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屡次出现对下述论断的怀疑，即马克思是个社会哲学家，有自己的获得展开观念，这在哲学知识这个领域里实现了真正变革。如果这些怀疑是合理的，那么今天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谈论作为社会哲学家的马克思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完全属于19世纪，并已随19世纪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都会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在未实现）形态的过渡作为最具“标志性的”论据。
很难直接否定这个有力的论据。但是，通常人们把这个论据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其他说法人为地割裂开了，无疑，这些说法构成了马克思完整的社会哲学观念。因此，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就从科学理论层面转向了意识形态层面，常常也转向具体的政治层面。
马克思还勾勒出了对待理解社会哲学与关于社会的全部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一般立场。社会哲学知识不仅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角度，而且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为社会学问题的视域范围及其对象范围设定了界限。同时，社会哲学构造自身也以某些价值前提为基础，或准确些说，把它们有机地包含在自身之中。人的生活和活动以及他在世界上的使命都在这些前提中获得确立。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必须解放劳动的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而通过这种解放，把每个人从剥削、压迫、统治和强制下解放出来，从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异化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他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和有创造能力的人。马克思特别关注要消除摧残人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宣布“肯定的人道主义”原则为自己存在的最高目的。
换言之，马克思力求为一定类型的社会实践提供社会哲学的论证。马克思认为，没有获得人类存在的非常具体的（由实践类型引起和发展起来的）条件和发展前景这样的哲学方针，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关于社会的科学。马克思赞同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并认为，这种统一意味着社会实践的每一步（无论在对自然界的物质改造作用方面，还是在社会关系改变方面）都应该与人类存在的条件和发展前景一致。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构成为一定实践类型“服务”的完整机制。
马克思的解放方案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发展的观念。所以，在马克思的社会哲学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针对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形态阶段制订相应的哲学观点，主要的是针对向新型实践过渡，与旧的实践形式脱离的客观必然性制订相应的哲学观念。
19世纪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证实了自己的进步性、自己的存在的权利和自己的富有成效性，其手段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哲学，建立和发展关于社会的各种社会科学，这些社会科学是建立在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上的。对此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及其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说。在这些价值目标里形成了关于人及其生活意义的完全确定的观念。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宣言，其中提到人有下列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公民的每个政治联盟都应该保护的正是这些权利。因为这些权利被认为是自然界本身赋予人的，所以是不变的。这样就可以理解，由于什么原因在这个社会哲学观念中把与社会运行有关的问题提到了首位。虽然在这里探讨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种见解，但是按其内容来说，这个说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完全对立。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对待理解19世纪欧洲文明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科学的对象、目的和任务的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立场，这些社会科学拥有根本不一致的社会哲学基础。当然，不能把它们分散在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内彼此完全孤立的各个角落。它们有许多交叉点，甚至在研究当时社会运行机制方面，它们在提出和解决某些问题时也有许多共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观念和自由主义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念在逻辑上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在现实当中，它们中的一个在当时和现在的社会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并且不只是占主导地位。自由主义实证的社会科学观念利用一切可及的手段为西方文明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实践类型服务，肯定它，这种实践的出发点至今也没有变化。
所宣布的自由主义的自由在生活中的实施过程，在19世纪初就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想中引起了对刚刚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公正性的深刻怀疑。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类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在当时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首先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情况促使马克思研究制订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念，在这里，他特别关注对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的证明。在当时看来，这个思想具有真正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原来，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不是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不是人的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其中逐渐实现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不是就历史表现而言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不会引起怀疑的社会。
