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的当前时期，是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时期。一些人把它解释为共产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些人把它解释为部分精英人物渴望攫取财产的后果，理由是突然上升到政权顶峰的经济学家缺少应有的知识与经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本着“抽象市场逻辑”[2]提出的错误建议。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作用及前景的兴趣变得出奇地炙手可热。1999年英国BBC广播公司网上问卷调查，把卡尔·马克思评为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的伟人”，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科学院院士Т.И.奥伊泽尔曼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莫斯科，进步与传统出版社，2003）中所提出的通向光明之路，不论从理论，还是从道德甚至心理学的角度，都明显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该书讨论的问题很多，对它们的分析将超出一篇论文的篇幅，因此我们将只关注书中的几个关键论点。

提及自己著作的意图，奥伊泽尔曼表示，“在这个马克思主义曾经不仅作为官方统治性的思想体系，还是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绝非偶然，这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分析”成为一种“道德责任”[3]。在谈到自己的立场时，Т.И.奥伊泽尔曼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批评”[4]。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庸俗的批评”[5]。

据奥伊泽尔曼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社会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包含了一系列非常本质性的错误及乌托邦式的理论思想。作者确信，在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被教条化，“极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6]得到推广。乌托邦主义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庸俗化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纲领无力发挥作用”[7]，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的根本原因。然而，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学说，其中主要的东西绝 “不是论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性，而是论证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不论这个过程是以革命的方式还是以进化的方式进行的，实现人类能力和需要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8]。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祛意识形态的。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和意义的一般性评价作论证。

奥伊泽尔曼在该书第三章《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始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承认哲学整体上的必要性，这一点用了不少篇幅。虽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十分明确地表述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9] ，奥伊泽尔曼仍断言马克思后来对整个哲学都作了否定。奥伊泽尔曼声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致，并因此接受了费尔巴哈对哲学的否定，尽管费尔巴哈对哲学的否定明显地有片面性和简单化的特点”[10]。奥伊泽尔曼继续写道，“对哲学的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合作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得特别尖锐。……实际上，这是对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11]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深刻理论错误的论断，其根据是他们大量的在激烈论战中的说法，在这些说法中，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整体上的哲学，而是以前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自己提出建立科学的哲学这一历史性任务，这样的哲学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打算不大量引证那些从中完全可确定地看出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者”如此伤心地从自然和社会中“驱逐哲学”不应该像奥伊泽尔曼那样拘泥字句来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卓越的辩论家，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高水平理论的论战手法，包括隐喻、夸张、讽刺、讥讽等，这样当然有可能产生建立在拘泥于字面的和庸俗的解释基础上的吹毛求疵。拘泥于字面的解释的最好例子，我们可以在与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论纲有关的地方见到。关于这一条论纲，我们可敬的批评家向表现出“当然，对哲学非常片面的理解”的马克思说了一大通训斥的话，向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还有我们这些缺乏理智的人）详细讲解过去哲学曾常常服务于对世界进行革命性变革的事业，等等。这位批评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指的是建立科学的哲学的必要性，这种哲学能在对世界的革命性变革中充当科学的实际的指导。

人们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这部被评论作品的作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几乎如同对待大学生的作品，他庄重地向这些学生详细讲解实际上应该怎样思考。如同我们将要展示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手法是奥伊泽尔曼的风格和特点，即：受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先预支到少许合乎理智的评价，接下来就走不了了，他们为许多页的“分析”提供了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简单赞许是与对他们最重要的原理的大量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这一章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直到今天“完全没有脱离形成阶段”，只是一个“草图，且不要说其某些原理还是错的”[12]。其主要缺陷在于它在总体上没有自己的物质概念。“…… 列宁提出的物质的哲学概念，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论著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哲学中，都不是新的。”[13]批评家把“被感知性”这一特征视为列宁对物质所下定义的本质。但院士批评家向我们阐述的这一特征已然为卢梭、霍尔巴赫、康德等人所具有。至于不那么新的概念“客观实在”，奥伊泽尔曼在把它同物质的“被感知性”相比后，将它划归到次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个概念似乎对于康德、对于黑格尔都是完全可接受的。“……得自人的感性知觉之外的客观实在这一概念，对于客观唯心主义来说完全可以接受。”[14]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客观实在概念的主要含义并不在被感知性特征中，最终而言，不在感觉中，而在客观实在性概念中。列宁引入“被感知性”特征，是为了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客观实在概念和康德的这一概念加以区分。我们知道康德把存在认定为物自体，否定其可知性，即它可以通过感觉而被我们感知，事实上把物自体变为无，因为如果它没有在内容方面如它所是的那样被我们感知，那么说它存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没有注意列宁和康德在客观实在概念上的根本区别，轻一点说，物就很难讲清楚。

列宁在强调物质概念的实质时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15]“没有注意”这一对于物质新概念之本质的准确说明，以“被感知性”偷换了物质的基本特征——这不就是说“没有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本质吗？

列宁把物质和意识视作人类知识的极限概念，他指出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方法通过属加种差来定义物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物质，任何“属”——更广泛和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并不存在。列宁指明，只有通过物质和意识的对比来下定义，才是定义物质概念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列宁写道：“……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实质上不可能再下别的定义。……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极为广泛的、最为广泛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他们。”[16]

