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人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两次大转折。

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28岁，这28年的时间基本上算得是我求学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最值得讲述的是1941—1946年在西南联大念书的那一段。一年级我念的是经济系。时处抗日战争时期，我以为经济学必然是讲的经世济民之道，便在填写入学志愿时写上了经济系。不料经济系的一些课程尽是些什么会计、货币、银行之类，我当时年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以为经济学不过是“生意经”、“太庸俗”，便转入了社会系。可是社会系有一门课程的内容是老师带领我们同学去妓院搞调查，令我厌烦，我心想：“这算什么学术！”正好这一年，我选修了贺麟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贺先生讲课，从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他以“荷出污泥而不染”为例讲解辩证法，他的哲理分析为我从小就养成的清高思想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根据和说明。学了他的“哲学概论”之后，我以为，比起社会学、经济学来，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也更适合我的兴趣和性格，于是我又由社会系转入了哲学系。从此，我在学习和研究的大方向上就终生无悔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才智和兴趣的“自知之明”，往往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达到的。西南联大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我个人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为西南联大培养众多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值得我们借鉴。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我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特别爱听一些必修课以外的课程，我大约旁听了五六门，而有的必修课，则只是敷衍个及格而已。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本系一门什么必修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挤上前去探头望向窗里，原来是吴宓先生在讲“英诗”课，黑板上写满了“One（一）”和“Many（多）”，有点像魔术，顿时吸引住了我，足足站了五十分钟，本系的必修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离不开多。我以为西南联大便是一座“多中有一，一中有多”的学府。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中间的，保守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也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玄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阳光雨露之下沐浴成长起来的。

在一座高等学府里，学术应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答曰：“学术自由，如此而已。”惟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己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哲学人生的第一次大转折。为追求进步，我走出了先前所沉迷的“象牙之塔”。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里，是我哲学人生中的第二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虽然也写了不少哲学文章，但大多是一唱亿和之作，缺乏自我和个性，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那是我误入歧途的30年，乏善可述，我已在拙著《归途》一书中作了沉重的反思。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哲学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从1978年至今这第三个时代里，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回到了走向“自我的精神家园”的归途中，进入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代。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结束、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60岁的老人了。为了找回和补偿已失去的盛年，我只能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勤耕至今。

在我哲学人生中这最后约30年的时间里，我在会通中西文化与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具有我自己鲜明个性的哲学体系。我称之为“万有相通的哲学”或“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这是我近30年来在返回自己思想家园归途中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在我个人身上的体现。这在先前那种只准千篇一律、做“哲学工作者”，不能独立创新、心存“哲学家”之想的时代里，是不可想象的。

我人生中最后的这点成就，除首先应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外，还有两方面的“源头活水”：一是向老一辈的学者、我的老师辈学功底；二是向比我年轻的中青年学者学习他们的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活跃、考虑问题之深入。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我这一辈人的盛年时期，但因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成年累月搞批判，无暇做学问，所以我这一辈人的学术功底都远不如我们的老师辈如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金岳霖诸先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都是年近花甲之人，还要补老一辈人青年时期就已烂熟的功课，可悲亦可笑。有人责备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其实，这是时代使然，非我辈个人之过也。如果急功近利，不先在功底上下一翻苦功夫，作点补课的工作，便到处扯大旗、装门面，名声虽大，而实际上腹中空空，那就只能是个人和时代的悲哀。我始终牢记西南联大我的老师冯文潜教授的教导：做学问，首要的是打好基础，功底扎实，然后才能真正有创新。“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二者不可分离。没有“我注六经”的基础，就急于“六经注我”，那只能是空中楼阁。我在年近60岁以后，还经常做一些“死记硬背”的资料工作，写文章也特别重论据和引证，这与冯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人强调创新，反对“死记硬背”。我以为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对于从事文科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对于以思想史、哲学史为专业的学者来说，“死记硬背”也许是打基础、见功底所不可或缺的。“下死功夫”的“死”字似乎是一个贬词，但针对今日学风之浮躁而言，我倒是愿意公开提倡一个“死”字。

当然，打基础、有功底，还只是做学问的一个方面，做学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创新，所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也。我的老师如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大都是既有深厚功底又卓有创新的学者。但我们今天的学人，又不能死守住他们的观点、见解而不思前进，不越雷池一步。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化的发展，我们的思想也必须超越前人。在这方面，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更有优势。即使他们因年龄关系，死记硬背的东西一般说来不及老年人厚重，但他们那种开阔的视野和思想之活跃，则非老年人所能及。我念西南联大期间，和我同时选修金岳霖先生“知识论”课程的同班同学周礼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2008年逝世于美国），在听课时，有一两次竟打断金先生的讲演：“您刚才讲的互相矛盾，胡说！”金先生不以为忤，反而笑着回答说： “晤！晤！晤！让我再想想。”后来，周礼全成为金先生的得意门生，金先生收周礼全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金先生的风度何等感人！值得我们深思。我后来没有遇到过像碰撞金先生这样的学生，但我受西南联大学风的影响，我一直深信“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道理，认为为师者应有以弟子为师的胸怀。而且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学术得以进步的道路问题。我从小就有爱沉思默想、追问人生问题的习性，到了老年仍然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在思考，因而也爱翻阅中青年人写的文章，不时打开电脑，从“Google”、“百度”中搜索中青年作者的相关论文，从中找问题、找启发、找灵感。我的思路不限于在故纸堆中翻腾，而往往是被这些年轻人的文章打开的。学海无边，有的年轻人所讲的东西，几乎是我终身都未涉及的领域，这类文章往往更能帮助我进一步思考和解决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晚年的一点学术成绩，其“源头活水”的一个方面应归功于中青年学者。今天的中青年学者，有时间夯实学术功底，有条件求创新，真正的大师、大学者必将在他们中间脱颖而出。

[1]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