不过，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巨大进步作用，没有否定私有制、商品生产、货币、竞争和民族国家。马克思讲了克服、消除它们，讲了要在资本主义物质经济成就、政治成就、社会成就和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全新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制度，确定实践的新形式。这种形式的基础是与自由主义文明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的生命意义和使命的另外一些观念。此外，当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他正是在把对人的社会解放（从广义上说）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讲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社会解放在他那里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平稳的、渐进的变化过程中，实践的新的社会形式不会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因为这种新社会形式的产生所需要的不是在体制内的小改进，而是社会发展目标的更替，即超出体制的范围。所以，只有从理论上与现存制度彻底脱离才能理解导致确立实践新形式的实际步骤。马克思从新的实践形式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批判的全面性，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念的全面性，就是由此而来。
马克思从三个方面为社会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进程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论证：通过从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通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唯物史观的自然科学基础），通过证明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时间限制，证明的手段是他发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
自由主义的实证思想经常对马克思讲的三个方面进行批判，试图推翻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观念。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波普尔就像同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疯狂地同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着斗争。波普尔维护的是什么？他维护的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形式，他非常严肃地关注的是，在历史上不允许再出现像马克思的方案那样的对立方案，希望马克思是关于未来的宏大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最后一个设计者。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根本不需要像马克思的乌托邦一样的哲学乌托邦，它只需要渐进的和阶段性的社会工程技术。
波普尔十分明确地论述了一般的方法论方针。“我们认为，确实不可能有任何历史规律……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个别事件和解释它们的原因。凡是对规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去研究概括性科学（例如社会学）。”[2]求助于社会学，把它当作是研究规律的科学，不同于历史学的科学，这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很突出的特征。
波普尔诋毁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正是由于黑格尔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波普尔不仅仅利用了纯哲学的论据。他写道：“我坚信，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为歪曲1789年的观念而建立的。”[3]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写道：“如果我们简略地看一看近几百年来欧洲历史的大致情况，就会更好地理解同黑格尔斗争的必要性。黑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黑格尔是为他服务的）的共同主张可以归结为，国家是一切，而个人是虚无，因为个人在一切方面都离不开国家。”[4]
波普尔根本不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的基础与自由主义国家的观念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他自己就是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拥护者。在这里，波普尔试图证明民族国家观念原本就是错误的，尽管并非如此。波普尔没有注意到，大西洋的文明和罗马—日耳曼的文明在社会文化经验上有巨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只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告消失。不能说一种哲学观念比另一种哲学观念具有更多的真理性。但相反可以说，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人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种神话，就像黑格尔把民族国家当作民族统一精神的体现者一样。马克思也不赞同黑格尔把国家解释成是自由主义的国家。马克思在历史主义的道路上，在自由主义和黑格尔的虚假的对立之外寻找答案。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拥有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他认为，马克思试图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测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可能成功的。波普尔把设计理想未来的乌托邦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全面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技术方法都加在马克思头上。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设计过未来，至于谈到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在马克思的观念基础上创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那么这需要专门来谈。
马克思证明，即使人们继续信奉欧洲人道主义的理想，不以任何借口放弃它们，那么它们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过程中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不应该在内部展开，而应该从外部展开，不应该从无条件地承认这个社会的立场出发，而应该从无条件地从理论上克服这个社会的立场出发。哲学思想的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及经济发展的趋势，为这样提出问题提供了所有的依据。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立的社会方案，应该指出如何形成向新型的社会实践形式过渡所必需的客观条件。
今天，即20世纪末，可以说，实际上克服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西方实践形式的客观条件并没有形成，而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工业资本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不可能形成。无疑，马克思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这些条件已有的准备程度。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念的空想的一面。显然，马克思没能超出西方文明发展的工业阶段的界限，尽管在他的个别主张上，尤其是关于科学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那些主张，他成功地实现了一系列就大胆性和洞察力而言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论突破。
