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党的创建与投身大革命洪流(1 / 1)

001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中国的

去过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中国人,大都要到涅瓦河边看一看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因为中国人对毛泽东那句名言太熟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阿芙乐尔”是“黎明”或“曙光”之意,在古罗马神话中是指司晨的女神。当年攻打冬宫的炮声就是从这艘巡洋舰上发出的。现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作为十月革命的纪念舰永久地停泊在涅瓦河畔,供游客参观。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早在1918年年初,开滦煤矿的工人宿舍里,工友们正团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聆听从俄国归国的华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

“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俄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资本家是他们的死敌,他们的斗争方法是罢工。罢工前响四声汽笛,于是工人们便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广场上,有领导人在台上讲话。”

“革命后的俄国,资本家的工厂归工人管理了,俄国工人有礼拜,有挺多的福利。那里没有资本家,没有包工,工人不受压迫和剥削了,如果我们进行斗争,也可以站起来。”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美、俄等国家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条约,从华北等地招募大批华工到欧洲战地做工,以弥补人力不足。俄国招募华工最多,仅1916年9月,就从开滦煤矿招募600多名矿工,主要分配在乌克兰的沙合达、巨亚大、格别达列等煤矿井下做工。这些中国工人在当地深受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具有强烈的斗争性、革命性、反抗性,不少人加入了旅俄华工联合会。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

华工们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有的加入了俄国的工会组织,有的参加了红军,还有的当面聆听过列宁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演讲。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大批华工经西伯利亚陆续回国。尽管北洋政府极力封锁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但终究禁止不了归国华工传播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他们向工友和乡邻们生动形象地讲述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俄国工人罢工斗争的策略和经验,介绍十月革命前后工人生活的变化,宣传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这些归国华工的介绍,使工友们深受鼓舞,激发了斗争热情。

其实,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中国的报纸便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消息说: “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翻克伦斯基政府。”③从此刻起,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出现在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比如,1918年2月,《申报》登载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消息: “俄国……政府……公布公文声明,凡以前之政府所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限于一千九百十八年一月末以后概行作废。”④4月,《劳动》杂志报道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⑤5月,《民国日报》又报道说:“俄国数千年之专制政府亦为提倡和平之列宁政府所推翻,行见东亚大陆将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并强霸之主义决难实现于今日矣。俄国列宁政府之巩固,即由于和平之放任主义,中国似宜取以为法。”⑥

《民国日报》是中华革命党人在1916年1月为讨伐袁世凯而创办的报纸。为什么它也主张取法俄国呢?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前仆后继,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期冀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挫折和失败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中国人民为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一筹莫展之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我们苦弟兄”,中国人民终于在历尽磨难之后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与北洋军阀政府视俄国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不同的是,中国先进分子把苏俄当作学习的榜样。他们认为,俄国地大人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国情与中国有相似之处,而且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相接。既然俄国工农大众可以冲破帝国主义的阵线取得革命成功,中国人民也可以。俄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这就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去认真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月革命的炮声促使人们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分子的注意。李大钊是中国大地上举起俄国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早年留学日本时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经过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从1918年7月开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胜利”,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同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该文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正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李大钊还利用学校讲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除了李大钊之外,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杨匏安、李达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通过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很快得出了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他们积极创办进步社团,发行理论刊物,同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争,深入工人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就为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