生背景、以它为参照标准苏联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显示出的不足、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哲学家马克思与哲学家恩格斯的关系、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应该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等，作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讨论。围绕实践唯物主义展开的这些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使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俄罗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反思工作的最大不足还不是系统性不够，而是缺少建设性。历史反思是必要的，因为总结过去有利于建设未来。如前所述，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中心是反思与批评，由于俄罗斯国内的实际情况，没有关注、也很难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然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才是当今时代摆在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任何理论都必须以文本为载体，而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离不开主体对文本的能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大量的哲学论著，他们的哲学思想就包含在这些论著之中。但是，不仅对这些论著文本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受到解读主体的影响，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从来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哲学思想，相关的文本在他们那里根本找不到。这更增加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难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呈现在其解读者面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迄今为止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的以及解读者的实践需要等主观因素的印记。苏联哲学以及大体与它同时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很难说只有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

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否定苏联哲学——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是错误的，但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苏联哲学，同样也不能成立。苏联哲学有着不容否认的文本依据，在其问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无论是对政治生活还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实现我国社会和人类文明的科学发展。这不仅是我们的任务，它还具有世界意义。而苏联哲学在这里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了。这是因为，苏联哲学强调的是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些规律的可知性，既不能弘扬人的主体性，也不能反映以人为本以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崭新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在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中，反思总结苏联哲学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显而易见，这应该是俄罗斯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存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反思过于注重批判，至于建设性的工作，则基本上没有做。

其实，这样的工作他们早就该做。没有建构出新形态的反映当今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得一部分人固守既有观点不知前进，把苏联哲学变为教条，也使得另一部分人彻底抛弃苏联哲学，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落入抽象的人道主义并把它视为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苏联改革脱离实际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是我们可以从二十多年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出的主要教训。

本书选取的是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除个别地方因考虑篇幅问题有所删节外，所有文章基本上都保持了原貌。这些文章的作者少数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力图有所创新。文章的观点我们未必完全同意，有的还感到有展开批评讨论的必要，但文章都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攻击，许多观点角度独特富有新意。我们相信读者能对这些观点作出正确评价，并从中得到某些对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益的借鉴。

五

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俄罗斯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中国俄罗斯哲学研究会（全称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俄罗斯哲学专业委员会”）各位同人的一致愿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经理杨耕教授，出于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得知我们正在筹划翻译出版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成果后立即大力支持，在最短的时间内予以立项。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的出版不会如此顺利，在此特向杨耕教授致谢。

徐凤林、马寅卯、张百春是我国俄罗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代才俊，俄罗斯哲学研究会的骨干，他们本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专家，但积极承担了本书的翻译任务。尤其是张百春教授，勇挑重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伍宇星、赵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的李梦阳等同学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书中选用了贾泽林等学者几篇已经发表的相关译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饶涛、祁传华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对以上各位在此一并致谢。

全书内容由安启念选定。安启念校阅了全部译稿并对部分译文作了修订。

由于客观原因，本书翻译工作时间很紧，书稿即将付梓，心中仍惴惴不安。译校者虽尽了最大努力，错误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冯俊教授负责的中国人民大学“985”项目“哲学经典的翻译与诠释”课题资助。

安启念

2008年5月

[1] 转引自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13～14页，莫斯科，1999。

[3] 斯焦宾还在2004年的一次谈话中论述了文化基因是如何“突变”从而决定社会发展的，参见《哲学问题》，2004（9）。

[4] 《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32页，莫斯科，1999。

[5] B.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