为什么马克思指出的实际地使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方案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也包含重大矛盾，其中的原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一方面，马克思使无产阶级成了在历史舞台上确立新制度、新社会实践形式的主要的，而且是唯一的社会力量，但是并不清楚、首先在理论方面不清楚，当无产阶级还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主要从事体力和根本没有创造性的劳动，大多数人文化水平相当低的时候，它怎么能够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谁将在理论上充当它的大脑？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社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谁能够引领它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当然，抽象的回答是有的：第一，能发挥如此作用的将是一般的科学，首先是关于社会的社会科学的综合，因此将是那些能够把抽象的理论结论翻译成日常实践语言的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第二，是能够在主观上执著地献身于劳动者的社会解放事业的职业政治家。
但是，应该指出，在工业文明范围内，科学的成就，如果不是唯一地，也是主要地，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运用，在社会生产力的物的方面：机械技术、工艺、各种工厂劳动的组织等方面获得运用。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力的科学与从事劳动的人是对立的，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变成了为机器服务的一个物质工具。所以，把无产阶级与马克思的新社会观念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变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只有在以这个科学为基础建立了广大民众的求解放的意识形态之后才有可能。这种求解放的意识形态把改变工人劳动性质的问题当作意义不大的、以后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排挤到社会意识的边缘地带。
在工业资本主义范围内形成的，把劳动分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从客观上把科学和无产阶级分开了，科学在大众意识中受到怀疑。体力劳动者实际上的社会解放不可能在生产力性质改变之外和回避这个改变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尽管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传播各种各样解放劳动者的途径的幻想，把所愿望的当作实际实现了的。虽然如此，马克思提出的替代方案在理论和政治上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践形式是对立的，为改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物质状况起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工业实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增长所起的进步作用，同样也不能否定。
但是这种发展根本不能自动地使社会制度更加人道化，根本不能自动地在劳动者面前展开这样一个前景，即把体力劳动变成内容充实的、有创造性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渗透了一切领域的精神危机席卷西方工业文明，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明。由于许多历史的原因，在西方未曾有人作出过严肃尝试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对立方案。拥护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归根结底承认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践是唯一可能的实践形式，因此就否定了马克思社会哲学观念中主要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我国和原先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都曾试图在实践中实施马克思的使人获得解放的方案，但在这些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悲剧仍然是整个马克思学思想关注的中心。马克思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实施马克思方案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还没有成熟时，政治形势已经把方案问题提到了实际实施的层面。譬如，1917年俄罗斯的情况其实就是如此。那时所发生事件的后果在70年之后充分表现出来，制度垮台了。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发生，不仅是由于领导人所犯的无法挽回的错误和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条件不成熟的合乎规律的、虽然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马克思关于劳动者社会解放观念所需的那些条件。苏联意识形态对当局所提出的目的和任务无法实现加以掩饰这一巨大的作用就来源于此，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意识形态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有效性。正当这些条件由于大规模的、在物质生产领域引起革命性变革的科学技术革命而在世界和我国开始逐渐地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
然而，可以很肯定地说，即使实施马克思的对立方案的一切尝试都是不成功的，这些尝试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徒劳无益的。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该方案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对立方案的观念不仅仅属于过去。这个观念在今天也开始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知识视野中成为社会所需要的。
需要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学说，需要搞清楚他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的对立方案的本质、目的和任务。这种客观需要在近十年不断增长，今天已成为世界社会思想中科学理论斗争和思想政治斗争的中心。
20世纪下半叶，由于完成了巨大的工艺技术上的进步，西方文明转向了新的后工业发展阶段。社会的一切领域，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劳动者从一切形式的压迫、异化、不自由中摆脱出来的社会解放问题，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现在也没有变得更为现实，甚至是相反。
西方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问题，首先是当代的生态问题的急剧尖锐化，近年来助长了世界性生态灾难直接威胁的产生。业已形成的状况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确立的对待自然界的积极侵略的态度的结果，这种态度把自然界当作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简单手段，把社会变成完全是消费型社会的手段。而且，在这里，消费的高标准主要是靠占有自然财富和剥夺第三世界后殖民世界国家的人力资源获得的。然而，整个世界不可能遵循着西方文明所铺设的道路发展。这条道路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摆脱这种状况有两条途径。