对世界的最普遍的本质——其物质性——的认识不存在其他途径，这是由物质概念和关于无限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已经达到“极限”这一特点决定的，是由不可能把无限的世界与某个什么在它之外的东西区别开来决定的。这种定义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无限的世界处于它的普遍的、全面的、一般的对立面——意识的对立之中。只有在这种普遍的关系中，无限世界的本质才能被真实地表现出来，能够被把握。所以“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多么荒唐绝顶的话”[17]。

存在三种意识对物质的关系，以此物质表现为第一性，而意识表现为第二性、派生的。第一，意识——物质无限发展的产物。第二，意识——人这种被高度组织的物质的特性、功能、产物。第三，意识——客观世界的反映和主观形象。列宁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性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最终考虑到物质是第一性的、决定性的这一意义上对立是绝对的；由于意识并非与物质格格不入——对立又是相对的。意识产生于物质，在根本的意义上与物质同源、相像、统一、一致。此外在最切近的设想中，意识作为人类行为直接的动机，在对物质现实的关系中表现为第一性，但最终而言它还是由物质条件和事实决定的。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是在认识论基本问题的狭窄范围内考察物质和意识对立的绝对性的。

所以列宁研究制订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新的、科学的物质观，它从根本上有别于以前的没有突破把物质理解为自然这一界限的唯物主义物质观。列宁物质观的核心，是在理论上把物质“留”在了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与统一之中。

客观实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客观性和真实性（存在、生存、现实）这两个范畴的综合。恩格斯已经卓越地指出，存在不是最后的哲学解释概念，关于存在的问题从已知的时候起是开放性的，而关于物质性的问题，随着科学哲学的出现，是封闭性的。列宁及其拥护者的著作中的客观性具有完全固定和严格的意义。客观的东西——是整个地存在于意识之前、之外、不依赖于意识的东西。非常明显，与奥伊泽尔曼的观点相悖，没有任何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客观实在与黑格尔理解的客观实在混为一谈，因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意识。

客观的东西这一概念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具有普遍性，它意味着客观性、客观实在的无穷尽的多样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确实拥有黑格尔认为对于科学哲学不可或缺而他在康德的理性的“幻想哲学”（按他的评价）中没有找到的理性力量，在他看来康德的“幻想哲学”重理智而缺感情，而在其中黑格尔没找到这种理性力量。同客观存在形式的无穷形式相联系的是由恩格斯提出、列宁发展的著名原理，这个原理认为，科学的唯物主义形式随着自然科学中每个划时代的发现和人类历史上每个重大事件而发生永无止境的变化。

哲学思维自其出现便常常遇到的最复杂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困难，在于总是具有有限经验的有限的人怎样能够获得关于无限世界的可靠的得到证明的知识。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构成康德的“幻想哲学”及其众多追随者的，包括当代国外和俄罗斯哲学现象学各种各样变种的基础。如同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奥伊泽尔曼亦持有这样的立场。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根本上的解决，这种解决首先表现在通过物质与其普遍的对立面——意识的对立而给物质下定义的方法中。但是在20世纪中期，这种总体上的解决表明它还是不完备的，在那个时候，无限性成为具体科学——相对论的宇宙论的直接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问题在苏联哲学科学中引发了激烈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提出了两种极端观点：其一是作为公设和假设集合的半康德主义的哲学观念，这些公设和假设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驳倒（这把哲学变成一组明显不相容的假设，即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一组“幻想”）；其二是作为确实的可证明的科学知识的哲学观念。这场争论在苏联科学中从来没有明显地结束，它“延伸到”80年代。“改革时期”我们看到了我国许多哲学家的转变，特别是“新形态”的哲学家们，向经典的及后来变形形式的“幻想哲学”的转变。顺便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向复杂得多的黑格尔哲学的回归没有出现。然而，这种情况也出现于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

奥伊泽尔曼院士的著作完全没有提到上述重大哲学问题与争论。但是这本书提出的哲学的本质特点证明，奥伊泽尔曼实际上同意将哲学解释为以编年史形式写就的假说性的、不能证明的知识。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思想史上第一次研究制订了 “对世界的本质问题的可靠解决何以可能”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法，研究制订了通过与意识的对立来定义物质的方法。与奥伊泽尔曼的观点相反，我们在从前的哲学中没有找到什么类似的东西。发现定义世界本质的方法和定义物质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哲学中作出的主要发现。

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物质观与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其关键之一是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变得陈旧过时？马赫主义者称，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有可能变得过时，众所周知，列宁把他们这一见解称为婴儿般稚气的见解。奥伊泽尔曼回避了这一点，而列宁的这一主张为指责他是教条主义、简单化做法等开拓了多么广阔的空间啊，在奥伊泽尔曼的书中指责列宁是教条主义、简单化的评价太多了！

