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对中国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一次全面的经济转型，更是一次观念、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革命。宏观上，碳中和将使中国以绿色为核心导向，重构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提升综合发展实力，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微观上，碳市场为企业低碳转型带来金融机遇，低碳经济将为人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气候环境因素将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对象。

综合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的形势变化，中国走好碳中和之路，应当把碳达峰、碳中和视野拓宽到国际角度，不断探索可持续的、符合碳中和长远目标的绿色金融体系与服务模式，并重视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科技领域潜在减排工作。同时，还应把绿色低碳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视角下碳中和的长远价值

(一)碳中和对中国的宏观改革价值：

第四次产业升级革命

随着碳中和理念的国际深化，碳中和不再局限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而是升级为经济发展问题与国际政治议题。纵观近代至今的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均存在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的共性，并且每一次工业革命中具备领先优势的国家均通过产业革命走入世界前列。而碳中和有望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并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因此，对中国而言，碳中和不仅是一次全面经济转型，更是中华复兴的一次观念、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革命。在欧盟气候治理显现疲态①、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后需花费较长时间弥补先前劣势的背景下，若中国把握住第四次碳中和绿色革命，将使中国这个后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优势，并在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将现代化的定义进行更新升级，从生态文明和发展质量的角度使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得到扩充。

第一，从社会层面，碳中和将使中国以绿色为核心导向，重构社会经济复合系统。

根据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中央发布的关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意见，碳中和已正式成为顶层设计，将自上而下升级并重塑社会经济发展脉络，从发展政策、软硬件设施建设、行业标准制定、生产技术研发、生产设备升级、生产调控规范、效益考核评价方式、社会主体责任义务等方面全面实施绿色转型，整体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并令绿色产业投融资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中国未来将以绿色为核心方向，推动各产业间的协同发展与协同减排效应，在企业中将提升清洁能源消费与应用低碳技术充分有机结合。因此，在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施过程中，社会经济系统将逐渐得到重构，在第四次产业绿色革命中以提升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作为根本特征。

第二，从发展层面，国家与地方都将借助碳中和机遇提升综合发展实力。

碳中和的历史性机遇难得，中国正全力争取参与21世纪碳中和国际竞争的资格，以提高减排技术实力与制定国际绿色标准的能力为主，降低碳排放强度并提高GDP绿色发展效率，取得国际绿色低碳之战的入场券。

在根据国际碳中和复杂形势与各国政策以挖掘值得借鉴的优势经验的基础之上，中国正为各省市与地区探索出新阶段的发展和转型机遇，借助国际低碳理念的逐步深入，在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评价中引入更多的绿色低碳评价指标，而不仅仅以GDP为唯一评判标准。新型经济发展评价水平的推出将直接推动那些原本在资源分布、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存在不足的地区，在低碳经济时代提高绿色发展水平与综合质量，提升综合实力，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在金融层面，推动绿色金融成熟稳定发展将完善现代金融体系。

自2016年绿色金融起步至今，绿色金融在中国仅历经了短短五年时间的发展，在不断完善和升级的同时，2021年又新增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属性。中国正积极探索成熟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包括投融资模式和服务模式等，逐渐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相关金融新标准的出台，包括产业分类标准、碳市场交易标准、环境信息披露标准等，并在各个方面提供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机会，利用统一标准来提高绿色资金的国际流动性与国内外低碳市场开放性，逐渐消除投资壁垒。

碳中和目标不仅将带来国民经济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更将推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升级与重塑。

(二)碳中和对中国的微观转型意义：

企业生产的模式变革

从微观角度，碳中和是一场根本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逼企业在减排过程中开展绿色转型，从提高产量逐渐转变为提升质量和效率。在高排放、高耗能、低效率的中小企业逐渐退出市场的过程中，有条件、有技术开展减排升级的大企业将集中发挥碳中和带来的各种优势，开展绿色转型。

