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及其观点，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手稿、遗著和笔记陆续面世密切相关。在新发表的马克思文稿中，同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四个文本：

一是马克思写于1843年，1927年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德文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1—313节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通过《德法年鉴》读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没有读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拉·沃尔佩认为，这部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二是马克思写于1844年，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没有提到这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不可能读过这部手稿。如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显示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之间的联系一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示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间的重要联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马尔库塞于同年发表了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长篇论文，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初始含义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11]。在马尔库塞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精神现象学》。

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1932年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以德文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手稿除了第二卷第四章曾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外，其余部分特别是对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关系最为重要的第一卷第一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是批判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的历史哲学理论，但其中频繁地提及或引证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因而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于1939年、1941年用德文在莫斯科出版，当时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显而易见，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没有也不可能接触过这部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出版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阿尔弗莱特·施密特认为，这部手稿“对于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迄今未被人们利用过”[12]。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观，而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因而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其中，卢卡奇的创造性探索成果尤其值得关注：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其基本任务之一是批判“物化意识”（reified consciousness），确立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自觉的阶级意识。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是试图认真地把握英国工业革命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也是在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和哲学及辩证法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13]。因此，卢卡奇深入分析了青年黑格尔在《伦理体系》、《耶拿实在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异化问题的论述，强调“劳动的辩证法使黑格尔认识到，人类只能通过劳动走向上发展的道路，实现人的人性化和自然的社会化”[14]。这表明，一方面，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尤其是《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根本含义不是体现在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中，而是体现在人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上。

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卢卡奇虽然肯定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重新肯定了恩格斯所倡导的自然辩证法，但他研究的重心仍然在社会存在问题上。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列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再生产、意识形态、异化等。显然，卢卡奇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与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斯大林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从卢卡奇的思路出发，施密特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施密特认为，“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像今天仍在苏联和东欧盛行的那样，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表白的话，那么它就与那种低劣的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主题和基础”[15]。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表明的是，马克思并不是通过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同时，施密特又指出：“从实践上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合起来，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的特征，反映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立场。”[16]这就是说，应当从劳动辩证法，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理解自然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新思考，凸显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哲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加深了这样的认识，即马克思关注的始终是社会历史及其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认识也有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争论的焦点常常集中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还是完全对立的这样的问题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而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则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看到，黑格尔的影子是一个幻影。为了把这个幻影赶回到黑夜中去，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17]由于争论的情绪化和表面化，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探讨总是深入不下去。

第二，没有结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演变来探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没有阐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什么把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理解为主要是《逻辑学》的影响，并主张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去解读《逻辑学》，从而使整个讨论趋于简单化。

第三，对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的界定和论述缺乏明晰性，反映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缺乏总体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