黑格尔已独具匠心地发现了的世界哲学思维发展最重要的趋势，是向原本的、真实可靠的、科学的哲学发展。对科学性的需求已然蕴含在十七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中。但看来仅仅在以创建“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为目标的康德那里才以直接的、“反思的”形式出现。哲学理智进一步的运动先是加强了被黑格尔准确地定义为“幻想哲学”的哲学特征，然后回到被黑格尔认为是以前所有哲学系统分类的基本准则的客观性（《思维对于客观性的三种态度》）。黑格尔明显地加强了对哲学的科学性的要求，通过对当时的科学体系提供的资料的概括建立自己的哲学，提出哲学是向绝对真理的运动（真理“是过程”），以及哲学对象是无限的思维世界，建立了逻辑思想辩证发展的展开了的理论。无疑，黑格尔的哲学史观比在当今俄罗斯哲学中广泛扩散的平庸的多元论哲学观站得更高。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的历史不是思想的坟墓，而是向绝对真理的运动，在这其中每套哲学体系均有自己的真理成分。对于黑格尔来说，其哲学实际上正是这种思维活动的结果。这种观念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他敏锐的思想家所批判。但是在其中亦包含着某些有价值的因素，它们由于黑格尔这个马克思主义伟大先驱的哲学具有众所周知的局限性，在这一哲学中未得到应有的表述。哲学思想的发展的确不可能是观点更替的无尽过程，即所谓其中任何时候、任何观点都不能成为完整科学的“恶的无限性”。哲学发展的思想必然导致科学性悖论。

如果说世界具有实质（对它的承认在科学哲学中是不可避免的），则这个实质早晚会被科学哲学所抓住。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科学哲学进一步如何发展？否则的话，如果哲学能成为科学的（即能够解释世界的实质），那么它怎么能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哲学能够继续发展，那么它怎么能变成科学的（因为它尚未提供对世界的科学的，即正确的、与实际相符合的解释）？非常明显，科学性悖论不能从相对主义的立场来解决，也不能从认为每个观点仅仅抓住无限世界实质的“一部分”，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种实质当作整体把握住的哲学观点更迭的“恶的无限性”的立场解决。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科学性悖论实际上已经被解决：科学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在原则上对哲学的最普遍的问题给予了彻底的解决。关于世界物质性及其无限发展的确认是彻底的、从根本上不能重新修改的。

常常有人把具体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方式混为一谈，这是很不正确的。具体科学的对象是有限事物，而哲学对象是普遍的、无限的事物。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具体科学的发展方式是概念的更迭（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哲学，从科学哲学产生的那一刻起，发展方式就是概念的深化。譬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列宁把马赫主义者关于物质概念将过时的说法称为婴儿般幼稚见解的时候，他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理解哲学的发展的。让我们接着解释。对哲学发展方式本身理解中的本质方面包含在黑格尔的著名思想，实质上是个独特的纲领之中，这个纲领是被黑格尔以最初的不完善的形式提出的，我们知道，它直到今天仍被低估，这就是从抽象普遍概念思维向具体普遍概念思维转变的纲领。我们无意对这一纲领作详细的分析，只想指出，从抽象的立场对普遍的东西的理解会成为最后的、彻底完成的，而抽象普遍概念本身会变成永远给定的、僵化的因而是死亡了的东西。黑格尔对用抽象普遍概念进行的思维作了出色的批评，只把它们确认为抽象的推论。相反地，把抽象普遍概念作为一个方面包含于自身的具体普遍概念能够无限地丰富自身，同时在基本的也即抽象普遍的特性中，仍然是它们自身。保留下基本的即抽象普遍特征，这是同样的。道德戒律对于知识肤浅者和聪慧者同样以长者的生活经验存在着，但是其内容在不同的人那里是极为不同的。

具体普遍的发现是真正天才的发现，虽然最终看来黑格尔的纲领遭受了失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新的哲学基础上，这个纲领被天才地体现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以及在最普遍的方面，体现在哲学中。

在马克思主义中客观实在概念是这样的具体普遍概念，它在最普遍、最基本，即抽象普遍的特征中永远不会过时，但将无限地丰富化、复杂化，因为物质世界的无限多样意味着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方式的无限多样性。

这一方法使列宁能够作出自己的著名预言：物理学将克服所有的危机，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等等。我们想到了人们所熟知的А.爱因斯坦（“受列宁辩证思维力量震撼”）及其他著名物理学家（比如195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С.Ф.鲍威尔）给予列宁哲学立场及预言的评价。

依照我们的看法，在20、21世纪，科学的哲学的“增长点”同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一段实在的两个“极端”上对客观实在的特点的理解是相关的，这两个“极端”，其一是物理学形式之前的物质（“物质的前物理学形式”），其二是获得后工业社会称号的社会发展新阶段。

