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我国内外部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在抵抗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同时，碳中和目标亦正式提出。

如果说区域防控机制是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扩张的关键，那么区域减排机制也将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章详细分析了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东北的区域减排优势及机遇，旨在帮助我国更有效地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同时，挖掘中国各区域的新发展潜力。

一、北京应发挥其首都区位优势，建立京津冀减排长效机制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印发，明确强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这不仅体现了京津冀地区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减碳工作是京津冀地区未来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导向。在此背景下，北京应发挥其首都区位优势，建立京津冀减排长效机制。

“绿色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理念之一，围绕这一理念，北京自2005年起不断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将城市中原有的重污染、高排放的企业逐步迁出。例如，在社会中引起较高关注度的首钢大搬迁：首钢集团用时五年，将集团产业从北京的首钢园区搬至河北省唐山市的曹妃甸，在环境方面，为北京奥运会带来了诸多国际赞誉。无独有偶，低碳与可持续发展再次成为北京与张家口2022年冬奥会的核心理念之一，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首钢老园区更是承办了滑雪大跳台项目，如今北京的绿色发展影响力也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随着河北省不断地承接来自北京的重工业企业与项目，河北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每况愈下。河北省的空气质量常年位于全国末流。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唐山、石家庄与邯郸这些著名的河北重工业地区更是在近几年的空气质量排名中位于全国的后五位。而“污染转移”不但对河北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在根本上也没有解决北京空气质量问题。虽然权威数据显示北京早在2016年便实现碳达峰，但北京地区的雾霾与沙尘天气近几年仍屡见不鲜。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虽然此后在多项发展机制上形成了统一的标准，但因历史与政治等因素，京津冀还未真正实现全方位一体化，在区域内的绿色发展中仍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首先，因北京具有的首都地缘政治优势，多方面资源向北京流入，比如，科技、金融与文化产业等。最终导致了京津冀地区有较高的经济存量差距，再加上因吸引制造业拉动地方经济的需求，河北与天津对环境质量要求比北京要低，不同的环境标准让区域内三地在环境优化方面各自为政。其次，京津冀地区的减排主观能动性不足。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国企的减排意愿往往小于民营企业。而京津冀地区的国企数量又较多，根据数据测算，京津冀地区内的国企数量超过650家，远超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国企数量。而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企对于碳中和的回应相对迟缓。当前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对碳中和工作做出回应，比如，发布企业碳中和规划、ESG报告与推行碳中和相关业务等。但当前主动发布相关减排规划的国企仍乏善可陈。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内的大部分企业的减排行为更多需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以主观的减排需求去遵循市场化发展趋势。

在碳中和背景下，区域减排机制将成为推动京津冀实现绿色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不仅要发挥北京的资源优势，更要借此机会将发展劣势转化为转型动因。

第一，发挥高科技产业集群效应，为京津冀地区的绿色研发技术提供有力保障。相较于传统行业而言，可再生能源的多项技术当前仍不成熟，况且河北与天津拥有大量的传统重工业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低碳转型发展中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支持。当前北京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列全国第一，北京对于两地在技术支持层面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如能在科技领域发挥其作用，那么京津冀将会在环境治理与绿色科技发展两方面实现协同作用上的突破。

第二，以绿色金融为抓手，解决京津冀地区内的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的融资困难问题。比尔·盖茨在其专著《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提到绿色溢价的概念，即使用清洁能源比使用传统化石能源所高出的成本。当前不同行业所面临的绿色溢价不同，比如，光伏发电已经达到负绿色溢价水平，新能源汽车的绿色溢价也已趋近于零。但仍有不少行业的绿色溢价过高，例如，碳封存、碳捕获、碳利用(CCUS)与氢能制造等。所以在未来，决定绿色能源与技术普及的关键在于相关成本能否低于传统化石能源的运用成本。然而，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面临着资金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的问题。当投资者同时面对传统项目与新能源项目时，新能源项目难免缺乏投资竞争力。绿色金融的结构模式可将新能源项目的投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将政府要求与企业利润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比如，绿色债券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所以，绿色金融对于地方新能源项目的融资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对于河北与天津而言，虽然从两地的经济指标中可以看出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但金融资源相对匮乏。北京应与河北和天津两地分享绿色金融资源，在成就绿色项目的同时也为北京的环境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对于生产排放与项目要求提供统一的认证体系，建立配套机制。不仅是京津冀地区，当前全国范围内对于碳核查体系、绿色项目标准以及产业减排路径仍存在分歧，不同地市与机构间的标准很难得到互认，为后期的协同减排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在机动车排放标准上达成统一，但仅在此方面达成共识还尚不能对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减排行动起到决定性帮助。京津冀三地的碳中和进程差距较大。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排放趋势中可以发现，河北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仍在不断增加。天津的工业化进程已到末期，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趋于平稳，但尚未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北京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虽然第一与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已呈明显下降趋势，但第三产业的碳排放量仍在持续飙升。考虑以上因素得出结论，单一产业减排标准的统一无法有效实现区域内整体碳减排的优化，减排体系的统一是未来京津冀三地成功实现绿色投融资流通与碳排放统一管理的核心因素。

