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的罗斯呆呆地望着窗外院子里那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明天父亲就要离开美国，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苹果树一直由父亲亲手照料，父亲走了以后，它会不会也感到寂寞呢？第二天一早，父亲抚摸着罗斯的脑袋，指着院子里的苹果树微笑着说：“等它结果的时候，爸爸就回来啦！”就这样，罗斯拉着妈妈的手，看着父亲的身影越走越远。

罗斯一直牢记着父亲临行前的话——苹果树结果的时候，就是父亲回来的时候。那是一棵老树，枝繁叶茂、树干粗壮，罗斯坚持给它浇水、除虫，一有时间就坐在树下，和它讲悄悄话，问它准备什么时候结果，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第一年的春天，那棵老树竟然迟迟不肯结果，于是一直到寒冬来临，罗斯也没有等到父亲。罗斯从秋天一直哭到冬天，直到春来来了，老树抽芽了，他才抖擞精神，又精心照料起老树来。然而，这一年，老树还是颗粒无收。

罗斯并没有放弃，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罗斯渐渐长大，老树再也没有结果，可是他对老树的期待却一点也没有减少。那年秋天的晚上，18岁的罗斯和妈妈谈了一夜，他第一次从妈妈的口中知道，父亲是一位著名雕塑家，他从法国来到美国，和妈妈相爱，可是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因为父亲在法国已经有一位妻子。父亲离开美国，本来是要回国离婚，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的话几乎使罗斯崩溃了，第二天一早，他冲出家门，砍倒了那棵老树。

就在罗斯还沉浸在失落中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他挚爱的母亲遭遇了车祸。罗斯无法忘怀母亲临死前注视着自己的眼神，他感到，那是母亲在自己脸上找寻着父亲的模样，没有见到那个令自己又爱又恨的男人，她死不瞑目。母亲的死使罗斯对父亲的爱彻底变成了恨，罗斯从报纸上找到了他那位大名鼎鼎的雕塑家父亲的最新消息——他将出席巴黎一个大型的艺术品展览会。罗斯萌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我要在那个公众场合拆穿这个伪君子！

当罗斯踏进展览厅的时候，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紧张得缩紧了。可是当他看见父亲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平静了下来——父亲满面皱纹，老态龙钟，和自己记忆里的完全不同，简直就像那棵老苹果树。几乎就在同一刻，父亲也注意到了罗斯，他的神情由疑惑变得惊讶然后又明显激动起来，显然，他认出了罗斯——他们父子是那么相像！

“罗斯，好久不见了……”父亲熟悉的声音在罗斯耳畔响了起来，他听得出其中蕴涵的深沉和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突然出现了，父亲吻了吻她的面颊。接着推着轮椅重新走进了展览厅。在其他宾客的谈论中，罗斯了解了一切，他能想象父亲当年由于不忍心发妻受残疾之苦，才在责任面前，舍弃了爱情。在自己和母亲面前，父亲是有过错的，可是在他的家人面前，他完美而且可靠，自己真的要打破这份宁静，让原本幸福的人也和自己一样坠入深渊吗？心情矛盾的罗斯偷偷溜出了展览会。

回到美国后，罗斯收到了一封巴黎的来信，是父亲的：“亲爱的罗斯，你母亲还好吗？那棵苹果树还好吗？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给你应得的身份和遗产，但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你。”难道我是为了这些才等了这么多年吗？罗斯自嘲地笑了，他在回信中写道：“苹果树早已只剩下树根，你走之后，它再也没有结出过果实……”

罗斯不愿守着树根伤心度日，他离开了家，在纽约艰难生活。时间过了很久，罗斯渐渐地以为自己可以彻底摆脱父亲的阴影了，可是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那位著名的雕塑家在一个深夜从危重病房悄悄溜走了，他只留下一张纸条，疯疯巅巅地说自己要去找一棵苹果树。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去了哪里，只有罗斯心急火燎地赶回了自己出生的城市。