奥伊泽尔曼遵循的是关于哲学发展性质与方向的另外的、相对主义的观点。他实际上没有科学性概念及科学性的判定标准。奥伊泽尔曼坚持“对哲学的多元论理解”，以他的观点看，哲学从未形成某个统一的普遍的观点，总是有众多的不同的哲学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这种空想的信念，相信建立合乎真理的哲学的可能性。“……从未有过也不会出现最后的、彻底的、唯一的合乎真理的哲学。”[18]无可争议，在不再发展的意义上的“最终的”哲学，永远不会有！但关于哲学的本质的问题，比起在庸俗的方法下和“一切都在发展”的意义上所显现的要复杂得多。由此可见，从院士的立场出发，哲学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有关世界和人的观念，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世界和人的一些根本不同、互不相容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宗教的、神秘主义的，等等。显然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认为，要么世界没有统一性、共同的本质，要么这一本质在根本上就是不可认识的。我们所见的立场与黑格尔的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正在被以如此缺少创意的方式“矫正”的马克思主义了。在这里，俄罗斯哲学中“流行”的“多元论”的阴影十分明显。当然，多元论、意见的多样性在假说阶段是重要的调整机制。但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把这个原理转移到真理领域，这就把科学变成了各种互不相容的意见的不确定性和混乱了。

奥伊泽尔曼断言，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19]。那么，对于科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建者来说，物质、物质性、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存在形式不属于哲学的研究对象吗？这是一种奇怪的见解，但“主要的东西——还在前面”。这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常常不使用我们这个时代习惯的 “对象”、 “客体”等哲学、政治经济学学术范畴。但是不能由此产生任何怀疑：对他们来说世界和人的最一般的本质、世界和人的全部方面（属性、规律、存在方式），抑或换言之，世界和人的普遍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以哲学方式来理解的特殊方面（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不是哲学的对象。

说到辩证法规律，这部“马克思主义者发自内心”而写的著作，热切地想要证明经典作家对于辩证规律的普遍性、一般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基础科学不知道这些规律。哲学是从哪里把它们弄来的？从哪里也不能得出“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绝对的辩证法规律”[20]。确实，所有这些并没有妨碍作者称“万有引力定律”为普遍规律——这是不晚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说的。

的确，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问题是最复杂的哲学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展开来研究。但是我们已经在前面引用了七八十年代发表的文献。现在必须指出，恩格斯著作中对发展及其规律的普遍性的论证与下列论据相关，否认发展的无限性意味着承认其发展早在19世纪已被科学证明了的世界是不变的、固定的、静止的，这样的世界的发展只能用“第一推动力”、“创世”来解释，而自然科学和哲学已经掌握了反对所谓“第一推动力”和“创世”的无可反驳的论据。黑格尔早已令人信服地指出，发展即矛盾，承认事物与自身绝对同一是站不住脚的。但这意味着承认矛盾规律、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规律的普适性、普遍性。

在上文提及的、就哲学有能力得到关于无限世界的可靠结论进行的讨论中，提出了有代表性的世界领域、最高发展领域存在的观念，在这些领域中，世界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人——物质的最高级的花朵（恩格斯），有能力（原则上）把握无限世界的普遍特征、特性、规律性。在我们所讨论的奥伊泽尔曼的这本书中，所有这些完完全全地被忽视了。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完全恰当的，即：在这本著作中引用了不多的、主要是较窄范围内的哲学家著作，其中主要是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的著作。看起来对于院士而言，除此之外我国哲学什么也没有了。

书中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部分——“已被提出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哲学中总是有将来也还会有随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及时准确表述这些问题，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从而以此推进科学和社会发展，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很久前就发现，缺少科学的哲学的帮助，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或实践的重大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但该书的作者又关注了什么尚未解决的问题呢？奥伊泽尔曼宣称，关于一切事物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见解是“片面的及事实上（与自然科学）相矛盾的”。他阐述道：“还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气体物理学就是从气体分子相互独立、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与相互规定的原理出发的。”[21]在院士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权威内行的阐述后（不要忘记，马克思仅仅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不是院士，甚至不是著名笑话中的“高级经济学家”），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想的。而气体存在着分子运动的平均速度和平均二次方速度，存在着阿伏伽德罗定律、玻意耳—马略特定律和盖·吕萨克定律又该如何是好？

院士对于恩格斯对发展的理解，确切地说——不充分的理解，表达了不少批评性的意见。关于这一点奥伊泽尔曼转向了黑格尔对发展的解释，因为正像书中完全公正地指出的，每一个“认认真真钻研”黑格尔的人，不会不这样做。断言黑格尔对发展的探讨实质上否定了发展的普遍性[22]，因为黑格尔所说的发展并非出现于存在和本质之中，而仅仅出现于概念中。奥伊泽尔曼明显地把黑格尔的观点简单化了。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的“下一个规定”形式是过度，而本质的“下一个规定”是反思，但这仅是黑格尔逻辑学表面上的、被“学识渊博的研究者们”记录下来的东西。实际上据黑格尔之意，逻辑思想的运动有两个同时存在的方向：存在向自身深处、自身基础的运动，和被安置在存在中的概念在外面的运动，即概念的展开。但概念的运动，永远是发展，被理解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及更加完善运动的发展，理解为内容丰富性的增长的发展。依黑格尔的观点，存在是自身中的概念，它在过度和反思过程中展开。发展是一个“只能以自身已有的东西为中介的”[23]过程。

奥伊泽尔曼在经典作家那里找到了大量错误，并且立刻加以纠正。出于篇幅的考虑，我们只看其中的几个。对作为普遍辩证规律的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概念提出异议的时候，奥伊泽尔曼武断地宣称：“没有必要去证明，在力学、物理、化学过程中存在的辩证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描述成对立面的斗争。”[24]瞧这样：没有必要，全部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知道，科学术语是在词语的一般词汇意义基础上构成的，而“斗争”的含义，如果不强调词语的字面意义，没有什么比黑格尔的排斥、互不相容、否定等含义更不好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拘泥字句。遗憾的是，还有更多摆在我们面前。