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生态一体化的建设，减排长效机制不可或缺，而减排长效机制的建立也将会有效地盘活京津冀三地间的经济往来与技术交流。此前中央已明确：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所以，碳中和事业对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可谓是新发展契机，虽然河北与天津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在经济层面达到北京的高度，但对于两地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可预见的提升，并在未来有机会对北京的各项发展进行反哺，最终以碳中和工作为杠杆，撬动京津冀地区的全方位一体化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实现碳中和

近些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之快有目共睹，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GDP总量接近11.6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1.61%。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日本东京湾区后的第四个世界级湾区。各项具有前瞻性的发展策略为当下众多突出的发展指标带来了充分的支撑，其中便包括碳减排。

2017年，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粤港澳三地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四方领导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协议中的合作原则之一，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模式提供了基础导向。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协议性联合发展机制前，三地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低碳工作成绩。2012年，广东省与深圳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全面开启。香港的碳排放量早在2014年达到峰值。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曾明确表示，如果澳门在碳核算中仅纳入生产行为中的直接碳排放量，那么澳门将有可能在2035年实现碳中和。

但在全国严峻的减排压力面前，粤港澳大湾区仍不可抱以“轻敌”的心态来对待碳中和事业，湾区内的多项减排问题仍待解决。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整体能源结构仍需优化。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在总体结构中已超过60%,不仅与自身相比需要进行节能减排优化，对标国际目标时更需改进，就能源强度这一指标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能源强度是美国旧金山湾区的1.4倍，是日本东京湾区的2.3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在未来需要大幅增长。

其次，碳源与碳汇分布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主要碳排放源来自珠三角城市群外加香港与澳门，但绝大部分的碳汇资源分布在湾区内的其他区域。如此不平等的资源划分与湾区的城市化进程有着紧密关系：2010—2015年，湾区内的城市面积扩大了121.42%,这也直接导致了森林面积急剧缩减，最终使得湾区内的碳汇总量下降超过5万吨。所以，湾区内的碳排放量的控制手段要么采取源头控制的技术升级，要么逐步增加碳汇总量。

最后，在能源消费端，粤港澳大湾区的碳核查体系过于局促。前面提到，香港已在2014年实现碳达峰。但我们不禁要问，对于香港这样高楼林立且用电需求高的城市为何可以提前实现碳达峰?因

为香港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非常高，接近95%,农业与制造业的产品大多来自外购，其中也包括外购电力。香港本地的碳核查体系中并不包括间接排放与延伸责任的相关排放。这也致使在核查数据中显示的碳排放量要低于城市内实际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香港，广东与澳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需关注为其带来能源便利的其他地区的减排情况。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当前所具备减排方面的优势与弊端进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碳中和的主要实施路径应围绕香港、广州与深圳打造大湾区核心减排体系，发挥三座城市的资源优势，加快湾区内其他城市碳达峰、碳中和进度。

第一，发挥广东与深圳的碳交易市场属性，帮助湾区内企业顺利履约的同时降低企业能耗，最终实现区域内碳排放量递减的趋势。2012年广东与深圳作为全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的两个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年底，广东与深圳两试点的累计成交量分列七大交易试点中的第一与第二，碳交易市场的作用显著。现如今全国碳交易试点已顺利结束第一个履约期，第一个履约期中的主体单位有2000余家电力企业，这对以电子信息为支柱产业的广东省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此外，虽然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平稳运行，但各大交易试点仍将与全国市场并行运行，在此基础上，广东与深圳可作为碳排放联动试点，将香港与澳门的相关企业纳入到地方碳交易试点，在行政与资本流动方面实现粤港澳三地的碳减排互联互通。

第二，发挥香港的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属性，为湾区内的各地政府与企业带来更为优质的海外绿色投资与技术融资。香港的高水平金融化开放程度世界瞩目，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全球碳减排背景下，中国的绿色投资缺口仍有138万亿—500万亿元，这样大的缺口仅仅依靠我国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的投资进行填补显然难以完成。对于国际资本而言，我国优秀的绿色相关标的也将成为国际市场中的资产配置刚需。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成为A股创业板首只万亿市值股，光伏行业中的龙头隆基股份上市近9年的时间里累计涨幅达到4443.61%。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我国绿色相关的优质资产将有预见性地成为国际资产配置中的主角，形成投资者与国内绿色发展共赢的局面。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较于京津冀以及其他经济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在国内循环中还是在国际循环中都具有绿色发展优势。对内，广东省的大数据与电子信息化优势将为全国的碳减排进程提升效率。对外，作为我国唯一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香港将会为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格局带来实质性的正向推动。

