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作为最伟大的学者和最伟大的革命家而被载入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史册的。他不仅在实践上是革命家，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革命家。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都留下了他明显的痕迹。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涉及唯物史观，或者叫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之前，有不少著名的思想家研究过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问题。只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们是：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和其他杰出的哲学家。虽然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在相同的历史领域内从事研究工作，实际上运用的是相同的范畴。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产生了关于社会及其职能机制深刻的、有时是天才的思想，但是还没有关于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构成物的严谨和系统化的学说。甚至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宣布自己是其学生的伟大的黑格尔，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也许，历史哲学讲演录导言除外）提出的思想也没有多大意思，内容也不太丰富。一切哲学史学说的主要缺点是它们的思辨性和唯心主义特征。

当然，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在他之前所创立的有关社会的一切理论，这一点在他早期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例如，他在1842年写的几篇论文中已经有了路德、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康德、格劳秀斯、伏尔泰、赫尔德、奥古斯丁、蒙田和许多其他思想家的名字。1843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自己导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同时为自己的学说奠定了基础。他准备同以前的一切历史哲学实行认识论的断裂。[2]这种断裂的实质是，为了分析作为完整社会有机体的社会，马克思没有满足于以前的哲学理论范畴。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合写的、1845年发表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仍运用了以前的概念和范畴。但是在1845～1846年间写的、1932年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显露出认识论的断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这篇著作中已经有了在以前的历史哲学学说中没有的哲学范畴：“生产方式”、“生产力”、“统治阶级的思想”、“物质力量”、“精神力量”、“社会制度”。但是在这里用的是“交往形式”的术语，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范畴，也没有“社会经济形态”范畴，取而代之的是术语“所有制形式”。在《哲学的贫困》中出现的范畴是：“社会关系”、“社会生产”、“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作为整体的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构成唯物史观骨架的所有范畴进行了经典的表述。除了上面列出的范畴之外，还加上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形态”、“人类社会前史”等范畴。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新的范畴，同其他所有的范畴一样，它们担负着巨大的理论和意义的负载。

而马克思为什么要制订新的范畴呢？要知道，他不仅严厉地批判了其前辈们的逻辑图式和思辨的论断，而且严厉地批判了其同时代人的逻辑图式和思辨的论断。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对蒲鲁东提出的人为的范畴和原则的批判。“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4]马克思创立了关于社会的新的即唯物主义的学说，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些范畴，它们能忠实地反映历史过程的现实，同时成为认识这一过程的工具。可以换个说法：马克思不仅制订了新的范畴，而且“开创了”新领域，即分析作为完整构成物的社会。这个新领域就是社会现实本身。“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5]这里不需要关于社会的抽象论断，而需要研究人的现实活动，他们存在的物质条件。人们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生产他们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后者是社会的基础。因此，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应该被看作是第一个历史行为。物质生产，即生产物质价值（住所、食品、衣服等）是任何历史、任何社会的基本条件，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在生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生活、物质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其他一切活动形式——政治活动形式、社会活动形式、精神活动形式等。观念，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都是他们物质生活的升华物。道德、宗教、哲学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反映着社会的物质生活。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必须生产物质财富，但是被满足的需要又引起新的需要，因为新的生产产生新的需要。而满足新的需要要求生产新的消费品。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马克思就这样制订了需要增长的规律。

每日都在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其他人，即开始增殖。因而马克思把社会现实分成三个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新需要的产生和人的生产。

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概括为：第一，这种历史观是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为出发点，必须研究生产的实际过程，以及人们之间实际形成的关系。第二，这种历史观说明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宗教、哲学、道德、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如何被物质生产决定的。第三，这种历史观始终以现实历史为根据，不是根据思想解释实践，而是根据物质生活解释思想的东西。第四，这种历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水平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关系。新一代人在利用生产力以及所得到的以前的资本，同时也在创造新的价值和新的生产力。第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马克思在世时，人们对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马克思本人对这些解释并不满意。19世纪末，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哲学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时，许多研究者开始指责马克思，似乎说是他把世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简化为经济因素，并且把由各种各样的现象、因素和事件构成的整个历史过程简化了。

莱比锡大学的巴尔特教授是早期批评马克思的人之一，恩格斯熟悉他的著作。巴尔特写道，马克思曾受过黑格尔哲学的教育，因此他认为，一切不能从统一的原则中得出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马克思本人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这样的原则，似乎社会生活的其他所有领域都可以从经济学中引申出来。巴尔特继续写道，马克思使这些领域失去了独立性，使它们完全服从于经济因素。实际上，法律、意识形态、政治等在历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进程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关于意识形态对国民经济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句话都没说。反作用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也不可能不显示出来，因为国民经济方面的积极工作者，也就是人同时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体现者，而思想指导着他的行动。”[7]

