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乐曲一旦传开,立即给中原以靡丽清逸为基调的传统音乐以强烈的冲击,开创了铁琶铜琵、雄歌劲舞的一代乐风。
坐在中亚阳光灼人的广场上,听着这些我已熟悉并迷醉的维吾尔人的乐曲,我忽然想起了布罗茨基那两行著名的诗:
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
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
我在一篇访谈中,也曾不揣冒昧地说,我站在表达的中心。
其实,西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以歌舞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
传说我国最早的音律就得自西域。黄帝授意乐官伶伦制定音律时,伶伦历尽坎坷,饱尝艰辛,行程两万余里,渡过赤水,来到昆仑山。那时的昆仑气候湿润,森林茂密,修竹满谷,泉水奔涌,山花烂漫,百兽奔逐,百鸟飞翔,充满诗情画意。他在巡守昆仑山的山神陆吾的帮助下,在“嶰溪之谷”找到了适合做乐器的竹子。他仔细挑选了12根修竹,做成12支竹笛。但他试吹之后,音调很不协调。正在这时,一对凤鸟飞来,凤鸟美妙动听的鸣叫声启迪了他。他模仿凤鸣之声反复吹奏,直到声音和谐悦耳。伶伦就这样制成了12根律管,使人们有了创作和演奏音乐的规范和依据。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便称之为“伶伦作乐”。
这个动人的传说记载于《吕氏春秋》《汉书》及《太平御览》等古籍中。他到昆仑创造音律的时间比张骞“凿空西域”要早3000年。虽是传说,但从先秦到唐宋的诸多学者和乐人都深信不疑。
《列子·汤问篇》也记载过西周周穆王与美丽的西王母瑶池相会后,在返回途中,将路上碰到的西域艺人偃师带到了西周。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有一天在草原上策马行进,忽然听见悠扬的乐声从远处传来,立即被这优美的乐声吸引住了。他循着乐声找去,看见一位牧人正用兽骨做成的七孔笛在独自吹奏。那小小骨管发出的神奇音色使张骞深深迷醉。他收集了十多支骨笛,并把演奏方法和一首名叫《摩诃兜勒》的乐曲一同带回了长安,交给了宫廷乐师李延年。
那充满大漠草原、长河落日和旷野气息的音乐旋律顿时轰动了长安。但当时李延年并不知道,那乐曲正是闻名西域的《十二木卡姆》的雏形。他十分激动地告诉张骞,《摩诃兜勒》乐曲是艺术的精华。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的基调又写了20多首乐曲,其中就有《入关》《出塞》等流传千年的名曲。这些带有西域风格的乐曲雄浑昂扬,成为当时的军乐。李延年还组织了西汉的一支军乐队——“鼓吹”乐队,专门演奏西域乐曲。按照皇帝的圣谕,这些乐曲必须要统率万人以上的将军才能使用。西域乐曲一旦传开,立即给中原以靡丽清逸为基调的传统音乐以强烈的冲击,开创了铁琶铜琵、雄歌劲舞的一代乐风。
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因善跳翅袖折腰舞,喜爱于阗音乐,擅长弹瑟歌唱、吹笛击筑而成为高祖宠妃。刘邦常与戚夫人在宫中歌舞作乐,戚夫人击筑,刘邦吟唱《大风歌》。但戚夫人也因宠而遭到吕后的嫉恨,招致悲惨命运。刘邦死后,吕后就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宫,令她身穿罪衣,剃去头发,终日舂米。戚夫人悲痛地唱道:
子为王,
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
吕后听闻后更怒,马上派人杀死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然后砍去戚夫人的手足,剜眼熏耳,灌以哑药,丢在茅厕里,使她受尽“人彘”之辱而死。