第一，在市场层面，碳市场发展模式为企业低碳转型带来金融机遇。

碳市场的全国性建设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方式和手段，也为企业带来碳减排领域最重要的金融工具。

全国碳市场上线后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金融机遇主要体现在对金融市场业务和产品的全方位扩展，具体包括：在碳金融领域培育人才优势，提高金融就业，开展学科研究，服务于企业低碳转型；发展碳资产托管机构与业务，并为企业广泛开展第三方碳金融服务，包括会计核算业务、审计业务、法律服务等；发展碳金融生态圈，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碳资产拍卖市场、碳交易保证金与杠杆市场、碳金融信息披露与资讯中心等，不断提高资产流动性，增添碳排放权的抵押质押属性，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增添碳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与碳中和导向属性，提供产品创新机遇，在借鉴传统金融产品发展经验的同时，借助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发挥更多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向气候融资产品发展，开启企业气候融资新时代。

同时，碳市场的发展也正推动国家选择一些低碳路径发展情况较好的地区，建立以碳中和为中心的碳金融试点地区，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企业，并发挥碳排放权交易的地区辐射机制。

第二，在民生层面，低碳经济将为人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碳中和议题带来的一大重要问题是产业转型后的就业问题，而就业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各国碳中和政策中也相继提到了通过绿色产业增加就业。显然，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应该增加和提高国民就业而非减少甚至扼杀，促进就业与再就业更是符合高质量发展中“可持续性”的重要特征。

碳中和所带来的新兴绿色产业将为中国提供难以估计的岗位和人才需求。大企业自主探索减排路径与方式并带动中小企业建立减排联盟的过程中，需要碳减排领域的管理人才，也需要专业技术人才，而绿色技术创新所需的绿色初创企业更为人民群众创新创业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第三，在风险层面，气候环境因素将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对象。

在低碳经济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开始发生转变，全球气候环境因素带来的风险将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全球低碳经济时代，环境风险治理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尤其是跨国企业与国际合资企业。

而气候环境风险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企业本身进行低碳绿色转型带来的主观风险，包括转型成本、政策变动、信贷审批等，二是企业参与气候投融资中遇到的自然环境引发的客观风险。因此，风险层面的转变将推动企业逐渐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推动设立专门的气候管理部门进行负责，并最终提升整个行业的环境抗风险能力。

(三)碳中和下的国际格局演变：

悄然发生的全球大变局

随着碳中和成为重要的国际气候议题，各国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与相关政策，国际产业格局将迅速发生转变，以低碳产业为主的原材料供应、国际物流、低碳技术授权、绿色专利转让、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下的软件授权与硬件供应等共同构建的新型国际绿色产业链价值链将占据主导地位。

二、碳中和格局下的中国未来：启示与对策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正通过建立“1+N”①的双碳目标政策体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顶层布局。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长期未能在全球发展潮流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从气候议题诞生到《京都议定书》阶段，再到哥本哈根阶段，中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中也未能起到足够的引领作用。但面对以碳中和目标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国若

把握好第四次产业革命下的转型升级，将从根本上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若把握好碳中和共识下的全球气候合作与博弈，将彻底重塑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大国形象。

(一)碳中和气候博弈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碳中和长远目标的约束性并不体现在对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阻碍，而是对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所提供的正确指引和有效边界。碳中和共识下的大国博弈，对中国的机遇和意义大于挑战。

第一，中国通过碳中和目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将实现一场经济社会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①,提升以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为主的综合国力。原本相对独立发展、联系范围较窄的产业和领域，将通过碳中和目标的渗透得以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启整体绿色升级，例如，绿色产业链升级带动了清洁能源供应和利用，绿色城市建设带动了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基建的协同建设。

第二，碳中和目标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是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国继和平反恐、反贪腐、反战争等之后所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历来说到做到，在气候行动中的强大执行力将显著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力和公信力，应主动参与到全球气候标准制定与国际气候行动中去。碳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国际舆论竞争，只有靠不断兑现承诺而非仅仅作出承诺，才能占据道德阵地并提升国际声誉。