第一，人口数量构成“金十亿”的西方世界，让所有的其他国家服从自己，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周围环境的干预范围方面对它们加以限制。对西方来说，在其拥有现代“高级”工艺技术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限制能够使其存在的一般条件保持不变，进而保持业已形成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占主导地位的财政精英和政治精英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严肃地认为，只有采用对工艺技术加以限制这种纯粹的技术方法才能解决全球问题，因为西方文明与以往一样是唯一合理地建构起来并有效发挥作用的文明。由此产生了对各种具体社会学科整个综合体的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基础的保留，产生了重新把哲学问题、历史问题排挤到社会意识边缘的企图，产生了把社会学说成是关于社会规律以及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唯一真正科学的说法，就有了最大限度地把具体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接近的企图。
第二，其他世界要求西方最大限度地限制需求的增长，重新审查这些需求的结构。出于这样的目的，各国首先是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们，提出并认真研究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观。这种文明将按照与西方消费型文明不同的另外一些规则建立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建立人们之间在社会中的关系。有时人们把这种观念叫做“生态社会主义”。当然，这里问题不在于名称。主要的是那些基础性的哲学原则，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就建立在它们之上，它们应该有助于理解具有统一目的的人类共同体与西方不同的新发展道路的丰富内容。这样，在当今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社会解放依赖于对当代全球问题的解决。在西方，人们也在谈论文明能够发展的新方案，但是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谈论是为了使舆论迷失方向，为了从思想上掩饰继续进行的以前的实践。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恐怕也不例外。在现代西方社会现有的目的和任务范围内，不可能正确地提出和实现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的新文明的观念。
西方社会现在的一件怪事是，由于科学和工艺技术的急剧发展，在物质生产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大多数雇佣劳动者都是从事服务业。消除学者和劳动者之间脱节现象的客观条件在社会上正在逐步形成。
问题不仅仅在于，在后工业主义时代科学将决定今后生产发展的方向，例如计算机的生产、电子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所表现的那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劳动活动不仅仅要以不断的探索和利用各种信息为前提，而且要以善于有创造性地、灵活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为前提。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就像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一样正在成为过去。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和劳动的联盟可能成为新的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同的文明的重要主体以及理念的体现者，现在它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
但是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可能不为实现科学和劳动的联盟提供机会，尽管有实现这种联盟的客观条件。西方社会今天具有了信息社会的全部特征。它不仅具有庞大而丰富的科学信息资源，而且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特别是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社会，进行严格的监督。人们经常讲西方的信息极权主义，这是有根据的。现在，人道主义观念被有意识地和有目的地破坏掉了，在20世纪悲惨事件的映衬下被认为是已经彻底完成自己的使命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不是意识形态的幽灵，只是下述事实的确证，即在社会中除了不断增长的物质消费没有别的目的和任务。把西方社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是统治阶层——银行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他们掌握着全部传媒手段。但是想全面操纵大众意识只有通过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现代的科学成果才有可能，因为今天的大众意识具有无所不在的特征。西方社会的科学，首先是社会科学已经与政权联合。因此，最好不要指望几乎完全站在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立场上的西方社会科学能够与它自己从中产生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发生冲突。
回到马克思——首先就是要回到人道的、公正的社会的理念，回到把人从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和异化中解放出来，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条件的理念，当然，同时要对现代各种全球问题的尖锐程度予以关注。但是，这些理念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是否具有紧迫性，它们是不是早已变成了幻想的理论和对人的折磨，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在具有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那里能够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拥护马克思的人和拥护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承认劳动者的社会解放是历史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抑制私有制的利己主义的各种表现——对待自然界，对待其他国家，对人本身的态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与西方的整个社会实践脱离，创立崭新的社会哲学理论，首先是新的历史哲学，创立对人类和人发展前景的新观点，因而也就是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和任务的新理解。无疑，马克思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方案将回到西方社会，但那已经是在新的理论形式下，并将迫使西方社会或迟或早地接受社会发展的新前景。
（李玉彩 译 张百春 校）
[1] 选自《卡尔·马克思与现代哲学》，莫斯科，1999。
[2]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305页，莫斯科，1992。
[3] 同上书，53页。
[4]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40页，莫斯科，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