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仅要从思维与存在、实践与认识的角度来考察思维，而且要从思维自己构成自己，从主体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思维，而现代思维更是散发着人类主体性的思维，是主体扩大自身对客体控制的思维。因此，有必要从主体活动的角度来考察知性思维向辩证思维的现代“复归”。

所谓主体就是“社会化了的人类”，“历史中行动的人”。从“主体”——“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是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主体范畴揭示的是人怎样通过“行动”使对象成为人化的对象，怎样按照人类的本性合理地调节、控制人与世界的关系。

从自组织理论看，主体是有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实施着自觉目的的社会化的“自组织系统”，他以自己的内在尺度改造物的尺度，转换、控制、调节着对象，使之成为自己占有的对象。但是，主体又与一般的自组织系统有着质的区别。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组织系统，主体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已经不是一般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我意识到的，因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已经不是一般的“合目的性”的行为过程，这种“合目的性”是意识到的，并且以此来控制主体的行为、意志、手段，已发展成为自觉的目的性；（3）不仅能对客体实施控制关系，而且这种控制关系本身成为自己的认识和研究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能控制这种控制关系，并自觉地合理地扩大这种控制关系；（4）所有这些关系不仅以社会的形式积淀下来，通过社会来达到，而且通过后天教育、训练的方式，使每个个体都能达到，换言之，这种种关系不再以生物遗传、个体经验积累的方式再现出来，而是把这种关系社会化了，置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社会发展的形式再现这些关系。因此，主体是社会化了的对客体改造和控制的系统，亦即“历史中行动的人”。

马克思一再强调，要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主体性原则也就是导源于实践活动的原则，它要求从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物和人的认识，换言之，对世界、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要转换到实践活动的角度，转换到主体对象性活动的视角上。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主体性原则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现实的人是主体，没有抽象的人。这就是说，要从对世界的改造、控制关系来考察人及其发展。人当然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其活动也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从这一方面看，人是受动的；但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我意识、反思能力，有自觉的能动性，能够把世界上一切事物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和改造对象，变成对自己来说的有用物，从而成为一个以控制对象而存在的自觉的有目的的“自组织系统”——主体。

第二，对象是被人这一主体占有的对象，没有抽象的对象。从主体占有对象的角度考察对象，也就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加以理解，从实践活动、人的客观和主观需要进行说明，并把它们看作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人是在实践中，通过对物的占有的对象性活动来把握事物的，并从内在尺度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的需要、愿望、美的追求、价值关系来占有对象。对象若“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或者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5]。

第三，认识、感性也必须从主体占有对象的对象性活动出发来加以考察。“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6]“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7]只有在对象性的主体活动中，才有被认识的自然界，才有与自然界不同的意识，才形成“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18]。因此，不存在抽象的意识。正如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一样，离开自然界和对自然界控制的主体对象性活动，认识、感性、意识、精神也统统只是一个“无”。

第四，不应离开个人的发展来抽象地谈论社会的发展、思维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社会的发展、主体及其思维的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条件和前提。

换言之，贯彻主体性原则就要从人的实践活动、主体的发展来考察主体和客体关系，不仅把自然界当作认识对象，而且当作改造对象，当作自己的“无机的身体”，把自己的需要、爱好、利益注入到自然界，使自然界成为对人生成的属人的自然界。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19]贯彻主体性原则，就要把主体全面占有对象的根本特点贯彻到一切领域中。

从主体性原则出发来理解思维，思维也就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20]对于现代思维本质的理解，正是立足于这一主体活动之上的。换言之，应从主体活动的三个层次来理解现代思维的发展。

第一个层次，主体对象性活动的层次，即在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中构成的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层次。在这一层次内，由于主体的活动，形成了相互对流的双向运动：

一方面，客体主体化。（1）客体转化为主体的思维。通过实践活动，客体被主体所认识，物的规律、特点转化为主体思维中的概念、公式、范畴、规则，内化为主体的感觉层次、思维层次、概念层次，成为主体进一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2）客体转化为主体的实际占有物。通过人的活动，客体被主体占有，自然界被人化，成为主体的延伸部分和主体的活动工具、手段，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形成“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3）人的活动方式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实践的“格”通过思维的“概括化”、“简缩化”、“言语化”，最后“内化”为主体思维中的“格”。

另一方面，主体客体化。（1）思维的客体化。主体的思维层次转化为客观的知识层次，即科学、精神文明的积累。（2）活动的客体化。主体的目的、要求转化为计划、方案、行为规则，并通过不断的信息—反馈的调节过程，保证合目的的行为过程顺序地进行。这时候，主体的思维成为实际操作的调节因素，形成有控制的行为，主体因此成为实践中的主体。（3）主体的精神、计划最终外化为客体存在。主体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实现对客体的改造，并把自己的目的、要求、愿望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注入到物质形态中，于是，物质成为人化的物质，即科学的物化、逻辑的物化、人的内在尺度的物化，对象世界因此成为属人的世界。

可见，人的思维成为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中介环节，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主客体相互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第二个层次，自我意识和反思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主体通过自我意识和反思的形式，把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对象化，也就是把实践过程、思维过程对象化，转化为认识对象。这样，第一个层次中的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活动过程，到了第二个层次又变成自我意识和反思的客体。第二个层次的产生是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对象性活动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层次的活动具有根本意义，因为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2]。同样，人的对象性活动成为自我意识的对象，人的思维成为反思的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人的对象性活动和人的思维才成为“自由的活动”。

一般来说，可以把自我意识和反思看作是主体自我批判的层次。只有经过这一层次，人对自身、自身的对象性活动、思维活动才有“客观的理解”，从而能够超越自己，实现“自由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人的意识又分化为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又二重化为建构性思维与反思性思维。

第三个层次，完备的主体性和完备的客体性层次。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上，思维才进入到完备性。此时，“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3]。人只有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完备地实现其内在尺度与外在的物的尺度的合理统一。这一过程并不是放弃主体性原则的过程，相反，为了达到完备的客体性，就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这是一个“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的“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以人的内在尺度规范外在的物的尺度运行的过程，也就是使“物的尺度”按最合适于人类本性“变形”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只不过这种能动性是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现代思维是在这三个层次中运动着的思维，它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社会运动、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把思维与社会运动、人类发展结合起来，并把它看作是其中的前导系统、反馈系统、调节系统、控制系统。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与思维方式，与对思维方式的自我意识和反思分不开的。思维的发展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尺度，是自由自觉的人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精神杠杆。自我意识和反思使所有这些成为人们自己所意识和控制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达到自知、自控、自主、自觉、自由，既在思维中映现自身，又在对象性活动和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实现既控制对象又控制自我的高层次统一。

[1]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2] 转引自［美］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162、16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5] ［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6] 同上书，第14、25页。

[7] 同上书，第25页。

[8]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页。

[9]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5页。

[10] ［英］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3页。

[12]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

[13] ［德］希尔伯特：《数学哲学论文集》，英文版，第141页。

[14]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16] 同上书，第12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18] 同上书，第3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12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23] 同上书，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