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静静伫立着一幢始建于1915年的石库门老建筑。推开厚重的漆黑宅门，那敞亮的客堂间，以及90多年前的陈设，似乎都在讲述着这里历经的百年风雨。此处，便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可在当时，却有人将“打倒帝国主义”说成是“海外奇谈”。那么,为什么有人把“打倒帝国主义”说成是“海外奇谈”呢?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如何制定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涡旋，感受那段风雨飘摇的峥嵘岁月。

观之近世，内忧外患，可谓血泪斑斑，苦不堪言。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社会动**，人民困苦。

面对民族危亡，为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其中有“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有“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救国方案。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一经成立，便立即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作中去。1922年6月，蔡和森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9期上，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要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

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①。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其实，在近代中国，人民的政治敏感度并不是很强，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舶来品，所以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就连当时的著名学者胡适也觉得“帝国主义”是天方夜谭，他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海外奇谈”。1922年10月，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②。针对胡适的这种言论，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撰写文章予以驳斥。

经过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大力宣传，一度被视为“海外奇谈”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25年11月，五卅惨案过去几个月了，陈独秀与胡适辩论，胡适不承认有帝国主义侵略，他拿起手杖在地板上接连戳了几下，发出“笃笃”的声响，异常生气地质问陈独秀：“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冷静不下来。难道帝国主义真的不存在吗?当然不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就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即使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依然是主要问题。

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存在。1930年4月，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同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对胡适提出质问：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回答他：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对于胡适来说，他认为帝国主义就像疾病一样，只会入侵体质虚弱之人。他主张通过改革内政，使得中国像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胡适的同学陶行知曾经讽刺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放走了一个大妖精”。胡适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他没有看清楚中国的国情，没有看到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悬在中国人头顶上的利剑，而只知道五鬼闹中华，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

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因为他希望国人自立自强，他主张“责己而不责人”,认为只要国内“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条件”。他觉得从改革内政出发，富国强兵，从而就不会招致帝国主义了。

然而这只不过是胡适的一厢情愿罢了，对于胡适所说的道路行不行得通，其实历史早已经给出了答案，清朝洋务运动近代化的进程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现代化的进程同样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之深是刻骨铭心的。不去除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这两把利剑，中国就像是戴着镣铐的“犯人”寸步难行，谈不了任何发展。

胡适开的救国药方并不适应中国之症，还是毛泽东看得最深刻最清楚，“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感谢胡适，正是胡适把“打倒帝国主义”说成是“海外奇谈”,推进了“打倒帝国主义”为世人所知，并最终成为人们的常识。1928年9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指出，我们还记得和森同志等在《向导》上，开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时候，甚至胡适之先生忙以他的学者态度讥笑这一口号为不通。然而就是这一口号推动了而且正在推动中国千百万群众起来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