继续援引这部著作的话：“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对立面的统一属于思维规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辩护，那么在谈论物质过程的统一、物的统一的列宁这里，这个思想给予了辩证法突出的相对性、主观性。难道雇佣劳动和资本、真理和迷误、战争与和平、善与恶能够被统一吗？”[25]仅仅从上述怪异的拘泥字面意义的立场出发，物质世界中的对立面的统一思想才显得荒谬，所以我们丝毫不想同他争论、同我们的院士商讨资本和产生它的雇佣劳动在哪一方面是统一的，等等。

我们再转到一个肤浅的拘泥字面的例子，它与科学哲学理论的现实分析相去甚远。援引恩格斯的论述，关于“在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中，在自身中（an sich）包含着整个无限多的比较高等的有机体的胚种”，奥伊泽尔曼断言这些话“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在恩格斯时代已经被推翻的生物学发展中的预成论”[26]。但是恩格斯在这里表述的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它与流行的发展是新东西的不间断的形成这一思想（渐成论）相对立。其本质在于，作为“开端”的生物最简单形式出现后，生物进化的最远的过程都有着深刻的规律性，与生物进化的“开端”的关系远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黑格尔在近代以杰出的形式提出了哲学中的“开端”问题（虽然他没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自己天才的著作《资本论》中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解决了它的“开端”问题，那么恩格斯以最普遍的形式把此问题提给了生物学。然而足够了，以这部被评论的著作中的拘泥于字句的现象，可以编成一部不大的“拘泥于字句现象文选”。

从这样的理论的和智力的立场出发，奥伊泽尔曼在第六章《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中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没有指出客观实在是物质概念的实质，把客观实在归结为“感性现实”，因此作者“自然而然地”得出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延伸”的结论，因为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本体论内容”，“形成一种关于自然界和作为存在于人之前、其存在与人无关的第一性实在的物质的学说”[27]。奥伊泽尔曼回到了已经过时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的学说，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学说。

从如此现代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客观实在概念仅仅适用于自然界，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客观实在观念却是不一样的，它标志着前代的物质生产独立于后来世代的人。“社会生产正是作为遗产，也就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所以是客观实在，不仅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甚至独立于继承该生产水平及其全部本质特征的那一代人的生产活动。”[28]此“论据”引自马克思致帕·安年科夫的信（1846），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通俗的阐述，绝对不能缩减成上面所说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论证。

按照奥伊泽尔曼的观点，客观实在概念的特性在于，“它不仅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换句话说，是主—客体实在”[29]。因此，作者由于分析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而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作为主—客体实在的社会客观实在概念。作者没有注意到这种规定的荒谬（我们使用他所用过的术语之一）：这真的是客观的抑或客观—主观的实在？接下来我们在奥伊泽尔曼的推论中没有见到哪怕一点点明显的给出规定的打算，以说明在这主观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一团概念中，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客观的东西。

奥伊泽尔曼断言，由于机械是由拥有意识的人创造的，所以它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的统一。下面我们看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概念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奥伊泽尔曼宣称，这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同样“明显地不走运”。马克思主义原理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采用的解释中，这一原理没有考虑到社会存在把社会意识包括在自己之中。“……社会存在即具有意识的人的存在，这种意识为人的存在所内在固有，构成人的存在的本质内容……”“……如果意识被从社会存在中清除出去，那么这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意识是社会存在内在固有的……”[30]

院士正在完成对自己的观点的表述，他认为这个观点是真实有效的，有别于本国哲学中普遍存在的教条式的、庸俗的探讨，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是对物质生产、物质活动概念本身的符合事实的否定，理由是它们总是与意识相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物质生产、个人的物质生活、物质性活动、物质性实践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表述方式引发了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31]奥伊泽尔曼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把这种社会哲学的理解称为唯物主义的，以及把自己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仍旧是个秘密。

我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奠定了基础的天才的哲学发现，是发现了掌握无限世界的实质的方法，这种实质对总是拥有有限经验的有限的人而言似乎是绝对不可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知识领域的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出现的最伟大的发现，是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直接决定人类活动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想、思想激励动机，从根本上来看是由物质存在、物质活动、物质劳动所决定的。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与从理论上把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在划分出来联系在一起的崭新的抽象概念，这种起决定作用的实在，在不同的定义中，是物质存在、物质活动、物质劳动。

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的基础性范畴在对社会生活抽象过程中的产生，是借助于一般客观实在的全部基本的普遍特征或者标准进行的。然而，我们知道，把这些准则应用于社会存在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在于，社会不同于自然，是物质和思想、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把统一整体分为矛盾若干方面”方法的确定，适用于社会存在，并且是同科学的社会哲学的出现相关的最重要的发现。自然和社会是客观实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形式，因此客观性的普遍准则具有不同的特性。

