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杨家岭南侧山根下，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物——中央大礼堂。在没有钢材、水泥的情况下，这座可容千人的礼堂采用了大跨度拱式结构，用高大的窗户解决场内采光，气势恢宏，别具特色。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主席台上面书有环形标语十二个大字：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语中使用“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①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七大确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用个毛泽东思想，他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解放日报》在庆祝七大胜利闭幕时发表的题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社论，也明确指出： “经过了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考验，我们党创造了这个完全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步形成，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并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干扰，毛泽东的理论家地位开始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立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最早在党内以擅长军事、会打仗而著称，很多人没有把他看成理论家，甚至有人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嘲笑他只懂《孙子兵法》。延安时期，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但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够大。1940年2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这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的重要著作。但是党的宣传部门仅作为一般性的时事教育文件来对待，并没有特别加以宣传。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而生动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风气。这篇报告后来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当初作完这个报告时却是“毫无影响”②。即使到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学风党风文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是发动延安整风的重要标志，但当时的《解放

日报》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简单报道了这个消息，影响并不大。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并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贡献，进而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并说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由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其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指出：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他说：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③。党的七大第一次将自己经过艰辛探索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了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后来回顾说，从建党到七大，我们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

“**”期间，教条主义盛行，个人崇拜严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又一度出现过“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和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所有这些都对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造成了严重障碍，有必要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重新解释。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着重从六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独创性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同时指出了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了体现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丰富和发展，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毛泽东思想内涵的概括中，在“中国革命”后加了“和建设”三个字。从此，毛泽东思想有了最权威、最全面的科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