恩格斯以其在19世纪90年代的一些著名书信对许多批评意见作了回答。在书信中他解释了唯物史观，并强调指出，各种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8]。 恩格斯以国家、哲学、法律等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他写道，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有三种形式：第一，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那时经济结构的发展会更快。第二，国家可以抑制经济的发展。第三，国家可以在某些方面阻碍经济或在另一些方面推动经济。也会有这样一些情况，战争期间，战胜国毁灭着战败国发达的经济。

虽然恩格斯对非经济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许多解释，但是直到今天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当今的条件下，经济因素决定着历史过程的整个进程，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这一点是如此清楚，否定唯物史观是荒谬的。那么为什么唯物史观的反对者要否定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呢？第一，因为从唯物史观中得出了关于人类社会是呈上升趋势发展的结论，也就是关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失的必然性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者，所关注的是保留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否定似乎是不可能否定的东西。第二，历史上有时候有这样的时刻，即某些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开始起到主要作用。譬如说，政治往往对某些社会过程有决定性的影响。

尤里·恺撒使高卢全境服从罗马。关于这次征服的意义，19世纪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蒙森这样写道：“在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中，征服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恺撒击退了半野蛮的各日耳曼部族的迁移，使这种迁移延迟了近500年。迁移在5世纪完成。他以此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广大群众中的传播，主要是巩固提供了时间，因此各新民族已经洗不掉这种文化，相反，他们自己接受并掌握了这种文化。要是没有恺撒的事业，我们现代的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就会隔绝，古典文化的辉煌成果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和遥远的，如同印度和巴比伦文化那样陌生和遥远，而且欧洲文明，欧洲各民族全部理智的发展也将会是非常缓慢的，在内容上是贫乏的，在形式上是单一的。欧洲所有民族在科学和艺术方面上千年的努力不会获得在牢固和辉煌的基础上所结的美丽果实，这样的基础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9]但是要知道，征服无非就是政治的表现。因而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不是经济，而是恺撒的政治决定了高卢的发展，以致决定了整个西欧后来的发展。

但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为了揭示那些不但与政治有关，而且还与其他非经济因素有关的实际过程，我认为，必须要使用这样一些概念：“变化”和“恒定”、“决定”和“主因”。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结构的整体。可以把它分成四个大的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这四个领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又拥有一定的自治，有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它们在下面的意义上是恒定的，即在人类整个历史过程中，它们发挥相同的功能。譬如说，从经济的角度说，这个功能就是生产物质价值，这些物质价值是人们原初的需要形式。但是同时，物质价值是变化的，因为它们在结构上是经常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如现代的经济和古希腊的经济是根本不相同的。

在有结构的整体里，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功能。就对历史主体，即对人的重要性来说，各领域是不相同的。比如，为了让社会像社会物质那样发挥功能，最为必要的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换句话说，需要经常不断地生产物质价值，建设住所、各种工厂，生产食物、衣服等。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在研究了这个过程后，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完全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换言之，经济因素归根结底是历史过程的决定者。

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绝不意味着，从产生的角度讲经济领域先于一切其他领域。当然，这将是荒谬的论断。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统一的，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会先于另一个领域。

经济归根结底决定着整个历史过程，但是在历史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其他领域可以是主因，即可以起主导作用。例如恺撒征服高卢时，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因此，凡是在分析时不超出政治领域的人都会认为，正是政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把决定和主因弄混了。他们没有看到现象后面的本质。为什么恺撒能够征服高卢？因为他的军队有最好的装备。而为什么有最好的装备？因为罗马在经济上优越于高卢。我们再来看蒙森的话：“克尔特人正处在氏族生活方式占优势的发展阶段，即氏族以特殊的村镇为重。在克尔特人那里，受某些公爵管理的部落、氏族是政治单位。城市仅仅是得到巩固的商业点，政治部门还没有成立。”[10]正像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在德国资本主义关系形成过程中，新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处在相互作用之中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相互影响，因而也影响整个历史发展。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社会意识、国家、意识形态、艺术、政治机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都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己发展的逻辑。如回顾哲学的历史就能证明，哲学的发展不一定与某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相一致。在艺术领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马克思写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

因此，形象地说，社会就是建立在一个基座上的多层建筑物。各楼层是非经济因素。它们是变化的，在历史的某些断面上发挥主导作用。基座就是经济学，它是决定者。从内在方面说，它是变化的，但是对于历史来说它是恒定的。主因和决定都处在辩证统一中。

在现时代，为了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进行分析，人文科学的许多代表在寻找新的范式。在这方面，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占据了首要地位。“……后现代主义的范式首先占领了现代文艺学的主要位置，然后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人文知识的一切领域，对历史编纂学的‘神圣外壳’提出了怀疑：第一，关于历史现实概念本身，以及历史学家本身的自我认同、职业主权（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看来是不能打破的界限）；第二，文献资料可靠性的标准（消除了事实和杜撰之间的界限）；第三，对历史认识的可能性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12]