一下火车，他就听到人们纷纷议论——一个著名的雕塑家突然把自己关在本城郊区的一座小院里，直到临终前的那一刻。现在他的遗体就停在医院里，等待他的亲人从法国飞来安葬。

罗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站在医院门口没有勇气进去，只能跌跌撞撞地向家中走去。

在家门口，罗斯突然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拦住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出一千万美金买下这个小院，只要罗斯肯卖，钱不成问题。罗斯笑了，谁会花一千万买个破院子，就算是艺术家住过的院子也不可能啊。

罗斯拨开人群，把自己独自一人锁在了院子里，当他把视线习惯性地投向老树的时候，他惊呆了——原来的树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精美的根雕，呈现着百果同篮的造型，惟妙惟肖。

这难道就是父亲逃离医院的原因吗？这难道就是他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倾尽全力完成的作品吗？他不是在用刻刀，而是在用生命雕塑这件作品啊，那根雕上面凝结着他生命最后一刻每一次滞重的呼吸。罗斯知道父亲没有食言，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小院，他使老树重结硕果。

望着根雕，罗斯泪流满面，他知道这只根雕价值连城，可是他不会卖掉它，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那是老树最后的馈赠。罗斯的耳边又一次响起父亲的话：“等它结果的时候，爸爸就回来啦！”他仿佛看到，红红的苹果挂满老树枝头，父亲正在树下向自己敞开怀抱……

心底深处的不忍

父亲40岁时有了我，我40岁时没了父亲。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先生，我问他：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的！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人地下。1924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扮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乐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丽伟”，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1963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1974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农民，心里踏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4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中却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5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成了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上小学时，样板戏盛行，女孩儿们都喜欢留李铁梅那样的长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粗，长到腰间，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们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担任报幕员。那天一大早，父亲说：“今儿我给你编辫子，你自己编得松，脑袋乱蓬蓬的，上台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镜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从上到下把头发梳通，揪得紧紧的，编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编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说不行还是不紧得重编，于是散开重编，如此反复几回，就在系好辫绳起身的一瞬，他曾摔伤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地落汗，我抱着他的头吓坏了。“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你转过身去我看看辫子好看不？”我转过去从镜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劲按着腰一只手使劲扶着墙慢慢往起站，我的泪就落下来了。他强笑着：“傻孩子，这点儿事就吓哭了？这要在战争年代还没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当地下党啊你！”他整了整我的头发帘儿：“快去学校吧，报幕的时候声音大点儿，让我听见。”学校离家很近，操场上的声音常常传到家里来。演出完我跑回家，父亲躺在**，母亲说单位大夫来看过了，不让动，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湿了。父亲说你报幕时说“下一个节目是……”的“下”字声音发劈了，不圆润。我说那是为让你听见才使劲喊的。那天下午我让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馆，把辫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让相馆的阿姨把辫子剪了，回家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梳辫子了。父亲眼角渗出泪，把头扭到一边。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写信告诉我，在收拾父亲的皮箱时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辫子，是那天父亲让她去照相馆找回来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我想，父亲是把辫子当成了他丢失过的爱女，怕再丢了找不回来。我为父亲痛剪了它，父亲为我珍藏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竟填了入团申请表，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的成长了。没想到，我的入团申请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闯入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当时出台一个政策，对出身不好但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稳稳地横在我的档案袋里。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我长大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对父亲说我有男朋友了，父亲问：对你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好？我说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会儿，他把钱夹给我垫着，走时忘记拿了，过后他说钱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凉那才算事呢！父亲笑了，问他家是哪儿的？我说跟咱一个市。父亲说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家来吧，吃个饭。又问他爱吃什么，我说：鱼。晚上，极少下厨的父亲做了一大桌鱼宴：红烧鲤鱼，干炸小黄花鱼，清炖鲫鱼……第二天，我发现父亲的脸上手上全是红疙瘩，母亲说，其实父亲已经有好一阵子对鱼腥过敏了，但昨天做鱼他不让别人插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他开始练书法，说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他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是因为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走“行草”。为此，我常常取笑他。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查出癌症。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身体受苦，不能让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亲78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了几天，他写了一张“心旷神怡”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说：“心旷神怡者，心‘舒畅、精神愉快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CT”。他躺在扫描室里，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CT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勾一勾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以后他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需要人搀扶，下不了床，翻不厂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人扶，颤抖着自己走路……父亲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我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不间断地输液，使父亲的双手水肿青紫。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整天捏在手里，医生护士都好奇地问，是谁给你的呀，这么珍贵，他笑而不答。他对我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己。这是老爸为你作的《新编白兔歌》，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泪水无价，但此刻我却不愿保留。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时间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间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我的心这才一松，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六小时后，父亲去世了。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拿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100元的钞票，她强行塞给曾经帮助过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是宁宁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对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你这些年给爸爸过生日的钱他都没花攒在铁盒里，临走时说那里面一共有3000多元，让我用你的名义谢谢照顾过他的好心人。”

