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说了这么一段话： “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①这是党的领导

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个突破性的新论断，预示着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了初步答案。

“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观念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1906年，列宁首次使用“计划经济”的概念，并且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斯大林时期，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学习苏联经验中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乃至“常识”。

共识归共识，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弊端毕竟无法掩盖。无论是从苏联情况来看，还是从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来说，计划体制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弊端也很明显。人们曾试图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合理定位，力图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但是都没能走出困境。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深入推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决策难以适应形势变化。企业管得太死缺乏活力，生产动力不足，投入产出效益低下，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等问题越来越凸显，市场和计划的矛盾愈益显现出来。这种矛盾反映到思想认识层面后引发的争论更为激烈。

1982年8月，在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过程中，一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转了起草组五位成员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指出： “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的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这封信影响很大，一时间批判市场的文章陆续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出来。万里曾回忆说：“一说社会主义就认为是计划经济，你要搞商品经济，甚至还要搞市场经济，那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改革初期，一般只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连商品经济的提法也很少用，好像有点犯忌讳，有的同志为此还挨过批评，更何况市场经济?”整个20世纪80年代，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时强时弱，但从未中断。思想上没有突破，理论层面也很难发展，诸如“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表述就反映出人们试图跨越“雷区”的冲动与纠结。

1988年价格闯关受挫，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在此背景下，指责市场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大。一般说来，真理越辩越明，必要的争论有利于凝聚共识，但是一旦陷入无谓争论，则会贻误发展时机甚至搞得人心惶惶。争论之下，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了明显下滑。“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②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不满和忧虑。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耄耋之年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邓小平的这番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南方谈话后，人们思想上的紧箍咒慢慢解除了，对计划和市场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从提法上来看，大致有三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三种提法各有道理，但最终选择哪一种最为合适呢?

在争论异常尖锐的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一边自学马恩列斯及亚当·斯密、凯恩斯、萨缪尔森等人的著作，一边向经济学专家请教，投入大量精力思考经济不发达国家到底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他回忆说： “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要通过平等竞争促进经济发展。有人说，你们搞市场经济不要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它只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此时，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迫切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明确的意见。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作了一个内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想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④6月12日，江泽民又专程到邓小平家中征求意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十分赞成，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⑤

这是一个大胆的提法。在看待这一新提法时，党内外也曾有过一些议论。有人就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显然有更为深远的考虑。江泽民这样解释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⑥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十易其稿的报告中明确写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历时十多年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清晰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