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作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旧唯物主义以至整个传统哲学原有理论主题的延伸和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解答。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并由此建构起了一个新的哲学空间。
要真正理解哲学理论主题的这一根本转换,首要就要弄清传统哲学的性质和特征。
“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叶这一历史阶段的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追溯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基质是传统哲学的目标,并构成了其中不同派别的共同主题。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
近代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然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8]。那种“抽象的物质”、“抽象的实体”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构成为“万物的本性和存在的致动因”。在笛卡儿看来,哲学所要把握的就是这个“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由此演绎出一切事物的本性和原因。近代唯物主义从批判形而上学开始,最终又回归形而上学。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和德国唯心辩证法结合起来,又建立起一个形而上学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问题在于,黑格尔把一切都还原为“绝对理性”,人本身只是这种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绝对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要人们顶礼膜拜。黑格尔哲学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它把人看作是“工具”,所以在实际上彻底剥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这样,在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的存在”规定为“第一哲学”的理论主题后,到了黑格尔这里完成了一次形而上学的大循环。
这就是说,无论是在近代唯物主义,还是在近代唯心主义之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主体性失落了。因此,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经历了悲壮的“复辟”之后,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9]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换言之,把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吻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是同时举起“拒斥形而上学”旗帜的,马克思甚至认为,他所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才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拒斥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拒斥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把“拒斥形而上学”局限于经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提出的是另一条思路,即“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存状况,“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10]。
马克思时代的现实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个性”,个人却没有个性,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个人成为一种“孤立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揭露并消除这种异化因此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1]。可是,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这一“迫切任务”。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哲学在“寻求最高原因”的过程中把本体同人的活动分离开来,同人类面临的种种紧迫的生存问题分离开来,从而使存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质成为一种“抽象的物质”,本体则是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无关的抽象的本体。从这种抽象的本体出发无法认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以形而上学为存在形态的西方传统哲学向人们展示的实际上是抽象的真与善,它似乎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希望,实际上是在掩饰现实的苦难,抚慰被压迫的生灵,因而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将现实的人带出现实的生存的困境。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12],哲学应该从“天上”来到“人间”,关注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关注人类解放。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命运。马克思发现,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超越“政治革命”的“彻底革命、全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放自己的阶级,在他身上“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同时,无产阶级又是一个“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是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那么,哲学就是人类解放的“头脑”。“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不可能理解人类解放的真正内涵。
因此,联系经济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考察,从哲学上探讨人类解放的内涵、目的和途径,就成为马克思的首要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要存在,首先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从根本上说,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3]。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换句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活动中完成的,直接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通过实践创造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换言之,人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构成了人的生存本体。
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本体,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构和改变之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及其扬弃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和完成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4]。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使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那么,“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
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现实世界或现存世界,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就是人的世界”,现实的人总是生存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中,而现存世界是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所构成的世界。一方面,现存世界生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犹如一个转换器,通过实践,社会在自然中贯注了自己的目的,使之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一个恒定的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现存世界中的自然与社会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融为一体的。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现存世界的运动中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5]。实践构成了现存世界的本体。另一方面,现存世界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制约甚至决定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现存世界的状况如何,现实的人的状态就如何,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及其异化状态,首先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7]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存的本体,而且是现存世界的本体,是改变现存世界、消除人的异化的现实途径,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这一人的生存和发展终极状态的现实途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这是一种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人类解放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人学”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去把握人本身,从世界观的视角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有生命的个人”总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存在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8]在现存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又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9]这就是说,在现存世界中,“实物”存在实际上是人的存在,“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就在于,它从“实物”存在的背后发现了人的存在,从物与物关系的背后发现了“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中追溯出人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活动互换,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生成于实践活动中,人的实践活动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正是由于认识到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对物占有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0],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
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让马克思一生魂牵梦绕,从精神上和方向上决定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者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要消除“个人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的现象,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所谓的“不成熟”时期,还是所谓的“成熟”时期,马克思关注的都是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
哲学理论主题的这一转换是与哲学研究对象的变革一起完成的。
从历史上看,不同时代的哲学以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派别,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费希特指出:“我们想把每种哲学提出来解释经验的那个根据称为这种哲学的对象,因为这个对象似乎只是通过并为着这个哲学而存在的。”[21]这一观点颇有见地。纵览哲学史可以看出,每一种哲学用以解释世界并构造其理论体系的依据,就是这种哲学的对象。费尔巴哈哲学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解释世界并构造体系,它们都“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22]。黑格尔哲学以抽象化的人类理性——绝对理性为依据来解释世界并构造体系,实际上就是以人类理性为研究对象。所以,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23]。正是按照这种认识,黑格尔建立了一种“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
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现存世界和人类解放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现存世界和人类解放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这个依据终于被发现,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
如前所述,人类实践活动是现存世界和人本身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现存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真正的本体。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和不断发展的本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处在不断解决又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4]。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包含并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并把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实践的内容就是它的理论内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思,“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25]。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找到了哲学与改变世界的直接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对象的变革,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一致的。“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随着现代科学的产生,“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6]。到了20世纪,对思维本身的研究也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表明: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世界观的确是“多余”的,其实质只能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