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被定于一尊，奉为经典，并造就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和论述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路向，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影响中国哲学界。所以，对斯大林和卢卡奇的观点作一简要评述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体论。

从时间上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里被定于一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式或正统形式。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反映并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这种体系或模式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体论。具体地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和解释自然界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在斯大林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43]，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44]。

不难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历史过程无关的自然观，并把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人的活动的自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经过这一分离、抽象之后，一种“抽象物质”便构成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

以此为基础，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45]，如此等等。

这就是说，在斯大林那里，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逻辑运作过程。尽管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没有提到“本体”或“本体论”一词，但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自然本体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存在到自然存在的逻辑方向被颠倒了，人的生存方式被忽略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以及人的主体性被遮蔽了。这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归，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这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在用旧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唯物主义”，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当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侈谈“世界的物质性”时，就已经悄悄地踏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但他割裂了理论与方法的内在联系，混淆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点，并把“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把它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即斯大林把马克思对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未清楚地认识到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总之，斯大林所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理论与方法相分离、唯物论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且带有浓厚的自然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人的实践及其本体论意义被消解，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中，生产方式的发展成了一种神秘的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成了一种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预成的“绝对计划”。斯大林企图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简单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体论，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的终点。

卢卡奇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确认科学的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社会实践本体论。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占据着基本的、核心的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本体论特征而言，正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4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又称为“社会实践本体论”。

卢卡奇认为，“人的劳动总有目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47]。这就是说，对象性的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人的目的，从而使自然不断地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实践范畴，从而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的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而且将它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之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统一的相互关系引入存在之中，而在劳动之前，自然界只有因果过程。所以，这一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复合体仅仅存在于劳动及其社会结果中，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于是，改造现实的目的性设定的活动就成了一切人类社会实在的本体论基础。”[48]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卢卡奇便极为强调“物质实践”、“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劳动概念是我分析的关键”，“遵循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人类社会，它的本质就是人的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劳动。这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49]。卢卡奇的论述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的名言，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0]。

至此，卢卡奇回到马克思，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可是，就在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时，他突然又后退了一步，即把一般本体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认为“社会本体论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51]。“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可靠性的科学的根据。”[52]

卢卡奇曾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具体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卢卡奇的确不同于斯大林，达到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新境界。然而，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卢卡奇又与斯大林不谋而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卢卡奇最终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化。这样一来，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竟然反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和基础了。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一个对卢卡奇来说似乎不该发生、可确实发生了的理论悲剧。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卢卡奇的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一种依据“时间在先”的发生学的考察方法。以此为方法论依据，卢卡奇把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人类社会这三大存在方式“在世界的不可逆过程中的先后次序理解为本体论上进行自我思考的核心”[53]。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卢卡奇为什么最终把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了。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一理论以至其整个哲学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创建的，“从来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全面地研究过社会存在本体论”。然而这种新的本体论在当时以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践、科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使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正如卢卡奇所说，“今天，如果人们试图站在存在的基础上现实地对世界进行思维，那么，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复兴之路才有可能完成”。当然，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不是自然本体论，而是实践本体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 《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64页。

[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2页。

[5] 《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9页。

[6] ［美］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7] 同上书，第13、1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11] 同上书，第141页。

[12] 同上书，第72页。

[13] 同上书，第56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15]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169页。

[17] 同上书，第91页。

[18] 同上书，第175—17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

[20]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32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24] 同上书，第203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410页。

[27] 同上书，第40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30] 同上书，第2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35] 同上书，第76—77页。

[36] 同上书，第77页。

[37] 同上书，第78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41]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43]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

[44] 同上书，第424页。

[45]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5、436页。

[46] ［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25页。

[47]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页。

[48] ［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第14—15、326页。

[49]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1] ［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第472页。

[52] 同上书，第151页。

[53] 同上书，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