第三，把握碳中和领域的绿色发展，将令中国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和先发地位。碳中和目标为金融界、能源界、贸易界、科技界等相继赋予了新的历史发展使命，当前中国在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均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截至2021年上半年，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6.5%,居世界第一，同时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6.79万亿元和2.58万亿元，合计占67.3%①;中国目前也

是世界第一大环境产品出口国，占世界出口的13.8%,同时是第二大进口国，占世界进口的6.9%②,贸易顺差高居世界榜首；中国风电和光伏的新增与总装机容量均已跃居世界第一，在清洁能源领域亦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绿色低碳产业作为国际竞争的新领域，中国及早开展产业布局在未来国际气候合作中具备深远的战略意义，是中国本身的气候话语权和未来绿色增长的结合。

(二)碳时代国际关系中的低碳话语权与规则塑造

提高气候治理的话语权与掌握气候舆论的主动权，核心在于如何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故事。根据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演进特征，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气候治理与减排行动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后有实力和条件开展碳减排，从而气候治理初期仅有发达国家发起和引领。

而发展中国家尚未从工业发展过渡到环境治理阶段，早期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多以参与、协商、讨论为主，缺少积极性与主动性。为此，中国在《巴黎协定》与碳中和目标下的全球新阶段中，应挖掘并把握后发优势，提高两方面的话语权：一是气候行动的解释权①,二是气候标准的塑造权。

从解释权的角度，在气候危机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责任应当是平等的，部分发达国家无权为发展中国家强加义务。为此，中国在气候行动上的话语权在于中国有权定义和决定自己的气候目标、方法和成果，例如，何时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以及以何种路径达成碳减排的阶段性任务等，多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减排成果，多参与国际气候问题的谈判和交流。同时，中国对外有权对其他国家的气候行动作出评价，也有权对于其他国家的气候要求进行选择。

从塑造权的角度，中国应把握碳中和共识下全球气候标准与大国博弈的规则塑造权，以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推动各国实现互利共赢、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三方面原则开展贸易规则、金融标准、关税水平、技术规范等的制定，营造良好公平的气候竞争与合作环境，通过塑造标准带动区域绿色贸易与绿色金融市场的联通，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正确处理发展中国家三对气候治理系统性关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在全球气候治理的碳排放约束下无法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面临发展中国家特色减排问题，必须重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目标的发展路径，并正确处理好三对系统性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低碳减排之间的关系。中国自主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不是限制自身发展的枷锁，应当正确把握碳中和对中国开展社会经济系统性变革的意义和价值，实现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开展污染物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最终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气候议题可能沦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打压手段，甚至将中国作为气候政治的替罪羊，但在气候治理框架下探索降低排放、降低消耗、具备环境兼容性的发展模式是符合发展中国家长远利益的根本原则。

第二，正确处理全国与地区、整体与局部的绿色低碳发展关系，在全局减排、全国统筹目标的大框架下开展区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和协同治理。双碳目标对外承诺是以国家为主体，对内则需要根据各省市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等因地制宜地开展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先达峰，发挥优势经验带动其他地区后达峰，避免部分地区通过限电、减产、瞒报、造假等方式进行碳达峰进度攀比、运动式减碳①等恶性竞争。

第三，正确处理双碳短期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明确碳达峰、碳中和下各类阶段性与长远性减排目标之间的关联、规划甚至取舍。碳中和是最终目的，碳达峰是中间过程，中国从达峰到中和仅有30年的时间，远低于发达国家60到80年，从而难以借鉴他国经验，必须自主探索相关路径，尤其要注意那些有助于在短期内实现达峰的减排举措缺乏对长期碳中和进程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探寻中国出路

碳中和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更是人类在气候危机下寻求的一条重要出路。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应以探索中国特色碳减排与绿色发展道路为根本原则，先做好自身工作，时刻避免受到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裹挟和强迫。

