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规律性决定了社会发展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和一定的秩序性。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发现，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具有不可超越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7]。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道路，是人类总体历史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早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先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形成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出现更不可能先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出发点，所有民族在“人猿相揖别”之后，首先进入的都是原始社会。

确认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的不可超越性，并不是否定某一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逾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说，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轨道。纵览历史可以看出，西欧的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东欧的一些斯拉夫民族以及亚洲的蒙古族走着类似的道路；北美洲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但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北美洲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认为，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38]，大洋洲也走着类似的道路；而在非洲，有的民族从原始社会，有的从奴隶制，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39]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典型道路；（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道路的论述以及上述的历史事实足以表明：某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超越一定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跨越过，因而“跨越”本身是普遍存在的，具有重复性，是历史发展的常规现象。

某一民族之所以能够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跨越”本身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常规现象，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密切相关，又以几种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为前提。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具有不同步性，当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时，有的民族还停留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从而在空间上呈现出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的局面。同时，从原始社会起，民族之间就有了一定的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经历了一个从毗邻地区交往到地域**往，再到世界**往的发展过程。交往使不同的民族之间产生相关性，即进入到交往过程中的民族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当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进行交往时，就会产生三种“跨越”现象：

第一，落后的民族征服了较为先进的民族之后，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被征服民族较高的生产力水平，“重新形成一种社会结构”，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跨越某种社会形态。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就是如此。

第二，先进的民族征服了落后的民族之后，把自己较高的生产力、社会关系“导入”到落后的民族之中，从而促进落后的民族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而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此时，先进的民族“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第三，当一个民族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该民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先进民族的“历史启示”下，较为落后的民族能够有意识地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成果，并在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框架中选择和设计自己的发展形式，从而自觉地跨越某种社会形态。

马克思指出：“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0]交往及其产生的相关性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跨越”现象。尽管不同民族“跨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那么，在相关性的作用下，“跨越”现象就会不断发生，重复可见，成为历史发展的常规现象。

某些民族跨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顺序的否定。某一民族可以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它们历史运行的线路不可能是同人类历史总进程逆向的，相反，“跨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及其规律运行的方向是一致的，民族历史发展的“跨越”性是以人类历史总进程的不可跨越性为前提的，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规定着“跨越”的限度。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都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周围国家已经存在着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条件下实现的。没有罗马帝国的存在，日耳曼人就不可能跨越奴隶制而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发展，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跨越封建社会制或奴隶制直接从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马克思认为，某些民族跨越后达到的较为先进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它们之中“自然发生”的，而是“转移来的”、“带来的”、“导入的”。先进民族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及其“转移”或“导入”到落后民族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较为落后民族“跨越”的限度。

马克思在分析古代某些民族“跨越”现象时曾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41]这表明，“跨越”现象的产生与历史的一般规律并不矛盾，相反，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的体现。东方一些国家之所以缩短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或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归根到底，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它“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的总体生产力，并使之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个中国之命运”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中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走向。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种畸形状态。“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42]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

从世界历史看，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景象”。同时，十月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并启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中国的冲击、渗透、影响，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种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它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既产生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网。其中，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形式。确实如此，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介实现的。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就不会如此落后；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有其内在规律，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判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

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民族历史活动的选择性密切相关。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社会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胡克由此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43]。胡克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些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的途径；在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及其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但是，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规律性或决定性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历史选择的前提——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是人们历史选择的前提。问题在于，一定的“可能性空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可能性空间”的状况。人们在原始社会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社会，而标榜崇尚自由的西方社会曾“自由”地“选择”一个“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都走过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人们的历史选择是有既定前提并受历史规律制约的。

更重要的是，历史选择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进入到人类历史的先进行列，从而使社会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总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如前所述，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没有也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前者的产生正是后者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某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矛盾对东方社会冲突、影响和渗透的结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是一条正确理解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指导性线索。

[1]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3] 同上书，第165、16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19] 同上书，第6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22] 同上书，第276页。

[23] 同上书，第115—11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34] ［美］弗兰克：《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6] ［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39] 同上书，第1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43] ［美］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