西方的许多研究者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社会科学正在经受的严重危机联系起来。法国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多斯（Ф.Досс）写道，20世纪的欧洲失掉了它昔日的魅力，不再是其他世界的楷模。19世纪，接受了启蒙运动思想的社会科学在普遍乐观和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氛围中繁盛起来。但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人们对稳定和幸福的希望。此外，在20世纪，既没有解决社会平等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过去不可能被当作是向更完善的社会过渡的过渡阶段。理性失去了它往日在认识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的作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概念不可能分开。因此必须扩展现在的概念，使过去现代化，对历史性也需要新形式的态度，在这里，现在不是被思考成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思考成过去在谱系学意义上可能的再循环领域。未来正在消失，而静止的现在再也离不开过去。

后现代主义者们“消除了”过去，也就消除了历史意识。但是他们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对颂扬唯理论，并赋予理性以极其重要意义的启蒙运动的哲学进行了猛烈批评。他们开始破坏理性，声称他们对过去几个世纪宣传历史乐观主义的西方唯理论已经失望。理性现在不是被思考成对各种结构的反映，而是各种结构的连续的和不连续的影像。所以，可以说理性成了不需要的。对理性的失望引起了虚无主义和对借助理性认识和改善人们生活的可能性的否定。

后现代主义者们对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进行了修正。实际上他们扮演的角色是维护技术统治的社会，维护新的经理人，这些经理人只承认职业化和反对以纯粹的人道态度对待人。

唯物史观是不是失去了它的范式意义？我坚信，没有。马克思创立的范畴能够可靠地反映现代客观现实和现代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已经发生了内在变化，但是就自己的功能而言是不变的。事实上，难道物质财富的生产不再是社会的主要任务了吗？不是，当然不是。因此，“社会生产”、“生产关系”范畴，总之，与经济因素有关系的一切范畴丝毫没有失掉其范式的功能。围绕社会经济形态的范畴有许多争论。一些研究者断定，这个范畴过时了，因为它好像没有反映当前的现实，所以在社会科学方面不能起到任何启发性的作用。在这方面，他们过分抬高分析历史过程的文明论立场。有时甚至没弄清楚，形态论立场和文明论立场相互并不抵触。相反，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但是，它们涉及的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方面。

文明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指出，从时间上看，文明的起源与阶级社会的形成，与从采集经济和狩猎向生产经济过渡是同时发生的。与许多研究者的论断相反，文明不可能在氏族制度基础上产生，那时人完全与氏族或部落联系在一起，没有把自己从其中分离出来。那时氏族部落关系对于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那时人不能（也不知道如何）超出它们的范围。原始社会的人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狩猎，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联系本身是极其有限的。

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增长，而且标志着血亲联系被打破和现实社会联系的开始。因此，应该把文明理解为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社会联系相对于自然联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在其本身基础上得到发展和发挥功能。文明的基础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处在统一中的社会财富。此外，文明的产生必须有定居生活和文字。正因为有了文字，精神价值得以传递，对本身存在和周围现实存在进行思考的人的智力开始得到发展。文明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质上全新的阶段。

分析历史过程的文明论立场要求在静止的状态中考察社会，研究民族的传统、习惯、文化、思维方式，种族的行为举止准则，它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宗教选择等。

至于说到形态论立场，它是把社会放到动态中进行研究，揭示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及它的发展和运行的规律。这个立场同样要考察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而且，社会经济形态的核心是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之中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但同时这也是在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上的社会。形态论立场涉及的是历史逻辑，展示这个逻辑的统一和多样性。所以，今天正是形态论立场才能揭示出现时代的本质，对社会现实的复杂的和各种各样的过程进行分析。无论是文明论的立场，还是其他方式和方法，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进行分析，都找不到现代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质的特征，各民族和各国家的另外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这样，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是一次科学革命，这次革命至今对社会科学还有决定性影响。唯物史观在社会认识中发挥范式的作用，因为它真实地反映社会的规律和运行机制，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成为社会认识中的这种范式。

（李玉彩 译 张百春 校）

[1] 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

[2] “认识论的断裂（coupuer epistemologipue）”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J﹒阿尔都塞曾使用过的术语。他是从巴歇拉尔那里借用过来的。巴歇拉尔用“la rupture”（断裂、变革、脱离关系等）术语代替“la coupuer”（分离、割裂等）。阿尔都塞写道，他使用“la coupuer”一词，是为了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和其先辈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 巴尔特：《历史哲学是社会学》，291页，圣彼得堡，190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9] 蒙森：《罗马史》，218页，圣彼得堡，1993。

[10] 蒙森：《罗马史》，212页，圣彼得堡，199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60～7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 列宾：《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新文化与精神历史的前景》，俄文版，26页，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