社会存在客观地、现实地存在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对社会存在（бытие）的客观—现实存在（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的意义给予了极好的说明：“观念关系”通过意识形成，而物质关系的形成不通过意识。换言之，物质关系总的来说不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而在它之外，在意识之外的世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А.А.波格丹诺夫“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的概念（与奥伊泽尔曼的观点完全一致，奥伊泽尔曼对此只字不提）进行批判时，列宁引用了补充的论据：人们追求某种目的——变革技术，在市场上出售谷物等，完完全全从未意识到，他们处于怎样的经济关系中，他们给社会存在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列宁写道：“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32]

从列宁著作中援引上述这段话之后，奥伊泽尔曼称列宁的逻辑是荒谬的，“没有深入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思维中”[33]。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批评者”顽固地不顾及列宁论据的本质：当然，人们所有的个人行为不论怎样都是自觉的和有动机的，但是社会存在的客观逻辑任何时候都不会被社会意识完全把握。批评家完全忽视了物质实在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奥伊泽尔曼实质上完全无视列宁的所有论证，这就是他的“科学作风”。更有甚者，书的作者实质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当然了，我们在奥伊泽尔曼的书中发现了一些来自《资本论》的引文（哪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不引用这部著作呢！）。但是奥伊泽尔曼完全忽视了列宁已经很好地发现了的《资本论》的基本哲学意义。马克思在自己的天才著作《资本论》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活动、被理解为对社会生活的生产的生产，即生产本身、交换和分配，它们的实现与其物质本性相一致，遵照自己的客观规律，处在与内容由物质性的经济存在所规定的意识、人的经验和科学的经常性联系之中。所以列宁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不再是假说。在我们所考察的奥伊泽尔曼这本书里，所有这些都“没有被注意到”。尤其完完全全被忽视的，是社会意识的内容最终由社会存在所决定这一原理。市场存在不是因为人们脑海中出现了关于市场的想法，相反，关于市场的想法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思想相应的客观的经济前提。

在完成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来自内部的自我批评”的一章时，我们还要从奥伊泽尔曼这本书的立场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另外的两个“严重错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主要的生产力，在指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这些无可争议的原理”之后，奥伊泽尔曼断言，这些原理 “完全退到次要席位，被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工艺决定论观点所遮盖、所逼退……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主张，社会发展的水平由技术进步水平决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4]。但是，无须特别费力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裸的断章取义：不论在这段引文中，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马克思都根本没有说过技术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拘泥于字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使奥伊泽尔曼的批评不可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技术、劳动资料、劳动工具的论述的真正意义。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是，劳动工具是衡量劳动力发展的尺度，是劳动借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标志（《资本论》）。不论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是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任何与此不同的说法。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过程观点的批评，与上面完全一样，也是从拘泥于字句和庸俗化的立场出发的。奥伊泽尔曼承认马克思主义对立于历史宿命论及唯意志论，建立了“崭新的对社会现象的决定过程的理解，即崭新的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35]，同时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实质上降低了偶然性的作用。为确证这一论断，批评家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在研究历史过程时，任务在于为了“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36]。“……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 [37]。按照批评家的意见，对于经典作家而言，偶然性只是某种虚假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但是经典作家上面的话（以及其他许多话）的实际意义在于指出，如同其非常清楚地显现的，被确定为虚假的东西的不是一切偶然性，而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历史过程基本阶段的连续性的偶然性。

从奥伊泽尔曼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接受把必然性解释为由偶然性积累而成的观点。但是不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没有这样简化的解释，因为他们把偶然看作表现和补充必然的形式。以他们的观点，必然仅仅通过大量的偶然而存在，然而必然是支配性的、决定性的。所以主张历史过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既是黑格尔，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我们考察了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他的评价，这些原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容。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用来评价社会主义理论和按他的意见已经遭到彻底失败的社会主义建设，用来思索如果没有十月革命该多好，用来（相当粗暴地）评价列宁的活动等。对于这些观点的分析并非本文的任务，因为这需要篇幅不小于这部被评论作品的文章。我们分析了奥伊泽尔曼著作中与一般哲学及社会哲学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部分。然而我们认为，对奥伊泽尔曼作品主要部分的理论的、方法论的、智力的水准，有利于理解它的其他部分。最后我们将讲到院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评价。

在阅读该书时很快会感觉到，作者整个思维过程从属于某些有成见的思想、某些“超级使命”，抑或说从属于作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观点，驱赶到某种“来自内部的自我批评”感到方便的纲要之下所要顽固地达到的目的。其实作者已经在引言中，在开始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说出了这个目的。整体上看，院士的立场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19世纪杰出的社会理论（与黑格尔的天才猜想不同），它适应于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包含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和乌托邦主义。它所得到的“在苏联时期最夸大的表现”，造成“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下降”[38]，“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科学理论的非批判态度”[39]。历史驳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的必然”[40]的信念，“根本否定私有制”是乌托邦式空想。[41]

奥伊泽尔曼把作为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相适应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主义”，首先与以下三点联系起来：提出工人阶级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否定未来的市场经济和从根本上否定私有财产。