父亲终于撇下我去了，舐犊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个困扰我一生的谜底永远永远地被他带走了。

父亲在时，我不便探问底细，仿佛对于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好奇的追问是一种罪过。父亲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对父亲的陌生。我自责对父亲特殊的心灵理解了多少？父亲走了，他又回来了，梦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秘而不宜，对“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为什么叮嘱我谨慎笔墨，“见事不好要躲开”；为什么让仨子女“不要当知识分子”；为什么灵魂升天、永别时刻唯独拒不见我，且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父亲把爱渗透到女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女儿体味他的仅仅是难忘的气味。我爱父亲，却始终解不开父爱之谜直到永别！多么深不可测的父爱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了。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亲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告别这个晨曦微露的世界时，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爱女？那是他对女儿最后的保护。

那年我丢了，父亲找到我；而现在，父亲丢了，我却找不到他。父亲没了，以后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

父爱的深度

离开家已经两年了，我很想爸爸。

我的爸爸是个矮个子的好男人，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笑容。因为他个子矮的缘故，我总是埋怨爸爸，是因为他我才长得这么矮的。每一次我对着爸爸发脾气，他总是笑着对我说：“这个丫头，这么没大没小的。”

那个时候，爸爸是炊事员，妈妈是家庭妇女，家里的生活很不富裕。

我6岁的时候，妈妈回老家去照顾生病的外婆。家里就剩下了我、爸爸和弟弟，爸爸总是拿来他们食堂里的饺子、肉等好吃的给我们吃，要不就带着我和弟弟一起下饭馆，那段时间，我和弟弟好开心。后来，当爸爸告诉我们，妈妈就要回来了的时候，我和弟弟都哭了起来。爸爸急忙安慰我们说：“别哭，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其实，爸爸不知道，我和弟弟就是因为妈妈很快要回来了，再也不能下馆子了，才哭的。

7岁时的一天，我趁爸爸午睡的时候，从爸爸口袋里拿走了1元钱，带着弟弟来到了冰棍房，一下子就买了10根冰棍。等到吃完冰棍，回到家，才知道爸爸和妈妈为了找那1元钱都快把家翻了个遍。胆小的弟弟赶紧向爸爸揭发了我这个“贼姐姐”，爸爸狠狠打了我一顿。爸爸很少打我，但这一次打，让我彻底吸取了教训，不仅如此，因为这顿打我的学习也进步了不少。从此以后，爸爸总是用这件事教育弟弟，应该如何知错就改。我就这样因祸得福，成了弟弟的“榜样”。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假回家，向爸爸说起同学在学校打工的事，并且告诉爸爸自己也很想打工赚钱，这样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另外也可以负担一部分学费。原本以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没想到却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贯温和的爸爸，竟然一反常态，坚决不同意我在上学期间打工。从来只享受爸爸疼爱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爸爸给我的压力。其实，我明白，爸爸是心疼我，不想让我过早吃苦，这些我都理解。我以为，爸爸知道我长大了，却没想到，他依然想让我留在他温暖的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