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有一座清代宗祠建筑，坐东朝西，背靠参天古木林。在茂密森林掩映下，可以看到“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1929年12月28日到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里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其产生还得从会议召开前中国工农红军内部发生的争论说起。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及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即前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成立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前委与军委的关系是：前委由中央指定而非选举产生；前委领导军委。

1929年1月起，因革命需要，红四军走出井冈山，开展游击作战。鉴于当时前委随军行动，主要任务就是指挥军事活动，“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①。由此红四军党政军等多项权力集中到毛泽东手上，指挥更加得心应手，红军取得了作战的初步胜利。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军内部对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等一些原则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开始显现。这些原则问题上会产生不同意见，主要还是因为红四军官兵的阶级成分复杂多样，红军队伍中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主义，党内军内不少人仍推崇流动游击，而忽略宣传组织群众工作。

恰当此时，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了中共中央于2月7日发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发出的，被称为“二月来信”。信中要求红四军，为了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且认为毛泽东、朱德应该离开红四军去中央。以“二月来信”为借口，红四军中部分人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回信，他认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②。虽然最终朱、毛顶住了压力没有离开红四军，部队也没有被分散，但“二月来信”的内容还是带来了消极影响，它使党内争论公开化，也使朱、毛在部队中的威信受损，从而加剧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蔓延，成为党内争论的“引线”。

三打三克龙岩(1929年5月至6月)后，闽西革命各军地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红四军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红军队伍逐渐壮大、地方根据地建设任务紧迫，使得红四军前委的工作明显增多。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前委难以兼顾，于是决定恢复军委工作，并改称“临时军委”,由留苏归来的刘安恭担任书记，然而刘安恭的到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纷争。他以中央代表自许，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把红四军党内分成对立的两派，甚至还以军委名义作了一项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他这种以下级去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的举动，引起了党内军内思想混乱、争执不断。而且这一阶段，毛泽东和朱德二人对于“党(前委)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一切工作归支部”各执一端，思想认识上未能统一，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

之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陈毅当选前委书记，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没有当选。虽然陈毅强调了要加强前委的领导，耐心说服与会代表接受取消军委的决定，但并未能就党内军内存在的实际问题明确原则、统一认识。红四军党的七大暴露出红四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越发严重，而这些问题陈毅均未能予以制止。七大决议认为造成党内的这次严重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错误，但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和书记，应负较大责任，决定给予毛泽东以严重警告，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③这样的结论，导致不但党内的问题未能解决，反而进一步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

极端民主化、放任党内军内对前委与军委关系的争论等问题引发了红四军三次党代会的激烈争论，问题实质关系到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和立场。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十分关注这场争论，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指出“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④。

1929年8月底，陈毅按要求来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在与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谈话后，他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是非常正确且别开生面的，党的代表大会看重的应该是负责同志所奉行的政治军事路线对革命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批评个人的意识、作风、态度等方面。受中央委托，在周恩来指导下，陈毅结合全国党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因为该信件于9月28日由周恩来审定签发，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又强调“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⑤。

“九月来信”厘清了红四军党内实际存在的思想混乱，明确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