奥伊泽尔曼断言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有跟在它后面的教条化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注意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即：还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在20世纪已经完全成为“具有人的面孔的资本主义”。所以，所有对资本主义及其未来的评价，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和实践都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的，并必然地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院士感到惋惜的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主要是因为列宁的活动，产生了“吓唬人的修正主义符咒”，它使人们不可能理解伯恩施坦在1899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警告。他认为，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正确地指出，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工人阶级绝对（即不断增加的）贫困化规律显然不适用于19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国家”[42]。然而这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的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知之甚少。当然，存在着不少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对待上述问题所持态度的教条主义者。据我们的观察，荒诞地批判自己虚构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属于他们之列。我们不想沉浸于细节，将提醒人们记住如下事实。马克思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它的一个方面就是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他在《资本论》中预言，这一规律将在未来有所改变。第一个发现19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改变的不是伯恩施坦，而是恩格斯，他在1891年的著作《1891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爱尔福特纲领》）中要求从纲领中除去“无产阶级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的条款。恩格斯写道：“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43]我们因而有理由发现，如果说我们从这部著作的评论中通过被关注的问题而得知了新东西的话，除去**裸的谎言，就还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实际历史和内容不甚了解的情况。

在1960～1970年间的苏联理论著作中确认了这样的状况，即当代资本主义中绝对贫困化周期性地出现，而相对贫困化——不断地出现。这一状况在一次党代会上被记录下来。对于理解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思想有助于理解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和规律性。随着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信息化社会——其定义形形色色）的过渡，随着其利润最大化趋势的急剧加强、苏联崩溃、由无能的（据А.索尔仁尼琴的定义）改革造成的俄罗斯经济衰败，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劳动者物质福利绝对恶化规律产生作用的大量实例。正如后工业化的主要理论家之一，М.卡斯捷尔斯所注意到的，“公共福利”社会落后了。说到从来没有停止作用的相对贫困化规律，则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阶段获得了新的特征。像卡斯捷尔斯指出的那样，上个一千年的结束是以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强烈加剧”为特征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在全球化经济形成过程中具有崭新的历史形式。与把全球化经济作为包含整个世界的整体的经济体系这一广为传播的观念相对立，卡斯捷尔斯指出，全球化经济并不是整体的世界经济。这是“能在现实时代制度下以全球规模的统一体系来进行工作的经济”。事情的实质是，这是一种少数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其最重要的机制，是从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把整个社会阶层甚至区域排除出去的机制，卡斯捷尔斯把非洲列入被排除的区域之中。因此，绝对和相对贫困化规律在全球化时代，变成最重要的全球化经济规律之一。真的，当今世界正在按马克思所说的运动和发展着！但是在奥伊泽尔曼的书中，除去因“具有人的面貌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狂喜，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过错，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无视明显的根据不足”，否定了市场关系、商品—货币关系及私有财产在未来社会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要性。[44]论据呢？我们没有发现书中任何支持市场和私有财产永恒性的重大理论依据。大体上是 “生活表明根据不足” 这样一类的说法，是随意或肤浅地解释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著作的引文。例如，奥伊泽尔曼援引了Дж.К.加尔布雷思的著作，加尔布雷思指出，20世纪70年代美国“计划体系”在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45]，这被奥伊泽尔曼解释为商品—货币关系的生命力和顺利发展的证据。但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没有证据表明加尔布雷思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译注）、经济学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的观点，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院士算在他头上的，完全相反。加尔布雷思认为，经济的发展坚定不移地导致计划关系代替市场关系，据他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这存在于多半是小公司和独立企业的级别上。加尔布雷思早已精确地表述了这个意见：“技术发展，及同它相适应的时间与资本应用的特征，导致应该事先确定消费者的需求——提前数月乃至数年……随着生产过程持续时间的延长，依赖于消费需求无控制变动的资本需求，对于公司而言变得更加有风险，且生产工艺愈加复杂，风险就越大……应该把计划安置在市场的位置上。”[46]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奥伊泽尔曼没有注意到，根据加尔布雷思的观点，计划合乎规律地代替市场必然导致不再是意识形态争论对象的“新社会主义”产生。加尔布雷思写道：“新社会主义不允许任何可接受的不同选择，逃避它只有付出严重不便、巨大社会动乱的代价，而有时是对健康和富裕有致命损害的代价。新社会主义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它是客观情况的产物。”应该指出，关于在拒绝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对健康和富裕的致命损害”的表述，显然具有先见之明。然而，我们在院士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在我国拒绝社会主义导致的结果的内容。他被据他说是“具有人的面孔”的与社会主义不同的资本主义迷住了。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完全不是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奥伊泽尔曼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生产出现的条件和原因、它的本质和演化以及未来的商品生产。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的发现被认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发现。按照我们的意见，在当今时期，即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马克思的另一个发现上升到首要位置，与它相关联的是商品经济所面临的未来的问题，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崭新的、非商品经济产生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当使用价值与“抽象劳动”的份额，换言之——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成比例、相协调的时候，出现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的广泛前提，是最重要的劳动分工——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商品生产的直接前提是（一般的、特殊的以及个别的）劳动分工，把直接生产者、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区分开，即把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开。马克思在经济科学中的关键发现之一，是抽象劳动概念，也就是“一般劳动”的这样一个部分，它被“抽象化”、异化，变成相对独立的决定商品生产的本质、进程和前景的经济因素（形成资本的因素）。