将来，粤港澳大湾区也有望成为全国范围内区域减排中的领头羊。

三、东北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绿色转型

东北地区的经济繁荣初始于工业化，止步于数字化。20世纪下半叶，东北成熟的重工业体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打造了良好基础，但随着国内整体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东北工业的转型未能跟上时代步伐，最终陷入“经济发展陷阱”。本书认为，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振兴东北”的关键在于绿色产业转型，以绿色产能带动整体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化。

全球范围内也不乏值得借鉴的重工业城市转型成功案例。此前被誉为“世界钢铁之都”的美国城市匹兹堡就是值得参考的优秀案例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对于军工产品的需求量猛增，使得匹兹堡肩负起了美国军工生产的重任，自此之后正式开启匹兹堡工业发展的全盛时代。

重工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微粒物污染是匹兹堡意识到产业转型的动因，重度污染的环境造成当地的中、高等收入家庭逐渐搬离匹兹堡，这也直接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受阻。随后当地政府开启“匹兹堡复兴计划”,即逐步淘汰较为落后的重工业企业，大力发展新型产业，例如，金融、医疗等。自此之后，匹兹堡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得到双双提升，并在2009年主办了世界20国集团(G20)峰会，多次被评为全美宜居城市。

在城市发展方面，东北地区与匹兹堡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在自然禀赋方面东北又有自身的转型优势。与匹兹堡相似的地方在于产业落后所造成的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大量人口流失。根据2020年全国各省的GDP排名，辽宁省处于第16位，黑龙江省与吉林省分列25位与26位，三省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中下游位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常住人口流出最多。不断下行的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了人口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力资源大幅缺失。

东北的自然资源与制造业基础是在未来绿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优势。黑龙江省的林地面积达到2007万公顷，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二。吉林省长春市此前也有“东方底特律”的美誉，在从传统能源汽车制造转向新能源汽车制造上有独特的产业优势。

结合上述案例以及东北的自身情况看，要以绿色产业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核心路径在于三方面：

首先，东北要提高软实力，形成有就业支撑的高城镇化率。从宏观经济层面上讲，城市的经济发展越好，人口数量也会增多；在此基础上形成高的城镇化率，但高城镇化率的背后并非代表绝对的经济繁荣，所以，经济繁荣是高城镇化率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目前东北三个省份的整体城镇化率并不低，2019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平均城市化率为6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6%。但因东北地区的人口持续流出再加上经济发展降速导致了东北的高城镇化率的背后并无经济逻辑支撑。在重工业短期转型迟缓的背景下，东北应提升成本投入较少、回报周期较短的软实力产业。例如，扩大城市绿化带规模、提高各级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加大城市形象传播力度等。根本目的在于吸引城市原有的中高收入者重回东北，进而拉动东北各城市内需，最终实现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双增长。

其次，东北要合理运用自身的地区发展禀赋，实现绿色产业发展的“弯道超车”。此前提到，东北的重工业发展为当下的产业转型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重工业转型基础。例如，在汽车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的汽车产量为2572.1万辆，长春的汽车产量为288.9万辆，占全国汽车产量的11.2%,可见长春的汽车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下已有不少国家公布了燃油车禁售时间，虽然我国还未对燃油车禁售作出明确表态，但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大趋势。所以，长春如能将传统汽车产业的优势转向新能源汽车，那么长春将有机会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示范区，进而带动东北整体的重工业转型步伐。

除了工业外，东北的绿色农业优势也较为明显。东北平原的黑土资源丰富，是全球范围内仅有的四块黑土区之一，黑土中丰富的有机质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很好的养分支持。在此基础上，东北应将农业的绿色化进一步提升，在农作物实现绿色生产后也可将耕地采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LULUCF)实现耕地自主减排，甚至在未来有可能形成农业碳汇来进行自主减排量交易。

提到碳汇，东北的林业碳汇优势不可不提。东北三省的林地资源面积超过3700万公顷，约占全国林地面积的27%。2021年7月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启后，林业碳汇可作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参与到碳市场交易，为当地政府与企业带来利润效益。

最后，应为创业者提供优惠政策与合理补贴，尤其是对绿色项目。当下东北的财政状况较为紧张，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公共预算的统计排名均处全国末流。在考虑到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短期内引入大量高精尖类的第三产业企业并不现实，但逐步孵化绿色企业与项目是可行的长期战略。匹兹堡产业转型初期与深圳经济发展初期将科技型企业视为未来城市经济发展支柱，而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成功的。在落实方式上各地政府可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形式(PPP模式),或筹建绿色生态办公区(EOD)模式。这样一来，各地政府用自身有限的财政投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将资金投入的效率发挥到最大。

总的来说，“振兴东北”这一理念提出已近20年，其间采取的各项手段不计其数。在我国“双碳”目标的引领下，东北有望重拾经济振兴路径，建立以生态建设为理念，产业绿色化升级为抓手，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区域绿色发展机制。东北应抓住此次经济突破的重要机遇，在未来成为我国重工业绿色化升级的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