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城乡之间发展的平衡性需要增强

中国区域间继续教育发展不平衡，受教育机会和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2010年全国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63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首次超过10%，充分显示了中国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显著成效，但是产业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状况很不平衡。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仅为7.56年，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在10年以下；以公共管理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人口人员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文化产业、信息服务、科学研究人均受教育年限均在12年以上，特别是教育、金融、科研技术等部门，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这既有学校教育基础尚待增强的问题，也与不同产业继续教育保障不力有一定关系。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培训投入偏少，组织或支持培训的能力弱，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岗位的持证上岗率低。

有关调查研究也显示，不同社会群体获得培训与继续教育的机会存在差距。继续教育机会在不同行业、职业之间不均等，低收入者、低学历者、低技能者的继续教育机会相对较少，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和高技能者获得的培训参与率高于低学历者（特别是文盲或半文盲）、低收入者、低技能者。如全国近4000万建筑工人中80%没有受过培训，除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上岗证书的仅占9%，而3000多万人没有上岗证书。在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0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0%，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7%。

（二）管理体制与激励机制建设需要加强

涉及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不少，但针对性不够强，约束力较弱，有些仅适用于本行业从业人员。很多规定由于可操作性差和缺乏配套政策而得不到落实，存在保障不力，执法不严，监督不够的现象；继续教育发展遇到体制性障碍，即全国和各个地区缺乏全局性统筹、协调机构及有效的推进机制；继续教育管理上存在部门分割、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浪费和低效现象。此外，中国尚未形成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继续教育运行机制。由于工学矛盾，培训时间等得不到保障，很多需要继续教育的从业人员由于忙于工作、难以离开岗位而无法参加继续教育。在激励机制方面，很多用人单位尚未真正落实把员工参加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成果作为业务考核评价与升职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人才使用和评价上，仍存在偏重学历忽视能力的倾向，员工通过继续教育获得的成果难以得到恰当评价。继续教育体制机制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强。

（三）质量保障和监管体系需要完善

中国的继续教育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继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和保障体系。由于质量保障和监管机制不健全，继续教育和培训机构在审批、评估或资质认证、办学条件和质量上差异很大，继续教育的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学历继续教育中存在着教学过程管理缺失，教学环节弱化、教学过程不完善、管理不规范、支持服务不到位、考试要求不严格等现象。一些继续教育机构随意安排课程，疏于对教学环节和过程的管理，学习评价也不能落实；一些继续教育机构招生不规范，教学点、文凭发放审核不严，转移、下放教学权，监察监管力度不够。非学历继续教育由于缺乏明确的质量标准和严格管理，质量更是参差不齐。

目前继续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滞后，对继续教育教师尚未有明确的资格和资历要求，对教师进行培训辅导的机构也很少。专业培训师匮乏，兼职教师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一些教师缺乏相应的资历、专业水平和教学经验。师资管理机制不完善，有的培训机构教师靠临时聘任，随意选聘、安排教师，影响了继续教育质量的保障。相对于正规学校教育而言，继续教育特别是非学历培训具有开放性、多样性、参与的广泛性以及产业性和市场化的特点，这给继续教育规范管理带来了难度。中国社会培训市场巨大，培训机构众多，市场竞争激烈，存在很多不规范行为，相当一部分继续教育机构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由此可见，监管和质量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四）投入保障与成本分担机制需要健全

近年各级财政对继续教育的投入虽有所加大，但发展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所需经费缺口很大，而且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继续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由于经费投入不足，中国农民的继续教育条件落后、设备器材陈旧、无法聘请合格教师。多数培训只是些简单的培训项目，或者培训项目流于形式。有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没有或无法落实企业职工培训经费，只能按企业工资总额1.5%的政策，能达到2002年国务院提出的达到2.5%要求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继续教育经费使用不尽合理，效益不高，公共教育培训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够。多渠道筹措经费、合理分担成本的机制都需要尽快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