劳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据马克思的观点，它经历了手工、机器和自动化设备劳动阶段。价值现象，这一商品“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手工劳动的最高形式相关，它的发达形态则与机器劳动相关联。价值是体力劳动、物质劳动的结晶。这种体力劳动中，无疑伴随有脑力劳动的参与，但是价值，是在自己的一种历史形式——体力劳动——中被物化了的物质劳动。

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的高级形式——资本主义经济，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由每个社会中有限的体力劳动储备所规定。这给予了马克思得出下述结论的全部根据，即资本主义社会靠侵占他人的劳动是不可能继续发展的。

马克思第一个指出，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出现，科学开始变为“直接生产力”。这一发现成为后工业社会理论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它和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其作用急剧增加有关。马克思认为，随着与大规模工业、劳动自动化相关的劳动的复杂性的增长，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因而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资本主义把一个“正在进行着的矛盾”带向终点，这个矛盾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力图把工作时间压缩到最小，另一方面，把工作时间作为唯一尺度和财富源泉。[47]发现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实物财富和价值财富之间的协调、适应必然崩溃，发现商品生产的、价值关系的基础的被摧毁和趋于消亡，是对后工业时代具有关键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发现。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新历史形式，他把它称为一般的，抑或科学的劳动。马克思把这一概念收入《资本论》第三卷，而对一般劳动的更详尽的评述，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遗憾的是，在我国经济和哲学科学中，科学劳动被解释成科学上的劳动、脑力劳动，而生产发展总方向、社会进步被解释为劳动的非物质化和（虽然通常回避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的非物质化。这一思想——公开地或非公开地——在“改革”期间成为“批驳”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一般的、科学的劳动并非脑力劳动，而是物质劳动，科学化了的物质劳动，在其中起作用的不是人类直接的、显然有限的体力，而是人的一般的类力量，人的无限的创造能力。一般劳动概念依据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把人视为最高形式的物质、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物、“自然界的皇冠”、以概括和简约的形式具有世界的无限内容并因此拥有全面力量的小宇宙。自然，普遍劳动概念没有被马克思彻底完成，因为19世纪生产的实际状况仅仅显现出了导致产生崭新劳动形式的最一般的趋向。在我们看来，被一些人解释成后资本主义社会、被另一些人解释成社会主义社会、再被一些人解释成晚期的社会化了的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以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看，资本主义的社会化迄今还是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其内部深处正在发生价值关系的、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的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的巨大的结构变化的社会，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吃惊的事实。以我们的视角看，这个过程是完全依据现象学，根据其外在表现，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中被发现的。这一理论不能揭露后工业社会的实际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趋势。因而，如果提及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趋势，那就必须承认当今世界在严格按照马克思的话变化着、发展着。

同时，很明显，马克思天才地预言到的价值规律退化的过程意味着，形成着的新型经济已经不可能完全是《资本论》中所描绘的那样，意味着必须建立经济学的新的劳动理论。我们提出一个新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式”哲学观点，其中心概念是劳动的非商品价值。这一观点被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最基本的经济思想，以及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以我们的观点看，从马克思开始的路线并不会把人们引向奥伊泽尔曼的这本书，这条路线把它撂在一旁。当然，奥伊泽尔曼的书还是有某种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它使人们以特殊的方式，理解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些特点，理解苏联时期和“改革”时期科学知识分子的不同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然而，这些特点与态度的含义与奥伊泽尔曼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李梦阳 樊乐 王烨萌 胡树伟 祁春娜 译）

[1] 选自《人类前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奥木斯克，2004。该书为200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同名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2] M.卡斯特：《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485页，莫斯科，2000。

[3] Т.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6页，莫斯科，2003。

[4] 同上书，168页。

[5] 同上书，13页。

[6] 同上书，13页。

[7] 同上书，530页。

[8] 同上书，56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05页，莫斯科，2003。

[11] 同上书，108页。

[12] 同上书，169页。

[13]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36页，莫斯科，2003。

[14] 同上书，133页。

[15] 《列宁全集》第18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 同上书，148页。

[17] 《列宁全集》第18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8]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68页，莫斯科，2003。

[19] 同上书，121页。

[20]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23页，莫斯科，2003。

[21]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21页，莫斯科，2003。

[22] 同上书，138页。

[23] 同上书，10页。

[24]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40页，莫斯科，2003。

[25] 同上书，141页。

[26] 同上书，156页。

[27]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70页，莫斯科，2003。

[28] 同上书，171页。

[29] 同上书，171页。

[30]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98页，莫斯科，2003。

[31] 同上书，191页。

[32] 《列宁全集》第18卷，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3]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200页，莫斯科，2003。

[34]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79页，莫斯科，2003。

[35] 同上书，17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8]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0页，莫斯科，2003。

[39] 同上书，11页。

[40] 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46页，莫斯科，2003。

[41] 同上书，24页。

[42] 同上书，8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4] 参见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6页，莫斯科，2003。

[45] 参见Дж.К.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莫斯科，1976。

[46] Дж.К.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59页，莫斯科，1969。

[4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