中国所探索的碳中和之路并不是一场军备竞赛，不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本质上仍是承担应对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为的是全人类的长远共同利益。为此，对内不能通过盲目高速的碳减排行动和绿色产业规模扩张开展气候治理的国际攀比，对外则应明确实现气候目标是一个不断寻求合作、以良性竞争促发展的过程，运用双循环和新发展理念寻求出路。

碳中和下的气候治理格局将长期以合作和竞争并存为基本特征，但对于国际竞争与博弈而言，美国霸权衰落与欧盟气候领导力走弱，二者并不代表中国提高了气候治理的能力，中国仍需要以自身的气候目标和实施进度作为自我评判与提升的首要标准，始终做到应以客观现实为基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历来重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友好协作，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碳中和特色路径不会像部分发达国家那样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施压，不会牺牲任何人类同胞的权利和利益，而是发挥中国经验的作用，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清洁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气候问题危机预防与治理，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进程，以实际行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碳中和：中国的战略新起点

在中国的长期碳减排进程之中，从过去的碳减排，到现在的碳达峰，再到未来的碳中和，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要求与推进模式均有所不同。中国人均碳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较低，使碳排放强度较高，令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成为当前需尽快改善的最重要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从达峰到中和的承诺仅为30年时间，远低于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所制定的50至60年的过渡期。碳中和进程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路径仍需要不断探索和试错，不能照搬和杂糅国外的政策经验，应充分考虑本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局势与潜力，科学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战略。

第一，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国际碳中和议题不仅关系到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更关系到世界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经济稳定发展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世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需要在提高本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全人类利益的国际角度考虑碳中和的历史意义，不断提高自主贡献目标，推出更多的具备长期可持续发展特性的举措。同时，应在碳中和引起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变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升级与建立更友好的国际低碳合作关系，不断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各种国际绿色组织与研讨论坛，发行主权绿色债券，带动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并早日建立新的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以参与国际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第二，应探索可持续的、符合碳中和长远目标的绿色金融体系与服务模式。碳中和产业为中国带来了绿色产业投融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但现有的绿色金融发展进度难以完全满足这种逐渐增大的资金缺口，而当前绿色金融也存在产品单一、市场不均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且还没有完全适应碳中和的发展要求，低碳减排属性不够明显。中国需要不断推动绿色融资的多元化，更需要根据具体的产业特征将金融产品细分，按照碳减排、环境污染治理、气候风险管理等方向来发展不同的绿色金融工具，并

推动各种第三方绿色服务统筹发展，建立符合碳中和要求的绿色金融全方位服务模式，推动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

第三，应在推动能源与工业低碳进程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时代潜在领域的减排工作。尽管目前电力、工业等部门的碳排放占据了社会排放总量中相当大的比例，但其他部门的减排工作也不容忽视。首先，随着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提升，以及数字产业和相关企业的蓬勃发展与规模扩张，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行业在碳排放领域的影响①将会逐渐突出，大有超越传统工业成为潜在的重点排放行业的趋势。对此，中国需要推动互联网行业积极探索碳中和路径，尽早制定减排策略，引领国际领先发展趋势，为智能时代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第四，应将绿色低碳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GDP并不足以评价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而是应逐渐引入更多的绿色低碳相关指标以评价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将绿色产业发展增加值、绿色金融业务占比、碳排放强度等作为综合评价的参考指标，提高各个地区开展绿色发展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不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发展区域经济，而是创造经济与绿色的良性循环。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绿色产业目录，科学评定碳减排的经济效益，同时开展评价所需的数据支持与披露工作，在现有的环境披露工作中添加碳资产和碳足迹披露，推动企业不断重视碳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展示，并将碳交易情况纳入主动披露内容，以彰显企业对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视度。

最后，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落实联合国《巴黎协定》的庄严承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碳中和目标提出一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与各行各业均高度重视，积极探索行动方案，加快制定路径规划，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定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