戚夫人因歌舞而死,死之惨烈,至今仍让人身寒心痛。而另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女子蔡文姬虽然不幸在战争中被匈奴所俘,被迫嫁给匈奴左贤王,但这却促使她写出了千古名曲《胡笳十八拍》,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蔡文姬随匈奴驰骋天山南北12年,受到了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熏陶,对西域古乐器和音乐做了深刻的研究。她尤其喜爱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管乐器胡笳那悲壮的音色、雄浑的气势,于是,她以胡笳那悲咽的乐声为基调,融汇西域音乐的风格调式写了18首乐曲,以此抒发自己悲苦的身世和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这就是《胡笳十八拍》。
前秦将领吕光曾率兵征服西域,破西域诸国,后趁中原大乱之机割据凉州,建后凉国。他在打败龟兹后,把龟兹国的一个乐队和包括竖箜篌、五弦琵琶、筚篥、腰鼓、羯鼓、铜钹、笙、笛、箫、贝、都昙鼓、答腊鼓等十多种乐器带到了中原。后来,他把龟兹乐与凉州地区的音乐相结合,经过改编创新,形成了既具有曲调欢快、舞姿雄健的西域风格,又具有婀娜柔婉、轻盈多姿的凉州特色的《西凉乐》。该乐舞一直风行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来又成为隋朝宫廷《九部乐》和唐朝宫廷《十部乐》中的一部。
还有因喜爱西域音乐而娶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为皇后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6年春天,武帝派使臣携带重礼,西出阳关,请求俟斤将精通音乐的公主嫁给他做皇后。俟斤欣然应允,将一支由300余人组成的乐队作为陪嫁送到了长安,其中就有著名的音乐家苏祗婆和白智通。公元568年3月,俟斤之女到达长安,被武帝立为皇后,史称阿史那皇后。在阿史那皇后的倡导下,周武帝将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相混合,戎华兼采,改革了中原音乐。
隋灭北周后,在隋朝都城长安,有一个因开设着很多胡人酒店而闻名的西市。当时在西市胡乐当筵、胡姬压酒。当年随阿史那皇后到北周的苏祗婆沦落民间,被柱国沛公郑译发现。郑译由苏祗婆的“五旦七声”理论推演出“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被音乐史称为“旋宫八十四调”。这就是苏祗婆的宫调理论,后被隋文帝确定为新的乐制。苏祗婆的宫调理论不仅为音乐确定了规范,而且对后来宋词、元曲乃至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朝另一著名音乐家白明达也来自西域,隋炀帝十分看重他,任命他为宫廷乐正。他在隋末创制的14首乐曲大多充满颂歌的味道——诸如《万岁乐》《舞席同心结》《投壶乐》《玉女行觞》《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等——为帝王作乐,在隋炀帝跟前,他也只能作一些颂歌。但这些乐曲掺有龟兹乐风,节奏奔放,曲调欢快,旋律激**起伏,充满了大漠旷野自由坦**的气息,所以在宫廷和民间都广为流传。
隋朝灭亡后,白明达又被唐高宗任命为内廷供奉,总管宫廷乐舞。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最著名的乐曲《春莺啭》。这首乐曲与当时另一宫廷音乐家裴神符创作的《火凤》被称为“二绝”。诗人元稹曾写道:“《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这就是西域,这就是边缘。
西域音乐如同一条河流,把汉民族的音乐大地浇灌得越来越肥沃,使其开放出了奇花异葩,并培育出了大唐之音,开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巅峰时代。
隋唐的音乐家多为少数民族人士,当时的音乐也多为“胡乐”。宫廷胡乐不绝,乐工咸集,华光璀璨,民间也到了“家家学胡乐”的地步。
作为集诗歌、器乐、舞蹈于一体的唐代大曲,也吸收了许多西域音乐的成分。唐代《教坊记》中记有46首唐曲大曲目,其中广为流传的有《绿腰》《凉州》《伊州》《甘州》《霓裳》《玉树**》《柘枝》《醉浑脱》等。
但自唐以后,这种交流逐渐沉寂,中原的乐舞也越来越衰微。失去了边缘的力量,中心出现了数百年的荒凉。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我想,西域的千年乐声已经印证了这一点。